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长河中，有这样一位人物，他的名字与晚清的风雨、民国的变革以及新中国的曙光紧密相连。他，就是张元济，一位跨越三个时代的文化巨擘，一位在政治、文化、教育领域都留下深刻印记的杰出人物。
而更令人称道的是，张元济不光跨越了三个时代，还曾跟这三个时代的最高领导人都有过对话。他曾跟慈禧、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毛主席、周总理、朱德交流过，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活着的史书”。
在这些诸多对话当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自然是他跟毛主席的那次交流。
当时正值新中国建国前夕，毛主席邀请张元济同游天坛，并在这次会面中向张元济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你见过几次慈禧？”
而张元济的回答可以说是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引得在场的所有人哈哈大笑，那么他到底回答了什么呢？
晚清的风雨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出生于浙江海盐的一个书香世家。
他自幼聪颖过人，熟读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经典，在光绪十年（1884年）与兄弟一同中了秀才。
五年后，他更是在乡试中名列全省第十，与汪康年、汪大燮、蔡元培等近代名人一同中榜。
光绪十八年（1892年），26岁的张元济考中进士，被选入翰林院深造，从此开启了他的仕途生涯。
张元济的仕途起步于刑部主事，后因成绩优异被选为总理衙门章京。
一日，张元济与同僚陈昭常、张荫棠等人聚于京城一隅，他们围坐于一张破旧的木桌旁，桌上摆满了英文书籍和报纸。
张元济目光坚定，他说道：“当今世界，西学东渐，若我们不学无术，何以立足天下？”
同僚们听了张元济的话，都频频点头，表示了对他的赞同。
之后，在张元济的主导下，他们成立了一个学术团体，名为“健社”，以“约为有用之学”为宗旨，共同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
不久后，他们又设馆授读英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求学者。
随着人数的增加，张元济等人在英文学堂的基础上联合集资筹建西学堂，后依严复的建议改称通艺学堂。
在通艺学堂，张元济亲自为学堂制定章程规划，课程首先设英文和数学，待英文精熟之后，再分科学习兵、农、商、矿、格致、制造等。课目设置全面、精细，希望能扩展学员的新学知识。
张元济此举推动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他自己也成为了一位精通外语、学贯中西的人才。
当时的张元济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他深信通过推进西学的传播，可以使国家富强，摆脱被列强欺凌的困境。
他常常在书房中自言自语道：“西学之精粹，若能为我所用，何愁国不强盛？”
然而，甲午战争的战败如同一记重锤，狠狠地击碎了张元济的幻想，这令他意识到国家所欠缺的，不仅仅是科技，更是法律与政体的革新。
于是，张元济开始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频繁接触，他们常常在张元济的书房中彻夜长谈，讨论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张元济曾多次对康有为说：“我们必须改变，否则这个国家将无未来。”
康有为则每次都点头回应：“元济兄所言极是，变法维新，势在必行。”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元济因其卓越的才华和对变法的热忱，被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保荐给光绪皇帝。
在变法期间，张元济上折奏请变官制、废科举、重商权、消满汉界限。他在奏折中写道：“若不振已废之人心，扶将衰之国运，我大清将何以自立于世界之林？”
他的言辞充满了对国家的忧虑和对未来的期望。
然而，张元济的这些奏折很快就引起了慈禧太后的注意，并受到了慈禧的多次召见。
在与慈禧的对话中，张元济意识到以慈禧为代表的守旧派对变法并不看好。
他私下对康有为说：“康兄，我们不能硬碰硬，必须先佯装妥协，缓图变法。”
但康有为却激动地反驳：“元济兄，我们不能退缩，必须一往无前！”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康有为这帮书生会如此激进？
主要是当时维新派跟袁世凯走得很近，袁世凯作为晚清著名军阀，有他的军事实力作为依靠，康有为自然有恃无恐。
然而，张元济在与袁世凯接触中看出了他的政治目的和个人品质，并将其评价为“奸雄”，认为不能信任袁世凯。
而事实也如张元济所预料的那样，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最关键的时刻倒向了慈禧，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张元济也因此受到牵连而被革职。
在被革职的那天，张元济站在自己的书房中，望着满屋的书籍，叹息道：“变法虽败，但我心未死。”
他并未因此放弃，而是南下上海，投身于商务印书馆，开始了他在中国出版事业上的辉煌生涯。
在上海的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张元济对同事们说：“虽然政治之路受阻，但我们仍可通过文化和教育，为国家的未来播下希望的种子。”他的声音中充满了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对未来的憧憬。
张元济的晚清经历，是一段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历程，也是他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交织的缩影。
民国的变革在上海期间，张元济在这里又见到了一位近代的风云人物——孙中山。
当时孙中山带着自己的学说著作来到商务印书馆，希望张元济能帮他出版。
张元济在与孙中山的对话中，深感他就是能改变国家现状的那个人，但是考虑到自己已不问政治而是决心以文化立国，他最终拒绝了孙中山的请求。
不久后，孙中山率领着同盟会、光复会等革命党人士发起了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满清，但是又由于力量不足将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在当上大总统后不久，就暴露出了他的政治野心，做起了称帝的春秋大梦。
