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津家作为昔日强盛的大名，在江户时代却沦落成受人歧视的乡下人，不但失去了当年的荣光，还屡屡遭到打压而过着苦痛贫困的生活。
1755年，“宝历治水事件”导致萨摩藩债务飞涨，沉重的藩政压力使岛津重年旧病复发，最终病逝。11岁的重豪继位，开始正式学习如何处理藩政。1763年，18岁的重豪正式亲政。
萨摩藩和其他各藩比起来，依然非常落后。到重豪时已经传了8代，居然还没有一所藩校。重豪一生爱好学问，对东西方文化都很有兴趣，而且在10岁时曾跟随父亲参勤交代，对江户兴盛的学术和富饶的生活羡慕不已。
萨摩藩位置
因此，重豪认为萨摩落的问题是缺乏文化，如果用文化滋养萨摩藩士，革除落后的风俗，萨摩藩必然可以腾飞。于是他在上任后决心以强力手段推进学术，务求在文化上改变萨摩藩的落后面貌。
1770年，重豪开始准备藩校建设计划。1771年，萨摩藩开工兴建宣成殿(孔庙)，随后兴建讲堂、学舍、文库等设施。其建筑式样和设施完全仿照幕府的汤岛圣堂和昌平坂学问所。1773年，藩校初步完工，定名为“造士馆”。
1773年，重豪下令设立医学馆(又名“医学院”)以研究中医学，同时还在藩内开设了吉野药园，作为医学馆的附属。他还仿照江户的医学馆，制订了《学规八略》这种教育规范。医学馆的设立是萨摩藩医学教育之始。
但是岛津重豪仍然感到萨摩藩的教育十分不足，于是在1779年设立明时馆(后改名为“天文馆”)，附属于造士馆。明时馆是萨摩藩属天文台和历法研究机构，后来更成为萨摩藩的兰学研究机构。
造士馆等藩校的设立，为暮气沉沉的萨摩藩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活力。由于造士馆藩校教学不问等级上下，只要是武士或准武士都可以入校学习，使得许多下级出身者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并磨炼了自己的才学，进而成为日后萨摩藩的骨干。
明治维新时期，所有萨摩藩出身的维新志士，乃至日后大正时期的萨摩藩出身者，早年基本全部都在造士馆学习过。造士馆的高材生包括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东乡平八郎、伊地知正治、松方正义、川村纯义、大山严等。
造士馆建筑
在建设学校和各种文化设施的同时，重豪还组织人手进行了图书编撰工作。这些图书不但风靡一时，还为日本近现代的科学和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特别是《鸟名便览》和《质问本草》两书，被认为是日本最早有关植物学和动物学的记录。
另外，重豪还大量引进理学著作，如《近思录》《传习录》等，强调藩士的忠诚观念，灌输上尊下卑的封建伦理，明确等级地位，以此强化萨摩藩的封建体制。
为了进一步推进文化事业，重豪甚至还在藩内鼓励各种形式的游乐，以求建立文化气氛。为了方便他藩籍属的乐师、戏子来萨摩，重豪下令萨摩藩的关所全部大开，允许他藩人自由出入。
为了促进文化的传播，重豪甚至下令革除一些萨摩土语，以京都口音代之。同时，重豪把能否说京都口音作为选拔人才的一个标准，能说京都腔者加以重用，一时间外界文化(主要指京都文化)之风刮遍萨摩藩。
就这样，萨摩藩文化上的落后和贫弱，在重豪改革后大为改观。萨摩藩士在接受了这样一次文化洗礼之后眼界大开，观念也随之改变，而且素质也得到了提高。
与此同时，重豪一生精力过人，一直活到89岁，共育有子女26人。他通过缔结政治婚姻，四处结盟来改变萨摩藩的封闭状态。他一开始就自立为榜样，娶了御三卿一桥家德川宗尹之女为正室。
之后，他将儿子分别过继给了中津藩、福冈藩、八户藩、丸冈藩，他们都成了这些藩的藩主。重豪还把女儿嫁入松平家、柳泽家这些历代幕府权门。通过他们的牵线，重豪更把三女茂姬嫁入将军家成为御台所。
重豪的这一系列策划，大大改善了萨摩藩的处境，使得重豪成为对幕府极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父凭女贵的重豪，其权势炙手可热。重豪执政时期，可以通过借款来维持财政，也与他的这种权势密不可分。
幕府
重豪的外交战略，大为改善了萨摩藩的形势，使得外部因素对之后的藩政改革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促进了改革的成功。
然而重豪的改革步子迈得很大，而且对萨摩藩既有的传统教育(即乡中教育)不予以重视，甚至当作需要被改革的对象而加以打击，导致行政过火，培育了很大一批反对派。
