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西安，马燕秦是个不起眼的离婚妇女，带着两个女儿，靠微薄的劳保金艰难度日。她曾是民生餐厅的服务员，因病辞职后，家中一贫如洗。
这个看似普通的女人，却在1983年因一桩骇人听闻的案件震惊全国。
她的家中，夜夜传出邓丽君的《南屏晚钟》，邻里以为只是跳舞消遣，谁料这背后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她的“舞会”里，又埋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罪恶？
离婚女的“舞会”生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陕西西安，马燕秦是个离婚的妇女，独自带着两个女儿，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全靠每个月那点微薄的劳保金维持。
早些年，她曾在西安民生餐厅当过服务员，那是个挺热闹的地方，顾客来来往往，她也算见过些世面。
可惜后来身体出了状况，生了病，干不动了，只好辞了工作，回家休养。从那以后，家里的经济状况就越来越糟，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那时候的西安，社会风气还挺保守，可马燕秦不一样，她不甘心就这么守着清贫过日子。她喜欢跟人打交道，家里常常传出些响动——她开始办起了私人舞会。
说是舞会，其实就是几个人聚在一起蹦跶蹦跶，但在那个年代，这种事儿已经算得上新奇了，甚至有点出格。
到了1983年5月的一天，天气已经有点暖和，街上的人开始穿起了薄衣服。
这天，惠利民接到朋友韩涛的邀请，说是要去马燕秦家跳舞。
韩涛是个壮实的中年汉子，在市政工程公司干活，平时铺路修桥，挣得不多但还算稳定。
惠利民呢，日子过得更随意些，靠在街边摆个小摊做点买卖，卖些日用品，赚点零花钱。
两人认识挺久了，关系不错，听说有热闹可凑，惠利民也没多想，就跟着去了。
到了马燕秦家门口，他们推开那扇有些破旧的木门，屋里的景象让人有点意外。
房子不大，墙皮都有些脱落了，屋里摆设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屋角放着一台老式录音机，旁边散落着几盘磁带，显然是这家唯一的“娱乐设备”。
马燕秦的一个女儿也在屋里，年纪不大，穿着朴素，正安静地待在一边。
韩涛提议跳舞，马燕秦从那堆磁带里翻出一盘邓丽君的《南屏晚钟》，为了不惹邻居不高兴，她特意把音量调得很低，低到几乎只能在屋里听清。
磁带转动的声音夹杂着歌声，四个人就在这狭小的空间里跳了起来。
屋里没啥灯，光线昏昏暗暗的，地板是那种老式的水泥地，跳起来脚步声很轻。
马燕秦领着大家伙儿晃悠，动作不算熟练，但也算有模有样。
惠利民和韩涛跟着节奏踩着步子，窗外的天色越来越黑，他们一直跳到了半夜。
跳累了，四个人也没地儿休息，索性就挤到屋里唯一的那张木板床上，横七竖八地躺着。
床不大，吱吱呀呀地响，铺的被褥薄得像纸，挤在一起倒也不冷。那晚他们就这么聊着天，说的都是些家长里短的事儿，没人提起啥出格的话题，气氛挺平常。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惠利民和韩涛爬起来，揉揉眼睛，看看这屋子实在寒酸得不行。
桌上连个茶杯都没有，灶台上空荡荡的，锅里估计也煮不出啥像样的饭。
韩涛拍拍惠利民的肩膀，说了句：“这家也太惨了，咱俩出去弄点吃的吧。”
两人凑了点钱，买了几个馒头，又加了点咸菜和一小碗稀粥，拎着这些东西回了马家。
马燕秦接过吃的，脸上露出点笑意，小女儿赶紧拿碗分着吃，三个人狼吞虎咽地解决了早饭。
吃完后，韩涛和惠利民也没多留，跟马燕秦打了声招呼就走了。
从跳舞到“青楼”的真相惠利民自从那次跳舞之后，渐渐成了马燕秦家的常客。
起初，他只是偶尔过去凑个热闹，毕竟马家离他摆摊的地方不远，闲下来走几步就到了。
每次去，马燕秦都挺热情，招呼他进来坐坐，有时还跳两曲。他慢慢注意到，来马家的人越来越多，不少面孔看着就不像正经人。
那些人里有些是当地的流氓地痞，穿着破旧的衣服，嘴里叼着烟，进门就大大咧咧地坐下，跟马燕秦熟络得很。
时间长了，惠利民才反应过来，那些所谓的舞会根本不是单纯的娱乐。
马燕秦其实早把家里当成了赚钱的工具，她靠着出卖自己和组织些见不得光的活动，换点钱贴补家用。
说白了，马家已经成了个变相的“青楼”，只不过披着跳舞的外衣罢了。
这事儿在当时可是天大的丑闻，八十年代的中国刚从混乱中走出来，社会风气正抓得严，这种行为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接受底线。