张元济在这个敏感的历史时期，坚守着自己文化立国的理念，他全力经营商务印书馆，将商务印书馆的发展重心从印刷为主转变为文化产品供应为主，并以“开民智、培国元”作为发展的战略目标。
在民国时期，张元济与夏瑞芳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大举编撰出版现代教科书。
在他的领导下，商务印书馆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出版家和学者，如陆费逵、沈知方、章锡琛等。
为保存和发扬民族文化，他四处访求版本，比勘异同，反复研讨，不仅对古籍整理出版作了全面规划，而且对古籍的版本、校勘、附录等具体工作亲自过问，考虑周密。
他主持出版的《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等大型古籍丛书，成为民国古籍出版的代表性成果。
然而，张元济的这些心血都在日寇的炮火中被化为了灰烬。
1932年1月，日寇炮轰上海，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几乎被夷为平地。
张元济看着这满目疮痍，悲愤交加，于是毅然集结起全上海的文化名人，奔赴南京向蒋介石请命。
在张元济的努力下，蒋介石最终在9月份接见了他。
在这次与蒋介石的对话中，张元济怒斥其消极抗日，并主张国民政府要为商务印书馆的损失负责。
在张元济的据理力争下，蒋介石最终同意由国民政府出钱重建商务印书馆总厂。
后来，在全面抗日战争中，商务印书馆也跟随这蒋介石政府迁往了重庆。
不过，当时张元济由于年事已高，并没有跟随蒋介石一起走，而是留在了上海租界里。
在上海沦陷后，日寇得知张元济是上海的文化名人，于是以高薪利诱张元济出山为其摇旗呐喊，但是张元济毅然拒绝了日寇的要求。
日寇见利诱不成，又以威逼，下令只要张元济一出租界就将其抓捕。
没有办法的张元济只好长期居住在租界寓所当中，但是他依然关心国家的文化事业，他散尽家财给郑振铎、何炳松等人去搜寻、保护古籍，自己的生活则非常拮据。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元济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太多改善。由于他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运动、坚决反对内战，令蒋介石对其恨之入骨，派遣大量特务长期跟随在他身边。
1949年，在上海解放的前夕，蒋介石的军队冲入合众图书馆打算把其中所珍藏的典籍全部带走。
张元济得知后，不顾82岁高龄，亲赴合众图书馆，指挥图书馆工作人员们与军队进行了顽强对抗，最终在他的坐镇下，军队不得不撤出合众图书馆。
在上海解放后，张元济接受毛主席的邀请，前往了北京参加新政协。
张元济在民国时期的经历，不仅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出版家的卓越贡献，更展现了他作为一位文化人、学者和政治人物的多重身份和深远影响，他虽然与政治保持了一定的疏离状态，但在关键时刻，他总能做出正确的政治选择，展现了他对国家与人民的忠诚和热爱。
新中国的曙光张元济在抵京之后，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并且邀请他共游天坛。
在这次同游中，张元济除了见到毛主席外，还见到了周总理、朱德、刘少奇、刘伯承、粟裕、陈毅等众多我党领导人。
在游览途中，大家谈笑风生，一向幽默的毛主席也风趣地询问张元济：“你见过慈禧几次？她的架子大不大？”
张元济听后，却给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预料的答案：“我没有见过慈禧？”
这个答案令众人疑惑不解，正当毛主席又要追问时，张元济又补充道：“慈禧每次召见我都用帘子遮起来，不让我看见她相貌。我们之间也距离有数十步远，每次交谈都由太监传话。”
众人一听，心中疑惑顿解，这一答案可以说是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毛主席更是笑着说道：“这么看来，慈禧的架子还是挺大的嘛！”
之后，毛主席又跟张元济讲了讲接下来的工作，并听取了张元济对新中国建设的建议。
当天晚上，张元济在返回住所后辗转难眠，他激动地对儿子张树年说：“我已活到耄耋之年了，曾经见过光绪，见过袁世凯，也见过孙中山，还见过蒋介石，今天又有幸见到了毛主席。光绪想把国家治理好，但他太儒弱，而且上有慈禧，下无得力助手，缺乏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因而维新只能是一种梦想。孙中山虽有伟大的理想和愿望，但未能实现。今天我见到了毛主席，他有学问，有气魄，我看中国的富强指日可待。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太平盛世，中国的外患内战一直不停，看来至今和平有望了。”
张元济在新中国成立后，以其深厚的爱国热忱和对文化教育出版事业的执着追求，继续为国家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952年，尽管已是85岁高龄，张元济仍然出任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
他以自己的博学和远见，为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事业贡献着力量。在这一职位上，张元济不仅推动了文史研究的深入，也为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元济还连续当选为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不仅是对他个人贡献的认可，也是对他在文化教育领域影响力的肯定。
同时，他还担任了公私合营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继续引领着这家他倾注了一生心血的机构，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1959年8月14日晚，张元济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享年92岁。
他的人生旅程虽然结束，但他的精神和贡献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他的一生，是对文化教育事业无尽追求和奉献的生动写照，他的贡献将永远被后人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