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人鼠大战40年”，千万亩草原遭殃，为何至今仍无好转？

2024第N种回顾方式 

在青藏高原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有一个长期困扰着当地人的难题，那就是草原鼠害。

引发草原鼠害的不是我们平时所见的普通老鼠，而是一种名为高原鼠兔的小动物，如果单纯从外表看，这是妥妥的“萌鼠”。

抖动着小肥臀跑跳结合，三五成群小心觅食，这就是高原鼠兔，圆耳朵大眼睛，一副萌萌哒的模样，根本无法将其和人人喊打的老鼠联系到一起。然而，它们庞大的数量对草地造成严重破坏，经济损失高达数十亿元。

“人鼠大战”持续已逾几十年，至今还是毫无好转，到底该如何控制这些草原的破坏者？

高原鼠兔喜欢打洞，这既是它们生活和抚育后代的地方，也是它们储存食物防御天敌的依靠。作为一种食草类动物，高原鼠兔在打洞的同时，还喜欢食用草根草叶。

它们在草场退化的地方打洞，成片的鼠兔洞让草原伤痕累累，严重影响草皮生长。再加上鼠兔啃食，造成更严重的草场退化。

除了影响草皮生长外，鼠兔洞还会产生额外威胁，马蹄踩到被鼠兔打过洞的地方，巨大重量很容易导致地面下陷，不但影响牧民骑马放牧，还容易导致马失前蹄出现事故。

除了高原鼠兔，还有一种高原鼢鼠，也是破坏草原的小能手。它们视力很差主要依靠嗅觉生活，堪称“造穴专家”。

它们热衷建“豪宅”，这个迷宫般的地下洞穴，包括储粮间、卧室还有娱乐的地方，甚至还包括厕所。

也不知鼢鼠从哪里学的，修的厕所可能比南亚“三哥”家的都多都好。人比人气死人，这鼠比人有时候也能气死人。

鼢鼠的一座“豪宅”，掏空了地下很大一片区域，在地面上则会形成一座沙土堆。在一处鼠害现场，最高的一座沙土堆高达半米。

松软的沙土，被风一吹就刮得到处乱飞，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草皮根本无法正常生长，这又进一步加剧了草原荒漠化问题。

青藏高原以及临近的四川境内部分草原，还有内蒙古的草原，都面临着巨大的鼠害压力。有些地方甚至人鼠斗争几十年，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依然无法彻底遏制鼠害。

四川甘孜州石渠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川青藏三地交界处，这里有着典型的青藏高原草原环境，同时也深受草原鼠害威胁，鼠类破坏草场传播疾病，严重影响当地农牧业发展。

石渠县平均海拔4526米，总面积达2.52万平方公里，是四川面积最大的县，也是四川地区鼠害面积最大的县。

2021年统计数据显示，该县有天然草原3100万亩，其中遭到鼠害的有2076万亩，重度鼠害面积达1600余万亩。这意味着全县超半数的草原遭遇严重鼠害。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四川西北草原就陆续出现鼠害，到90年代初，近10年时间里有4000多万亩草原被认定为严重鼠害，而四川草原面积一共3亿多亩。

这些遭遇严重鼠害的草原，集中在甘孜、阿坝等高海拔地带，其中甘孜石渠县表现尤为严重，鼠害面积占全川的40%左右。

石渠县的鼠害治理，也是从80年代开始，至今已经超过40年。这期间有时“鼠进人退”，有时“人进鼠退”，双方始终处于拉锯状态中。

畜牧业是石渠县的支柱产业，鼠害爆发后，造成了大面积的鼠荒地，这种区域寸草不生，畜牧业生产力大幅下降。

从1982年到1992年这10年间，鼠荒地面积从零开始，一直到占全县可利用草地面积的9%。

牦牛也从1980年的105万头存栏量，减少到1993年的77万头。鼠类对草场的危害可见一斑，一些牧民甚至到了无牧可放的境地。

石渠县蒙宜乡蒙格村，因为鼠害猖獗导致周边草地退化，高原草甸变成了寸草不生的黑土滩，30多户村民不得不搬离原来的村落，直到10多年后控制住鼠害，才陆续又迁回来。

几十年来，石渠县每年都要开展大规模的灭鼠行动。每当冬季来临，数百当地人就在县林草局草原站技术人员带领下，分成不同的小组参与灭鼠。

这是一场持续40多年的拉锯战，很多区域都经历着治理、反复、再治理的过程，但草原鼠群的数量也呈现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始终无法有效控制在无害化的水平之下。

