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的热搜榜，突然出现了这么一条：“西安街头遇大群外国人似在国外”。

具体情况是：这天有人在西安的街头等红绿灯时，突然看见一群老外浩浩荡荡地“招摇过市”，于是纷纷录下视频，还感慨“感觉自己就像在美国一样”。后来据证实：这其实就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外国旅游团而已。

开始看到这个标题时，我的反应是“就这也能上热搜”？看完内容后，我的反应是“就这也能上热搜”？

因为类似的场景，在西安的建城史上一点都不新鲜。一千多年前的“东土大唐”，就是整个亚洲的文化、交通和经济中心、是无数外国人“朝圣”的目的地，“万国来朝”的场面和声势，比现在要不知大出多少倍。

根据《旧唐书·儒学传序》所载，唐朝贞观年间，“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终有唐一代，这样的盛景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这是一座城市文明、富饶、开放与自信的最直观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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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期，四面八方的外国人纷纷削尖了脑袋往只有八十多平方公里的长安城里挤，并非都是来旅游的。当年的“国际友人”们之所以不远万里跋山涉水而来，多半都有着更重要的任务，比如：留学。

派遣留学生入唐留学，是周边各国与唐朝文化交流的最主要方式。一千年前的东亚文化圈中，长安作为唐帝国的首都，理所当然地处于C位，从制度到法律，从文学到艺术，从科技到经济，无一不是当时世界的最顶流。外国人的潜意识中，想要实现全民奔小康，最简单的操作就是抄唐朝的“作业”。

于是，各国留学生们满怀着对先进的华夏文明的向往，远渡重洋，前来虚心求学。而鼎盛时期的大唐，奉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信条，海纳百川，对于异国学子们也是竭诚以待，毫无保留。

日本遣唐使船复原模型（图：环球网）

东边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尤为其中最狂热的代表。据日本学者统计：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二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前前后后一共派出了19次遣唐使团，几乎贯穿了整个唐朝，每批使团的人数都在百人以上，最多的甚至超过500人。

这和当代年轻人都想去美国留学的本质是一样的，唐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就近似于现在的美国。当然，和现在要去美国得先考托福一样，来唐朝留学，也是要经过近乎严苛的层层选拔的。

从日本来唐朝的官派留学生，几乎都是各路“大学霸”，不是贵族子弟中的优等生，就是出身名寺庙的大学问僧。如空海这样的有道高僧，都差点没能通过“入学资格考试”。隔壁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对留学名额的控制更为严格，每批留学生人数最多的不过12人，而且大都是王族子弟中的佼佼者。他们都是抱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心思来中国的，像如今那种花钱去国外混个“水硕”、镀个“海归”的金的不学无术之徒，在当时压根不存在。

另一方面，大唐对于留学生的考核也十分严格：来我大唐者，一律以诚相待，但如果阁下水平不够，那就“并勒还蕃”，走好不送，不会对你有什么特殊优待。日本著名书法家，在日本国内被推为“三笔”之一的橘逸势，就因为汉语水平不过关，被“劝退”回国了。

盛唐的外国留学生中，最优秀的代表是两个日本人——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前者主修经史和文艺，在长安近20年间，他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算术历法、礼乐制度学得滚瓜烂熟，并把这些先进文化带回了日本，相继被天皇任命大宰大贰、大纳言、右大臣等职务，是日本史上仅有的两位学者身份的高官之一。

而阿倍仲麻吕的经历，则更为传奇。

阿倍仲麻吕（图：网络）

唐朝科举制度中，有一项是专门为留学生开设的，称为“宾贡科”。参加“宾贡科”考试合格者叫“宾贡进士”。第一个考中“宾贡进士”的，就是阿倍仲麻吕。

阿倍仲麻吕于开元五年（公元717）随第八批遣唐使团来到长安，从此“慕中国之风”而不再离开，他给自己取汉名为“晁衡”，长留大唐。成为历仕玄、肃、代宗的“三朝老臣”，官职最高做到过政秘书监兼卫尉卿，甚至还当过唐玄宗太子李瑛的侍读。

秘书省负责的是国家的藏书，卫尉卿掌管武器、仪仗等的供应，侍读的工作则是为皇子授书讲学。阿倍仲麻吕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竟然能身兼国家图书馆馆长、武装部部长和太子的老师这些机要职务，可见其才华之高，也反映了盛唐的开放和包容。

最绝的是：由于阿倍仲麻吕名气之大和身份的特殊性，他在天宝十二载（公元753）被唐玄宗任命为唐朝回聘日本使节——划重点：不是日本来唐朝的使节，而是唐朝出使日本的使节。大唐任命一个日本人代表自己出使日本，如今的国际交流，几乎已经见不到这样的开放和大气了。

只是阿倍仲麻吕的回国之旅并不顺利，途中他的船队遭遇海难，漂流到了驩州，这个地方已经在越南境内，但当时还是大唐的国土。于是几经辗转后，阿倍仲麻吕最后还是又回到了长安，并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时光。

如今，在西安的兴庆公园和日本奈良，还各有一座阿倍仲麻吕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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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繁盛，成了周边其他小国和民族极力“巴结”的对象。据《唐六典·尚书礼部·主客郎中》记载：“凡四蕃之国经朝贡之后自相诛绝及有罪灭者，盖三百余国。”当时与唐朝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巅峰时期达到了300多个。