韩涛比惠利民更早看出门道，他跟马燕秦早就混熟了，不光是舞伴那么简单。
韩涛在市政工程公司上班，收入比惠利民稳定，他常带点吃的用的去马家，换取在那儿的“特殊待遇”。
两人关系越来越近，韩涛甚至帮着马燕秦招呼那些流氓分子，成了她干这行的得力帮手。
警方出手，一网打尽1983年9月，马燕秦的活动终于捅了娄子。当地派出所接到好几封举报信，说她家整天人来人往，半夜还有怪声，扰得邻居睡不好觉。
警察一开始没太当回事，以为只是普通的邻里纠纷，可举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不得不重视起来。
几个便衣民警开始暗中摸排，蹲在马家附近观察动静。
他们发现，每天傍晚后，总有三三两两的男人溜进马家，待到深夜才出来，有些人第二天早上才离开。
经过几次跟踪，警方摸清了这些人里有不少是街上的混混，还有些是附近工厂的闲散工人。
掌握了初步情况后，警察在9月中旬采取了行动，一次夜里突袭，把马燕秦、韩涛和惠利民等人当场抓了个正着。
那晚屋里还有几个外人，全被带回了派出所。
搜查时，民警在马家翻出了那个破铁盒，里面装着几百块零钱，还有些烟票和布票，算是她这些日子“生意”的收入。
案件移交到法院后，调查的细节一点点浮出水面。
陕西省志的审判志里记录得明明白白，马燕秦“长期有业不就”，把自己的家当成了犯罪据点。统计下来，她先后跟130多人发生过关系，赚了2000多块钱。
那时候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她这收入相当于几十个人一年的薪水。
更让人没法接受的是，她为了多赚钱，连自己的两个女儿都搭了进去。
她用威逼利诱的手段，逼着女儿们伺候那些流氓分子，有时是恐吓，有时是许诺给点吃的穿的。
案发时，两个女孩年纪还小，却已经被迫卷进了这桩丑事。
消息传开后，街坊邻里彻底炸了锅，过去只当马燕秦是个苦命人，谁也没想到她能干出这种丧天良的勾当。
死刑判决，公审震慑经过几轮庭审，法院最终认定马燕秦和韩涛为主犯，罪行严重，影响恶劣，判处两人死刑立即执行。
惠利民等人被定为从犯，罪责较轻，分别被判处数年有期徒刑，最短的三年，最长的七年。
判决书宣读后，马燕秦和韩涛当场表示不服。
他们认为自己只是为了生计，罪不至死，随即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上诉材料递交上去后，高级法院组织了复核。复核期间，法官重新审查了全部案卷，包括证人证词、警方调查记录和马家搜出的物证。
最终，高级法院得出结论：马燕秦和韩涛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且情节特别恶劣，尤其是马燕秦连女儿都拉下水的行为，突破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社会危害性极大。
1985年初，上诉被正式驳回，原判维持不变。
到了4月15日这天，马燕秦被押往西安市体育场，参加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公审大会。
当天，公安部门提前发布了通知，组织了大量群众到场旁听。
大会上，法官再次宣读了她的罪行和判决结果，随后她被五花大绑押上囚车，直接送往北郊刑场。
执行时，行刑人员用步枪对准她的后脑，两声枪响过后，马燕秦倒在地上，结束了44岁的生命。
韩涛的死刑也在同一时期执行，虽然具体日期没有明确记录，但作为主犯，他的结局与马燕秦并无二致，同样没能逃过枪决的命运。
这案子在西安本地引起的反响尤其强烈。
马燕秦住的那片街区，原本是个不起眼的地方，案发后却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她的邻居们回忆，过去只知道她家常有人进出，还以为是亲戚走动，谁也没往深处想。
判决公布后，许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些夜里来来往往的人，都是冲着她的“生意”去的。案子还被当作警示案例，传到了外省。
一些地方的公安部门专门拿它来说事儿，开会时提醒基层民警加强巡查，防止类似窝点在自家辖区滋生。
那时候的报纸上，还常能看到关于“严打”的社论，马燕秦的名字偶尔会被提起，用来强调法律的威严和社会的底线。
她的死刑执行，更是被当成震慑犯罪的标志性事件，公审大会的场面通过口口相传，传遍了大江南北。
参考资料：[1]肖琼.关于“严打”若干问题的思考[J].公安理论与实践（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5(1):1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