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历史上有件大事，那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事儿前后持续了20多年，在一代人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子。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又冲破了禁锢。他马上调整政策，把下乡知青回城还有就业的问题都给解决了。就因为邓小平这一系列得力的做法，这个运动产生的社会问题才顺利解决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普及教育这块下了很大功夫，成绩那是相当亮眼。不过，当时教育这事儿没什么计划性，就导致中小学毕业生的比例严重不平衡了，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升学的时候，那压力一下子就变大了。
1955年，毛泽东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后，城镇知识青年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规模迅速扩大，慢慢地就形成了一股大潮。
中央一开始的想法是，让这些城镇知识青年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主要安排到国营农场或者生产建设兵团。可实际上，农场能容纳的人数有限，这么多下乡知识青年根本安置不下。于是，中央就一直在琢磨，这么庞大的知识青年队伍到底该安置到哪里去？
就在那时候，浙江省嘉兴县探索出了一条新途径。1962年，这个县为了应对全县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状况，动员并安置了差不多一万名城镇知识青年下乡插队，效果还挺好的。
1963年5月，浙江省嘉兴县委写了个《关于动员城镇人口下乡插队的报告》，然后中共浙江省委就把这个报告向全省批转了。省委还说：“那些在城镇住了很久的人，让他们到农村去插队，这事儿能行得通不？到了农村之后，他们能不能在那儿扎下根来？嘉兴县委的报告，对这些问题都回答得特别好。”
浙江省委的这份报告递到中央之后，邓小平对其印象特别深刻。
他跟谭震林副总理讲：“嘉兴县那种一个生产队安置几个学生的工作干得可棒。这些学生，传播文化科学知识的时候能发挥作用，经过锻炼，在政治方面也能发挥作用。所以，得跟干部、青年学生还有社会群众都讲明白，插队这种安置形式可是体现多、快、好、省总路线的。浙江嘉兴县在这事儿上可做出了好榜样。”
1963年6月29日，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开了个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主题就是探讨能不能插队以及怎样把插队工作搞好。
会上，邓小平提出了“以插队为主要方向”的安置办法并作了汇报。周恩来听后表示：“小平同志的这个提议我是赞成的。往后的安置方式，插队得是主要的，安排到农、林、牧、渔场是第二位的。这么做投资少，收效大，才能够真正把勤俭办事业的精神贯彻下去。”
1964年1月，在中央书记处讨论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会议上，邓小平指出：事实表明，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以插队这种方式为主是行得通的。这种方式花费少，能解决众多人口的问题，不但给城镇青年就业开辟了一条新途径，而且对推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有着积极意义。
会议刚结束没多久，中央就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邓小平提出的“以插队为主要方向”的安置方法，最后成为了中央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
统计数据显示，在1962年到1979年这段时间里，全国城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76.48万人。这里面插队的知青数量是1282.21万人，这占了所有知青数量的72%。
这么看来，邓小平提出的“插队”这种方式，在安置下乡知青这件事上那可是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1968年，辽宁有19个知青代表，在一些人的指使下，弄出了一封叫《向“拔根”复辟的罪魁祸首邓小平猛烈开火》的公开信。信里说知识青年只有去农村才算是干革命，要想坚持革命就得在农村扎根，还指出党内存在一个专门对知识青年“拔根”的“资产阶级”，而这个的罪魁祸首就是邓小平。
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地被叫停之后，城市里的待业青年没活儿干了，这就引发了一堆社会问题。好多城市里，待业青年纷纷集会、游行、请愿，当时的社会稳定被严重影响了。
在这之前，这些待业青年就业问题的解决方式是动员他们上山下乡，去搞农业生产。
邓小平清楚地认识到，要解决知识青年就业问题，根本的办法就只能是持续深入地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唯有改革，才能够解决这个矛盾，达成安定团结的局面。
1977年7月17日，中央批准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这就意味着邓小平的所有职务都要恢复。
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之后，主动跟中央表示，科技和教育工作由他来抓。