当然，这一记载可能有夸张的成分，这些国家也未必都有完善的国家体制，有些很可能就是一个规模很小的部落。但来“朝贡”的国家数量很多，肯定是不会有错的。

唐朝设置有鸿胪寺、礼宾院等机构，其职能类似于现在的外交部，专门负责外事接待、民族事务管理等工作。鸿胪寺的故址就在现在西安城墙含光门的东侧，如果有人“逆穿越”到唐朝，就很有可能在含光门附近看到热搜榜上“街头大量外国人，还以为是出国了”的画面。

来向大唐朝贡的藩属国，他们带到长安的除了当地特产之外，还有各种外国的文化。这些外国文化的闪光点有很多都融入了唐文化，并与其无缝衔接，甚至一度成为主流，连皇帝都未能免俗。曾经创作了名曲《霓裳羽衣曲》的音乐家唐玄宗，就对“大食调”（阿拉伯音乐）情有独钟，在他的推动下，《秦王破阵乐》《英雄乐》等开元天宝年间的“主旋律”，都借鉴了阿拉伯音乐的风格；还有唐僖宗李儇，按正史的记载，他是个平庸无能的极品昏君。但在阿拉伯学者哈桑的《琐记》里，却记载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唐僖宗，称他在接见阿拉伯使者时，高谈阔论、纵横四海，对阿拉伯、突厥、印度、希腊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俨然一位“国际问题专家”。

《霓裳羽衣曲》（图：网络）

哈桑所记固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反映出的大唐的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对外政策，却是实打实的。

最高统治者都如此有“国际思维”，大唐的文化交流，其来者不拒、博采众长自然可想而知。大唐的长安街头，只怕比现在更像是“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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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们扎堆往长安跑，除了文化交流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目的——经济交流。

毕竟，如前所述，留学只是少数贵族和学霸的特权，朝贡则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活动，能在大唐进入权力中心、当上“国家公务员”的更是凤毛麟角。更多的外国人在长安，基本都是经商或从事各种服务性工作。

大唐西市（图：网络）

在开放政策与理念的推动下，唐朝商业十分发达，进出口贸易、商旅往来都非常频繁。除了以国家名义来唐“朝贡”的官方商团外，大部分都是民间商人，他们其中很多人不仅在长安经商，还在此安家落户、娶妻生子，就此扎根在唐朝。当时的“大唐西市”，是这些外国商人们最主要的活动场所。

大唐时期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包括东亚的新罗、日本，中亚的波斯、大食，欧洲的罗马、巴尔干半岛诸国以及印度和东南亚各国等，完全称得上“世界贸易一体化”。唐朝鼎盛时期，留居长安的“胡人”有近5000家。

“胡商”们的经营范围非常之广，几乎囊括了所有行业。在唐朝，你可以在长安西市买到珠宝、金银器、玻璃制品等“进口潮玩”；在街头看到大象、鸵鸟、狮子等动物表演；买到葡萄、石榴、西瓜等西域的水果和来自波斯、罗马、非洲一带的香料......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市场都没有如此丰富的供货。大诗人李白就是这些“胡商”店铺的老主顾，还留下过“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的名句。

唐代的各类传奇小说里，“胡商”的身影也时常出没。如裴铏的《昆仑奴传》中就讲述了一个机智勇敢、义薄云天的“外来务工人员”昆仑磨勒的故事。记载有唐一代史料的《旧唐书》，详细描述了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建筑风格。还有唐朝地理学家贾耽绘制的《海内华夷图》，以“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的比例尺，通过“折率法”精确绘制了亚洲大陆的全景，是世界上最早的亚洲地形图。

《海内华夷图》（图：网络）

只有你不知道的，没有大唐不敢收的，出现在唐朝长安的“歪果仁”们，他们有些人是从多远的地方来的，只怕你都不敢想象。比如自称来自距离长安一万五千里的“北海之北”的“流鬼国人”，于贞观年间来到大唐朝贡，其中还有人当上了大唐的“骑兵团团长”（骑都尉）；还有“流鬼国”北面的“夜叉国人”，他们居住的地方三面环海，喜欢捕食海象；此外还有“骨利干人”，据说住在“冰海”，那里的特点是“煮羊脾未熟，天即明”。

如果用现代的地理知识来考证，那么“流鬼国人”、“夜叉国人”和“骨利干人”分别来自于现在的堪察加半岛、楚科奇半岛以及北极圈内的西伯利亚——所谓条条大路通长安，此言非虚。

想要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仅要看得远，更要看得准，大唐的长安，这两点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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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突然登上热搜榜的“西安街头的大群外国人”，居然能让人感到新鲜，并且还成了热门话题。其实想想也觉得没啥可大惊小怪的，要知道，在我们的祖先眼里，这就是司空见惯的事。

4月21日，西安街头的外国旅行团（图：今视频）

再说，西安作为世界知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既是旅游胜地，又是美食之都，哪个人不想来看一看？外国人在这里出没难道不是很正常吗？真值得上个热搜吗？

或许，是因为西安已经远离了世界中心太久。现在的西安人，对一去不返的“大唐雄风”心中始终还藏着一丝执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