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26日，一份讣告成为了当天最大的新闻，曾经被作为农民干部典型，官至副总理的陈永贵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消息一出陈永贵的部分亲朋好友，便纷纷前往灵堂悼念。

然而，在遗体告别仪式的当天，现场却出现了一个反常的情况。

除了前国家主席华国锋亲自前来送别老友外，其余的中央领导均未露面。

是日程安排的巧合，还是另有隐情？这一现象不禁让人心生疑惑，纷纷猜测其中原委。

陈永贵的遗体告别仪式之所以会如此冷清，笔者认为和之前一段时间里全国“学大寨”的运动密不可分，这一运动几乎涉及了全国所有农村地区，对我国的农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该运动的功过是非，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仍然是一个广泛讨论的话题。

由于陈永贵在运动中的角色和贡献较为复杂，领导层对于如何客观评价他的工作得失存在一定的困难。

这种情况下，领导们为了避免引发不必要的争议，选择了不便公开露面。

在这个敏感时期，华国锋主席已经辞去了自己的职务，因此他在身份上相对自由，可以以老友和同事的身份出席陈永贵的送别仪式。

在仪式过程中，华主席并未发表任何言论，但他的沉默并不意味着冷漠。

恰恰相反，他脸上的泪痕无声地表达了他对陈永贵的深深怀念和真挚情谊。

陈永贵，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竟能够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数量庞大的国家中崭露头角，最终成为国家领导人，这一传奇经历与他在大寨村工作期间的卓越表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大寨村位于山西省昔阳县，地理位置特殊，四面环山，地形崎岖，山地占据了绝大多数的面积，可供耕作的土地资源极为稀缺。

大寨村的土地不仅面积有限，而且普遍存在着土层较薄的问题，这对于农作物的生长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大寨村的亩产只有一百多斤，这里也成了全山西最为贫困的地方之一。

在陈永贵成为村干部后，他提出了“十年造地计划”，即通过村民的集体劳动兴修水利设施，将一些不适合用作耕地的土地进行改造，同时将零散的土地整合到一起，方便劳作。

此后的十年间，大寨村村民修建了一百八十多条大坝，并将山坡上的荒地改造成了梯田。

当地的粮食亩产量也来到了七百余斤，这样的成果令其成为了山西省各地争相学习的典范。

1963年，大寨村遭遇了严重的洪水灾害，全村七百九十亩耕地中有近四百五十亩完全绝收。

而且大量农具牲畜被大水冲走，几乎所有百姓的房屋均被摧毁，大寨村十年的心血似乎就要毁于一旦。

然而，此时陈永贵却提出了“三不要”和“三不少”。

不要国家的救济粮，不要救济金，也不要周边地区的救济物资。

但与此同时，他们还要保证上交的粮食不少，百姓口粮不少，以及明年投入生产的农业资料不少，这在旁人听来无异于天方夜谭。

但在陈永贵的领导下，大寨村村民在灾后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当中。

他们用手扶起了一株株被冲倒的禾苗，并在仅剩的耕地上精耕细作，最终胜利完成了目标。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山西省内就已经出现了向大寨村学习农业发展经验的号召。

直到1964年，大寨的故事才开始传遍全国，而推动这一宣传的人正是毛主席。

1964年5月，毛主席前往邢台考察的时候，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特地赶往河北，向毛主席汇报了大寨村的发展故事，以及陈永贵带领百姓救灾的故事。

毛主席听后对陈永贵的做法深表赞同，给出了高度评价：

识的字不多，做的事情不少。

回到北京后，毛主席对于大寨村的情况十分好奇，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细节，他多次派出领导干部前往大寨村视察。

64年年底，周总理也亲自来到大寨村视察，并对他们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

在离开之前，周总理对大寨村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他提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是大寨村脱胎换骨的不二法宝。

之后，这些经验也在中央各部门的推动下被传至全国，掀起了一股农业学大寨的风潮。

周总理总结的经验，对于农村地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的智慧和远见为中国的农业改革指明了方向。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兴起，农业学大寨的运动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原本旨在指导生产的活动，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

到了1970年，中央政府更是发出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建立起“大寨县”，完全照搬大寨村的发展模式。

这种“一刀切”的命令，无疑对部分地区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因为它忽视了地区间的差异性和特定条件，使得一些地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

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农业学大寨已经成为了一面政治上的“红旗”。

不支持这一运动，就意味着反对革命，反对毛主席，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大的政治风险。

因此，各地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他们纷纷取消了农贸市场，回收了百姓的全部自留地，这些措施极大地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下降，农民生活困苦。

尽管如此，学大寨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国水利设施的建设，加强了农村地区的组织意识，这为后来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过程中，陈永贵还提出了发展机械化农业的建议，这一提议为我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

机械化农业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为中国农业的进步探索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陈永贵的政治生涯也踏上了快车道。

彼时为了塑造农民模范典型，党中央希望让陈永贵进入中央领导层。

但由于其读书太少，便在1973年将其送到北京上读书班。

完成初步学习任务后，陈永贵在此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成为了国家领导人之一。

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陈永贵更是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其位置甚至在王震将军之前。

从村干部变成国家领导人的陈永贵，对自己的能力和地位依然保持着清晰的认知。

他找到毛主席提出自己要按照“三三制”的方式工作，即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昔阳抓典型，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各地跑基层，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联系工作，这最终也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

在之后的工作过程中，陈永贵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到全国各地宣传大寨经验。

在当时的政治风气影响下，陈永贵在宣讲时有意淡化了大寨精神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部分，而是将大多数成绩归功于阶级斗争的成果，这助长了社会的左倾风气，对农村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但在政治工作中，陈永贵并没有趋炎附势站在四人帮一边，相反他在邓小平等人遭遇危机时总能挺身而出，为他们仗义执言。

虽然其发言并不能扭转局势，但也可以让人们意识到他依然是那个纯粹的农民干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农业学大寨运动也正式迎来了尾声。

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等文章相继发布，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思想逐渐被打破，社会的左倾风气得到扭转，不少人也开始对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严厉的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陈永贵退出了中央领导层，人们对于大寨的抨击也开始愈发猛烈，甚至有人开始彻底否定大寨村的建设成果。

好在邓小平等领导人对陈永贵的能力和功绩还是非常认可的，这才没有让大寨村的成果被妖魔化，也让陈永贵得到了相对公允的评价。

在陈永贵逝世的时候，邓小平安排要按照副国级的标准操持葬礼，这也说明了中央对他的肯定。

不过彼时关于学大寨运动的评价还没有尘埃落定，因此领导人们不便出席追悼会，以免背上新的“政治包袱”。

而华国锋主席此时已经卸去了职务，因此才能到现场出席。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此前的政治风波给他们造成了多大的压力，以至于十年后依然令他们心有余悸。

参考资料：

王乙入：《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陈永贵研究》，山西大学学位论文，2016年12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