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鼎”如今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是镇馆之宝之一。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下地干活，挖出一尊青铜器，有一尺多高，六十多斤，大口圆腹，双立耳，三蹄足。这就是“毛公鼎”。

古董商闻风而至，以白银三百两买下，带到西安，卖给了古董商苏亿年。而后一百多年间几度转手。

毛公鼎

苏亿年与他的哥哥苏兆年，和北京的金石学家、翰林院编修陈介祺交往多年。三秦之地出土了重要器物，苏家兄弟都会及时告知陈介祺。

咸丰二年（1852），苏亿年将这件青铜器带到北京，陈介祺鉴定后，认为这件青铜器造型浑厚凝重、饰纹简洁古雅，应该是铸造于西周晚期。

鼎内密布五百字铭文，内容大意是说：

周宣王即位之初，重用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大小政务，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传示“子子孙孙永宝用”。

于是，陈介祺将这件青铜器命名为“毛公鼎”，并花了一千两银子，从苏亿年手中购得此鼎，悄然运回山东潍坊老家，秘不示人。

毛公鼎拓本

毛公鼎铭文是西周青铜器中字数最多的，其书法是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笔意圆劲。陈介祺擅长墨拓技艺，拓制了毛公鼎铭文流传于世。

两江总督端方喜欢研究金石学，搜集青铜器。陈介祺病故后，光绪二十八年（1902），端方派人找到陈介祺的后人，以为光绪皇帝献寿的缘由，出资一万二千两银子，强行买走了毛公鼎。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端方被革命军处死。端方的后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带到天津，以八千元的价格抵押在一家由俄国、法国与清廷合股组成的银行——华俄道胜银行。

毛公鼎

此后多年，曾有日本、英国、美国等国的藏家想从华俄道胜银行赎走毛公鼎，端方后人都没有同意。

1926年华俄道胜银行总行因证券交易失利而破产，在华分行停业，所发行巨额纸币皆成废纸。这个时候，英国记者辛浦森出五万元向端方后人购买毛公鼎，端方家还是没同意。后来，天津大陆银行董事长谈荔孙出面，将毛公鼎转押到大陆银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扑朔迷离。北平图书馆将敦煌写经、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舆图及部分珍贵的西文书籍装箱后，也存放到了天津大陆银行等较为安全的地方。

1932年9月4日上海《申报》载文：

“……毛公鼎尤为稀世之珍……最近始为叶恭绰等集股赎回，本息共用洋八万元，现在收藏于天津。”

这是当时关于毛公鼎去向的较为准确的信息。

叶恭绰

叶恭绰是广州番禺人，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曾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他花费大量财力，收藏了大量古籍文物、稀世珍宝，除了毛公鼎之外，还有王羲之《曹娥碑》、王献之《鸭头丸帖》、张纯修《楝亭夜话图》等珍品。

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叶恭绰准备到香港避难。临行前，他秘密将七大箱文物寄存在上海公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毛公鼎就在其中。

1940年，叶恭绰的姨太太潘氏为了侵吞叶恭绰的财产，向法院提出起诉，并向日本宪兵队告密，说毛公鼎其实就藏在上海。

叶恭绰与友人

叶恭绰闻讯后，急忙跟侄子叶公超联系，让他去上海，想办法保护毛公鼎，决不能让毛公鼎落到日本人手里。谁料叶公超刚到上海，便被日本人逮捕。

叶恭绰无奈之下又生一计，造了一只假毛公鼎，派人偷偷带到上海，交给日本人，日本人放了叶公超。叶公超带着真正的毛公鼎，秘密逃到香港。

不久后，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又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送回上海，由军统派人保管。抗战胜利后，上海成立毛公鼎保管委员会，叶恭绰被聘为委员。

叶恭绰为保护毛公鼎而造假的事件，被称为“史上最正义的文物造假事件”，受到国内外仁人志士的交口称赞。

而后，毛公鼎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在“中央博物馆”，后来辗转又南迁至台北。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建成，毛公鼎成为镇馆之宝，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永不更换。

毛公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