刚复出没多久，1977年8月8日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他就做了著名的“八八讲话”，还专门把教育部负责人找来，研究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事儿。
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跟教育部负责人谈话的时候就讲了：“今年得下狠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里直接招考学生，别再搞群众推荐那一套了。从高中直接招生，依我看，这可能是早点出人才、早点出成果的好法子。”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里还提到，“为啥要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里招收大学生？道理特简单，就是学习的连续性不能被中断。实际情况表明，应届高中毕业生劳动两年之后，之前学的知识丢掉一半了，时间也浪费了。……招生主要就看两条，一是本人的表现，二是择优录取。”
怎么解决科技人员后继无人的情况？那就是对高等教育现在的招生制度进行改革，马上恢复文化考试。
在这之前，全国高校招生一直用的是考生自己报名、群众推荐、领导审查、学校复查这种办法。瞅见大家对这种招生方式特不满意，邓小平就问坐在旁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把高考恢复了，还赶趟儿不？”
刘西尧略一思索，说道：“招生推迟半年的话，还赶趟儿。”邓小平一听，立马就拍板了：“既然今年时间还够，那就痛痛快快改！把之前写的招生报告撤回来，按照大伙的意见重新写。今年就铁了心按要求招生，招来的学生得合乎要求。”
邓小平当场敲定的这个决定，让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好多与会者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才过了不到两天，整个北京城就都知道这个消息。好多人兴奋得抱在一起哭，立马就踏上备考的征程。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国家打算恢复那已经停了11年的高考。所有上山下乡的、回乡的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以及应届高中毕业生，都能报名参加这次高考。这一下子就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读书热”，年轻人的读书欲望都被唤醒。
上海有个知青回忆说，国家恢复高考的政策一出来，以前没什么人的上海图书馆门口，一下子每天都有好多知青来这儿看书。那阵儿，早上图书馆都还没开门，知青们就在门口排起老长的队了。
让那位上海知青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到图书馆开门的时候，人就跟潮水似的往图书馆里涌，有一回把门玻璃都给挤碎了。
那房子是英国人盖的，门老厚了，玻璃也厚得很。想把那玻璃弄碎，一两个人可办不到。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被挤到门边了，只能大声喊：“轻点，轻点，别受伤了！”
这一年，参加高考的人有570多万，这里面好多都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边先生是个知青，参加过这次高考。他到现在都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北京第五十四中学参加那次高考时的情形。
北京和平里东街有个北京第五十四中学，这学校1955年就建起来了，是那种初、高中都有的完全中学。1977年高考的时候，五十四中可是高考的一个考点。
边先生回忆道，刚一走进五十四中，他就瞧见校园里立着一尊孔子的全身铜像。铜像后边，有一栋四层的教学楼。这教学楼是解放初期苏联援建的，向来都是学校主要的教学地儿，他当年参加考试的考场就在这小楼的三楼。
边先生和他弟弟特别幸运，他们是恢复高考后被录取的第一批大学生。边先生的爸爸知道他俩都考上大学后，那叫一个高兴。然后就带着他俩专门跑到河北沧州的老家去上坟，要把这个喜讯告诉祖先。
边先生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北京的一所高中任教了。他很是感慨地讲，要不是邓小平恢复高考，他也许就扎根在北大荒，一辈子当农民。
高考制度恢复了，这就给知识青年创造了机会，他们能靠自己努力，通过考试去公平竞争，从而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社会上还有青年群体里又兴起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高考制度得以恢复，这也是国家步入正轨、新时期即将到来的标志。
时任国务院知青办主任的许世平回忆说，在决定恢复高考之后，邓小平和胡耀邦谈过一次话。小平同志告诉胡耀邦，自己确实是最早提出知青插队的，可那是60年代初在很困难的历史状况下提出的，现在这办法行不通了。
邓小平说过：“知青插队为啥搞不下去了？就是因为农民对知青不乐意。咱们国家本来就有80%的人口在农村，农民早就觉得劳动力太多了，还让他们没条件地接纳城镇青年，搞成知识青年和农民争饭吃的糟糕情况，他们能真心欢迎知青吗？”
1977年12月，国务院为了让大家统一认识，就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参加这个座谈会的都是省一级知青办的负责人。