通过人类干预，依靠拌着生物药剂的饵料而控制鼠类数量，其实也只是目前的一个权宜之举。防治草原鼠害是一个系统性的生态工程，不能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是草原先退化引发鼠害，还是鼠害发生导致草原退化，这本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解问题，不过两者相互推动却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在技术人员看来，恢复草场的草皮覆盖率和减少鼠类数量，两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事情，互相配合好了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自20世纪80年代，草场出现鼠害以来，当地就开始通过投放化学药剂的方式来控制老鼠数量，不过这样的防控手段，留下的药物数量和对生态的影响根本无法评估。

有一些药剂可能被老鼠吃了，但还有一些可能会被草原上的其他动物误食，其中就可能包括鼠类的天敌。在灭鼠的同时又消灭了其天敌，最终效果并不理想。

到了90年代，当地逐渐摒弃用毒饵控鼠的粗暴方式，改成使用生物药剂。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其他草原动物的危害，治鼠效果稍有起色。

另外，当地还采用气体爆破、布设陷阱等物理手段，进一步诱捕鼠类控制其数量。同时，还通过多种方式尝试帮助鼠类的天敌恢复族群数量，通过食物链来控鼠。

当地人在草原上架设T型架，帮助老鹰繁衍生息，同时还引入狐狸等多种高原动物，通过增加这些动物的数量，来实现控制鼠害的目的。

不过想法很美好，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始终都没能完全控制住鼠害，当地鼠类数量依然存在着“反弹规律”。

“缺乏综合性的治理举措，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显然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四川省林业科学院副院长周俗介绍，过度放牧才是导致鼠害高发的重要因素。

当地大量的牦牛等养殖动物，给草场带来了巨大压力，得不到足够休养生息的草场，逐渐发生退化。退化后的草场就引来鼠类加剧鼠害。

落实禁牧、轮牧制度，通过人工种草恢复植被，确保草场保持良好的长势，就杜绝了鼠害爆发的外部环境，然后再辅以生态手段，最终实现控制鼠类数量减少鼠害的目标。

草场鼠类引发鼠害，很多人的认知中，只要把鼠类全部消灭干净了，鼠害自然也就能轻松解决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对人类经济发展而言，才会有鼠害一说，实际上各种鼠类也是草原生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一片草地上，鼠害造成的大于治理成本时，这才是需要治理的鼠害，否则就没有治理的意义。

石渠县在治理鼠害的过程中发现，一亩草地中的鼠类不超过2只时，这样的数量对草场来说是有益的。

此时鼠类的盗洞可以起到帮助草场松土的作用，鼠类的存在也能维持草场的生态链稳定。草原治鼠不是把老鼠消灭干净，而是要维系整个草场的生态平衡。

为了形成一个简单易行的评判标准，国家曾专门出台过指导意见，具体到一公顷草地超过300个鼠洞，就被判定为严重鼠害，后来这一标准调整为360个鼠洞。

在治理鼠害的过程中，这一标准具有指导意义，但面对复杂的草原生态系统，这一标准又过于简单，失去了参考意义。

草原治鼠是一场持久战也是一场智慧战。简单粗暴的处理方法根本行不通，也许一时有效果，但长久来看必定是得不偿失。

就如最初时人们使用化学药剂对付鼠类一样，在减少了鼠类数量的同时，也使大量鼠类天敌遭到误害，最终并没能达到控制鼠害的目的，而且还给后续治理增添了麻烦。

尊重自然、保护生态、健康发展，通过科学合理的治鼠手段，既控制住鼠类的数量，又不至于引发新的生态问题，寻找人类和鼠类和谐共存的平衡点，实现草原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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