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正是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季节。

当月5日，台湾当局传出蒋介石因心脏病，病逝于台北的噩耗。

一时间台湾的空中弥漫出愤然、惋惜、悲叹、恸哭的气氛，台湾民众纷纷前往纪念馆吊唁蒋介石，整个台北水泄不通。

据台湾官方统计，吊唁期间，单日最高人数多达五十万人，总人次更是不计其数。

蒋介石对近代中国乃至台湾，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1948年-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退据台湾后，蒋介石仍然统治着国民党。国民党、台湾人民、蒋介石都企图着有朝一日重新统治大陆，但在1975年4月5日这天，所有梦想都随着蒋介石的逝世而宣告破碎。

国民党一位老兵听闻蒋介石去世，痛哭流涕，哀叹道：“蒋公竟然先我们而去，我们还等着蒋公带我们回大陆啊！”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国民党人重回大陆的迫切心情，也从侧面反映出国民党人对蒋介石的十足信心，认为“夺回大陆”是迟早的事情。其实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想法都是痴心妄想。

不同的派系，不同的政治目标，不同的核心思想都会对一个人物做出不一样的评价。作为知道历史结局的我们而言，应该摒除意识形态上的主观判断，以后见之明做到客观公正地评价，评价蒋介石亦应该如此。

蒋介石是继孙中山之后，对国民党实行了最长久统治的人。了解蒋介石其人，国民党是分割不开的一个绝对因素。近代史中，国民党的问题错综复杂，萦怀难释，有国际国内政治问题、有历史结构性因素、有各种机缘巧合。对于国民党，对于蒋介石的评价，只能尽量做到公平客观。

中国近代史中，国内的政治体制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就是从传统王朝政治体制转向现代党治体制。而国民党的党治，以中国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政治制度出现了。

随着漫长的封建王朝帝制崩溃，在全国各地军阀割据政权中，中国的道路逐渐向党治转型，未来的中国也逐步进入党治时代。

二、国民党改组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和1924年国民党改组，是近代中国政治史上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共产党和国民党均是“以俄为师”，但两者的结局有着迥异的差别。1924年，国民党改组完成。

这次改组通过建立并完善国民党章、党纪，标志着国民党从革命党自此转变为执政党。国民党改组的原因有很多，但改组之迫切，次数之频繁，力度之凶猛，在国民党历史中可谓绝无仅有。

1922年，陈炯明叛变，这给了孙中山当头一棒。孙中山意识到，国民党只依靠革命力量未必能成功，而只有吸纳更多的青年加入国民党，把党内制度完善才能走得更远。国民党承续着兴中会、同盟会、革命党等众多的革命力量，这股力量虽众虽多，但人员庞杂，导致国民党内部组织松懈、纪律欠严。

胡汉民曾一针见血指出国民党的疏阔简易：“国民党和国民党员之间，中央的政策下级不实施，下级更是指挥不动地方上的基层干部，国民党员更不可能去领导群众了。”

国民党此时的问题太致命，整理党务迫在眉睫，在1919年-1924的数年改进中，1924年国民党党章最终成型，国民党改组至此宣告完成。

《国民党党章》是参考1919年《俄国共产党章程》，但孙中山的改组并不像共产党那样完全参考苏俄。孙中山仅仅是从俄共那里学习组织方法，国民党信奉的主义，主要的意识形态还是“三民主义”。

孙中山认为苏俄共产党并没有三民主义更具包容性，学习苏俄的组织能力，把中国的一盘散沙组织起来才更符合中国国情，曾表示：“三民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三民主义最终更是共产主义。其中国民党的共产主义，不是指现在共产，而是在将来共产。”于是孙中山请了鲍罗廷指导国民党如何组织党员。

孙中山眼中，他并不主张一党专制，他认为一党专制和独裁并没有区别。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这让孙中山看到一党专政的强大之处。放眼世界各国，并无一党专政的成功范例，苏俄的成功实践，无疑给一盘散沙的中国带来生的希望。

李剑农在其写的中国近代政治史中，针对“法”与“党”曾预见性地指出：“以前讲“法”的问题、谈“法理”、争“法统”、“约法无上”，今后将变为讲“党”的问题、谈“党纪”、争“党统”、“党权至上”了。”

其中向苏俄学习的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组建“党军”。护法时期，孙中山也曾有过建立自己的党军的想法，但当时在军队中仅靠宣誓入党，这并不能保证“党军”效忠孙中山及国民党。最后以陈炯明的叛变而告终。于是孙中山转而汲取教训，学习苏俄红军的建军经验。

苏俄红军的成功特色在于政治组织层面，将党组织细胞置入军队各级系统之中，军队中设置党代表，党也就能深入军队基层，同时还能制约军事长官的权力，即所谓“支部建在连上”。

