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讲的道德，耳熟能详的比如孝如曾参、信如尾生、廉如伯夷。虽然觉得他们都很伟大，令人肃然，但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缺的一点儿是什么呢？就是对共同利益的考量。

曾参这个人，天天守着父母，一宿也不肯外出，为此不惜拒绝做官，从而获得了孝的美名。尾生是古代特别讲信用的人，他和一个女子约好了在桥下见面，结果她一时没有来，而突然发了大水。尾生因为有约定，为了守信用，就不跑，抱着桥柱子被水淹死了。伯夷是西周初期的士人，洁身自好，不可以漫污。他和弟弟叔齐劝周武王不要去打商纣王。

周武王不听，于是伯夷、叔齐就离开周国。他俩也没处去了，也不想吃周国的粮食，于是俩人就向北跑到首阳山，活活把自己饿死了。这就是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

曾参、尾生、伯夷听上去都让人感觉很震动和敬佩，但这都是个人道德，从功利主义的原则看，他们都没有增加什么共同利益（common good）。所以只是能感染人的一种个人美德和高贵精神。

没有利益考量——当然这说的是共同利益的考量（不是私己利益）的美德，往往也是不可持久和普及的。

苏秦被燕昭王派到齐国从事间谍使命，期间被燕昭王怀疑忠诚度，于是他给燕昭王写了一封虚拟辩论的信，论说该怎么看待和评价一个人：

“今日愿跟大王您做一番假想的对谈。假如我孝如曾参，信如尾生，廉如伯夷，那么即使有人说我如何不好，我是不是也可以无惭愧呢？

大王必说：当然可以啦。尾生抱柱而死。伯夷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不肯为武王臣子，获得了廉的高名。当然是好啦。”

“我说：假如我有这三样品行以此事奉大王，是否足矣？

“大王必说：足矣。

“我说：您觉得足矣，我则不事奉王了。孝如曾参，那就不肯离开亲人父母，不足以出差千里有益于国。信如尾生，就不诳诞，不足而益国（为国家增益利益）。廉如伯益，那就不偷窃，不足而益国。”

“王必说：难道仁义不可为吗？”（不可追求仁义吗？）

“我说：怎么不可。人没有信，就不通彻，国没有义，就不能称王。但是，仁义是用于自为的，不是为人也。自复之术，非进取之道也。我是进取之臣，不事无为之主。（如果您只想自复）臣请辞归而回到老家洛阳，回去挑着筐种地，不要辱于大王之廷了！”

“大王说：自复不够吗？

“我说：如果自复足能弄好国家，那么楚的地盘将出不了沮水、漳水（湖北省），秦出不了商於，齐出不了临淄，燕也出不了句注山。它们都是靠着不复其常（不自复，重复常规）而取得进益的。”

苏秦称伯夷等人的道德是自复之术。他说的进益，就是整个诸侯国的最大利益。他并不反对仁义，并且是称赞它的，就像我们的态度感受一样，但可行的公民美德，则必须和common good结合。这也就是道德实用主义。

在这一点上，儒家偏离了它。

文/潇水：知名历史小说作家，历史战争特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