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诞生之初，我党捕获了九百余名国民党战犯和特务。为了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并改善国际环境，我党采取了“一律不杀，分期释放”的特赦政策。

毛主席曾明确表示：“我们一贯主张优待俘虏，杀害俘虏向来名声不佳。”基于这一原则，1959年，首批战犯获得特赦出狱。

然而，这并非毛主席首次运用特赦权力。早在1955年，他便下令释放了一名特殊的女囚——黄慕兰。

黄慕兰，1907年出生于一个充满书香气息的家庭。其父黄颖初不仅是谭嗣同的同窗好友，更在辛亥革命后成为黄兴、蔡锷等革命家的老师。

他交往广泛，与众多民国政坛人物有着深厚的友谊，因此在浏阳地区享有崇高的声望。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黄慕兰，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思想先进。在周南女校求学期间，她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成为当时新女性的杰出代表。

年少时的黄慕兰深受《列女传》的启发，立志成为一名女革命家。

在周南女校的学习经历让她受益匪浅，期间她大量阅读进步书籍和简报，并于1926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她的地下工作生涯。

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她掌握了多项特工技能。1928年，她被派遣至上海，担任中央委员会的机要秘书。

在上海工作期间，黄慕兰经常以名媛的身份与各界政要交往，这为她提供了极佳的掩护。

1931年，顾顺章叛变，当时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不幸被捕。我党迅速组织营救行动，周恩来总理找到黄慕兰，希望她能协助营救关向应。

幸运的是，关向应当时使用了化名，并未暴露真实身份，而顾顺章对此并不知情，这为我党的营救行动提供了契机。

黄慕兰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寻求上海著名律师陈志皋的帮助。她希望通过陈志皋的父亲在上海司法界的影响力来达成营救目的。

在陈志皋的安排下，黄慕兰与陈父见面。凭借出色的谈吐和显赫的家世背景，她给陈父留下了极佳的印象。

陈父不仅邀请她担任自己女儿的家庭教师，还收她为“义女”。在与陈父建立了一定的关系后，黄慕兰巧妙地提出了一个远房亲戚被误抓的事情。

陈父爽快地答应帮忙，并由陈志皋出面安排与典狱长的饭局。然而，尽管典狱长一口答应释放，但事情却迟迟没有进展。

周恩来总理担心事态生变，催促黄慕兰加快进度。黄慕兰直接向陈父表达了担忧，陈父愤怒之下亲自与典狱长交涉。

最终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书记官的不配合。于是，陈志皋奉命送上厚礼，关向应终于得以重获自由。

关向应是我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120师政委，与贺老总并肩作战，可见他在党和军队中的崇高地位。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关向应在长期的战争岁月中积劳成疾，于1946年病逝。在临终之际，他仍念念不忘黄慕兰的恩情，向组织请求善待她。

黄慕兰在营救关向应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而她所营救的革命领导人并非仅此一位。

在积极营救关向应的同时，一天黄慕兰与陈志皋在咖啡馆闲谈时，偶遇了陈志皋的一位同学。

在交谈中，这位同学无意间透露了又抓获了一名共产党重要人物的消息。虽然对方并未提及叛徒的姓名，但黄慕兰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对细节的捕捉，判断出是向忠发发生了叛变。

她表面保持镇定，内心却焦急万分。借故离开后，她迅速将这一重要情报上报给了上级潘汉年。

潘汉年立即通知周恩来总理等人转移。当国民党特务前来搜捕时，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已经安全撤离，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为了方便开展特工工作，黄慕兰选择了脱离党组织，并与陈志皋结为连理。婚后，他们育有四个子女。

然而，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陈志皋却抛下妻儿独自逃往香港。新中国成立后，黄慕兰以民主人士的身份积极参与居委会和救济会的工作，并在1951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像黄慕兰这样杰出的特工本应得到优待，但在1955年，她因卷入“潘杨案”而被捕入狱。毛主席得知此事后亲自签署特赦令予以释放。

周恩来总理也为她作证：“她曾经救过我的命。”然而不久后，她再次因叛徒一案被捕入狱，直到1980年才得以昭雪平反。

此后，黄慕兰留在上海政府担任参事职务，离休后移居杭州安度晚年。2017年，她以110岁高龄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