1924年，在苏俄的援助和指导下，国民党便从黄埔军校入手，选拔了一大批富有政治热情，能快速接受孙中山以及国民党政治理念的青年。黄埔军校恰到时机地出现，让全国壮志未酬的青年踊跃报名，这也为国民党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军官。这群人也开始在未来中国的道路上发光发热，甚至因为他们的存在，中国未来的命运也被左右其手。

“党军”一经建立，与传统军阀相比，立马显现出了其先进的组织性以及巨大的威力。“党军”建立后迅速便统一了广东全省，很快又誓师北伐，国民党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几年内便消灭了各地大小军阀，国民党政府也至此统一了中国大陆。

因为国民党政府的改组，“党军”的建立，“党军”发挥的巨大威力，而直接接触并掌握“党军”的蒋介石，也从此迎来了命运的眷顾。

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时，其政治地位并不高。前有胡汉民、汪精卫早已闻名的政治人物，又有许崇智、廖仲恺等人虎视眈眈，而蒋介石还默默无闻。直到1926年，“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的竞争对手相继离去，其本身也依靠这次事件接替汪精卫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两个月后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崛起随之而来。

蒋介石依靠“中山舰事件”巩固权利与地位后，开始誓师北伐，一路上势如破竹，“北伐战争”也从此让蒋介石名声大噪。掌权后的蒋介石便开始为自己的政治道路做规划。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后，共产党依靠自身意识形态上的强势宣导，使国民党青年纷纷转党，甚至偷偷加入共产党。

共产党以口号为意识形态领域宣传方法，其中“左派”、“右派”、“左倾”、“右倾”，一下子演变为人尽皆知的政治理念。中共还把国民党与共产党做比较，说国民党是社会革命过渡阶段，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才是社会的最终革命。现在是国民党的天下，将来是共产党的天下。中共的这番预见性的话语一出，顿时引来了国民党青年的青睐，纷纷“易主”。

依靠意识形态上的宣导，共产党从一个小党，在短暂几年间成长为了令国民党都惧怕的党派。1926年蒋介石整理党务，要求中共将共产党员名册交给国民党中央，最后中共没有提交。国民党员秘密加入共产党令国民党十分不安，他们觉得自己在明处，对方在暗处；国民党的秘密一览无余，而共产党的人有多少，自己一点底细都不知道。

蒋介石曾感叹：“究竟哪儿个是真正的党员，哪儿个是跨党的党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

三、以军治党

1927年“四一二政变”，蒋介石肃清共产党，以此恢复国民党的正常党纪，而驱赶共产党。政变后，蒋介石为夺回意识形态高地，宣布禁止使用“左派”、“右倾”等怪名词。至此“国共第一次合作”宣告破裂，但国民党并未因此而迹象好转。据当时《中央日报》报道：“各地的党务今日改弦，明日更张，停顿的停顿，攘夺的攘夺，完全沉入阴晦悲观的景象中。”

共产党深入骨髓地渗透将继续左右着国民党青年的思想。蒋介石也曾感叹：“共产党“左派”等名词，如符魇，使本党同志瘫痪而退。”足以见得共产党的组织运作技巧给蒋介石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蒋介石也深知国民党之组织力远不及共产党。

自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之间展开了相当长时间的明争暗斗，最终以蒋介石手握中国大部分军权而告终。蒋介石是一个有着军人迷恋情结的军人。他的政治理念就是“以军治党”，这和后来毛泽东总结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有异曲同工之妙。

蒋介石曾还有过“新生活运动”的举措，也即是社会军事化，他宣称：“新生活运动就是使全国人民能够彻底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蒋介石认为，如果全国人民都能像军队一样组织一样，那么中国就有了坚不可摧的组织。

“以军治党”的理念自始至终贯穿着蒋介石的权利巅峰生涯，包括1932年蒋介石再次整饬国民党时，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也是借靠军队去实行。

对军人的过分迷恋，恰恰使蒋介石忽略了党治的意义。“以军治党”本身依靠的就是党在军队中的渗透，本应该是“以党治军”的关系被颠倒过来。这也是国民党后期党内腐败，中央政府渗透不了地方，党员不听指挥，最终导致国民党政府一步步被共产党钳制。

1947年，国民党党员总数超1000万人。但1948年就直线下滑至132万人，兵败如山倒，大多数党员都脱离国民党，谋寻自己的出路去了。国民党此时已如风雨中的枯叶，虽还占据着半个中国，但早已“先天下亡而亡”了。

毛泽东曾评价蒋介石：“他怕事得很，不过是个草头将军而已。”周恩来曾和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共事过，也对蒋介石做出过评价：“论战术他不行，讲谋略他可以。”

从某种意义上讲，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是异军突起的一匹黑马，他的成功既靠谋略，也有相当的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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