会上，这些负责人都表示：知青问题可是个重大问题，亟待解决。这事儿，不但直接关系到千百万知青的利益和命运，还牵扯到千家万户，对整个社会都有影响。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可是向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一部“献礼片”。这部片子选取了邓小平从1976年重新出来工作到1984年国庆阅兵这八年的时间，重现了邓小平作为中国的“掌舵者”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程。
改革开放那段历史，实实在在地展现了时代和历史转折的艰难过程。有确凿无疑的事实表明，邓小平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一代中国政治家，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凭借着高瞻远瞩的判断力推动了中国向前发展。
恢复高考这事儿已经定下来了，不过，这里头还有好多问题得再琢磨琢磨。参加高考的大多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可“文革”那十年积压了上千万的社会知识青年，他们该咋办？要是这些已经参加工作的青年想报考，单位不批准的话，又该咋整？
在电视剧里，有个警卫团的“老三届”战士，邓小平问他想不想报名参加高考的时候，他就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首先，我都二十八，已经过了适婚年龄。
第二点，就算能报名，那也得单位批准才行。我，才刚被部队提拔成干部，我觉得部队肯定不会放我走的。”
这段对话体现的是一个事实，在那个时候，社会青年能不能报考、政审条件能不能放宽这几个问题的解决，确实都和邓小平直接有关。
1977年9月6日，教育部有一份书面报告，邓小平在这报告上批示：“招生这事儿可复杂了。考生想报考，领导却不答应，这可咋整？所以，‘单位同意’这一句我不要。”
那时候高考招生原则是“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把“单位同意”这一项给拿掉了，这就给更多青年创造了通过平等竞争上大学的条件，让数不清的受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拖累的青年得到了平等竞争的机会。
历史已经表明，1977年的时候，邓小平做出了恢复高考的决策，这个决策，不但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还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高考的恢复可不单单是让一种考试制度重新回来，往更高层面看，这是全面纠正之前混乱局面的突破口，更是中国人民迈向改革开放的了不起的起点。
除了恢复高考，邓小平还提出要把知青问题纳入城市就业制度改革的轨道，这就为解决知青上山下乡问题勾勒出清晰的轮廓：
第一种做法，就是在大城市的周边发展卫星城市。
二，就是发展轻工业，开拓新的行业领域。
三，就是要想尽办法拓宽渠道，大力发展各类服务行业。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各地悄然兴起了知青“返城风”。
1978年10月的时候，云南有几个上海知青写了一封《致邓副主席的公开联名信》，在信里强烈地表达了想要返城的愿望。
这封信到了邓小平手里后，邓小平马上就派了以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组长的调查组去云南南部。调查组是去调查情况的，同时，邓小平还指示云南省委：“别回避问题，也别把矛盾搞激化了，要多做疏通引导方面的工作”，就这么来解决知青的问题。
12月12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知青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而且一锤定音做出决定：所有知青都能返城！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细致地把邓小平作出这个决策的全过程给还原了。剧里小平同志说的“让孩子们回来吧”，好多当年看过这部剧的知青看到这儿都忍不住热泪盈眶。就是因为小平同志的这个英明决策，盛行一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才终于结束了。
1976年到1984年这八年里，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邓小平为核心，靠着智慧和勇气，做出了好多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决定。
知青问题可是个相当棘手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邓小平特别高明、有智慧，他提出用“经济手段”来解决“政治、社会问题”，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把持续了20多年的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给解决了。
中央学校的郑鹏教授觉得，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变革的时代浪潮面前，没有躲开“知青”这个又敏感又难搞的问题，而是把可能产生的社会动荡转化成了改革的动力，这给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了新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