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隆庆元年（1567年）解除了近200年的海禁算起，明朝与东南海商之间的斗争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隆庆帝开创的“开关”政策，标志着我国对外贸易迎来了新的曙光。然而，海禁政策的前期实施与成效的有限性却令人深思。
鉴于我国对外贸易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从战国时期开始，东部沿海便有与外国商人往来的贸易活动。唐宋时期，泉州、宁波、广州等地逐渐成为国际化的大港口，元末张士诚、方国珍等起义军更是利用东南沿海的海商网络来谋求发展。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对海商们采取了严厉打击措施，例如对苏州富商沈万三的流放与抄家事件便是其典型之一。他下令禁止私造船只，凡是擅自与外国人交易者，律令严苛。
然而，朱元璋刚愎自用的政策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明成祖朱棣即位，为支持郑和下西洋等需要，海禁开始松动，甚至市舶司的监管政策逐步演变出“私货”和“互市”的缝隙。这无疑带来了经济利益的变奏，许多地方商人和官方逐渐寻找到了变通的方法，东南沿海的贸易和走私活动逐步恢复和繁荣起来。
此时，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全球各地扩展殖民地，来到我国沿海地区寻找贸易机会。虽然这些活动与官方贸易规定相悖，但是由于监管的疏松，以及部分地方官员的贪腐，东海沿岸的小港口深陷走私贸易的泥淖之中。
尤其是在明朝中期，东南沿海的经济逐步摆脱了官方贸易的壁垒，走私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福建，甚至出现了专门交易走私货物的乡集，并形成了庞大的地下网络。这些活动不仅解决了海商的生计，还在相当程度上刺激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嘉靖帝在位时期，倭寇之患逐步演变成国家的心腹大患。尽管有多个皇帝采取打击走私贸易和捉拿豪强海商的措施，仍未能根治。他们不仅与倭寇勾结，甚至在福建等地形成了以海盗为基础的地方武装势力。这种情况下，明朝政府不得不挤出更多的资源，耗费大量军费和人力，进行多次围剿战斗。较著名的如横屿岛之战，实验证明艰难。
随着局势的恶化，海禁政策执行的长期失败逐渐暴露，海商与朝廷的对抗也日益激烈。明王朝遭遇财政紧张，国家财政田赋的加征和农民负担的加重，使得海商逐渐成为国家经济困境的催化剂。最终，这场历时２００年的封闭式政策，与商品经济发展的洪流相悖，未能一并形成融合发展。
由此可见，明朝近200年海禁政策的失败不仅在于外部因素的干扰，更在于内部的经济诉求未能平衡处理。隆庆帝面对的表象远远不只是简单的对外经济挑战，而是内外乱象对接弥合。
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者还是执行者，历史的教训都在告诉我们，封闭的保守措施无法稳定与发展，更无法压制不断涌动的商业欲望。不少西方经济学家的统计表明，海禁解除后，我国东南沿海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市场，直接推动了地方经济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