过大的摊子还导致财政吃紧，这是萨摩藩极度脆弱的财政所不能承受的，甚至加速了萨摩藩的破产，使得萨摩藩在之后的改革道路上步履维艰。
更不幸的是，重豪的私生活非常奢侈。他爱好广泛，对于西洋物品和中国的进口货都很热衷，而且为了自己的爱好不怕花钱。他因为长期购买西洋物品，而被称为“兰癖大名”。重豪还特意建造了一个大宝物库来收藏他的藏品，取名“聚珍馆”，而且还立石碑纪念。
重豪甚至为了面子而跟幕府将军德川家齐进行过荒唐的斗富比赛。德川家齐以奢侈成性而闻名，在江户史上被人称为“俗物将军”而恶名昭彰。
然而，德川家齐居然对重豪的奢侈也甘拜下风，他甚至对他的正室，御台所近卫子(重豪之女)说道：“我真想过公公那样的生活啊。”
拥有420万石土地以及各种利益，包括金银山收益的幕府将军，居然在豪奢上对一个实际收入只有35万石多点的藩主的生活表示羡慕，重豪的奢侈可见一斑。
另外，重豪的外交改善策略依赖于嫁女的政治婚姻。然而嫁女一方需要出嫁妆，重豪之女所嫁对象往往又是大名，甚至还有将军德川家齐，这样就需要耗资不菲的高规格婚礼。嫁妆不能节省，这就导致了萨摩藩的财政因被重豪无节制的索求而几近崩溃。
为了应付各项开支，重豪的解决办法是大规模借贷。他不但向大阪等地的商人借贷，还通过政治婚姻向其他大名借贷，这使得萨摩藩赤字飞涨。
岛津重豪
1787年重豪退隐，但仍然对藩政有着强大的控制力。重豪好享乐的个性使得他对任何节约政策都抱有抵触心理，这使新藩主岛津齐宣不能对财政做出大刀阔斧的改革。
萨摩藩的财政也跟着一天天败坏下去。到了1801年，藩债已经从重豪继位时的90万两白银累积到120万两白银，萨摩藩的财政与信用接近崩溃。在接下来的15年里由120万两白银膨胀到惊人的500万两白银。
当时萨摩藩财政一年收入是14万两白银，可利息一年就是80万两白银。萨摩藩的信用彻底清零，无论是高利贷，还是各藩之间的借贷都遭到拒绝。陷入债务雪球陷阱中的萨摩藩财政终于宣告破产。
由于再也无法靠借贷来维持财政，重豪的奢华生活受到了影响。重豪意识到，他必须找出一条出路，解决这恐怖的藩债问题，不然萨摩藩就彻底完蛋了。为此他开始觅求财政方面的人才。
1827年；重豪发布命令，向全藩征求财政改革建议。在诸多的建议中，一个名叫调所广乡的人，其策论很对重豪的胃口。于是在1828年，重豪破格提拔调所广乡，让他负责主管萨摩藩的财政再建工作。
调所广乡生于1776年，来自一个城下士家庭。成为重豪心腹的调所，接下来奉命和同僚一起去大阪调查和处理藩债情况。
重豪所派来的人自然不可能在大阪有什么好果子吃，所以调所等人开始被迫隐姓埋名，搞潜入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萨摩藩必须先弄到一笔钱来应对迫在眉睫的财政支出。
可是萨摩藩此时名声太臭，调所等人上门觐见富商的时候，屡吃闭门羹，甚至被骂出门来。但是调所广乡可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
为了能会见大阪富商，好回报重豪的知遇之恩，调所抱着必死决心再见大阪商人。会面时调所手持短刀，露出上身，以示随时做好切腹自杀的准备。
调所广乡
这些人在调所的劝说下，终于同意借贷给债务累累的萨摩藩。可能是出于对调所的信赖，这些人出资时附带的条件，居然有调所全权掌管这笔钱的花销这么一条，可见调所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重豪对调所的工作大为赞赏，于是开出条件，只要调所能够在将来完成三个任务，立刻将调所提拔为家老。这三个任务分别是：
第一，从1831年(天保二年)起，调所要让萨摩藩财政有50万两白银的盈余；
第二，萨摩藩财政原计划需要有一笔常备金，以应付非常时期的非常开支，但是因为藩债累累，一直未能实现，调所要负责实现此事；
第三，调所要将萨摩藩成立以来的债务全部还清。
重豪这个命令，在时人看来可谓无理至极。幕末诸藩都陷入财政困局，在这个大环境下实现50万两白银盈余都是极为困难之事，更别说那500万两白银的巨额藩债了。
所以，重豪的要求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调所的回答是：“麻烦，不过能想办法解决。”重豪对调所的回答非常满意。于是顶着藩内对调所出身的舆论非难，重豪使出独裁手段力排众议，扶持调所出任家老，全权负责财政改革事宜。
在任命调所为家老的第二年，重豪病逝，重豪之孙岛津齐兴正式接任藩政事务。此时，萨摩藩的首要问题都是处理藩债，改善财政。因为调所的改革才刚刚开始，舆论满怀期望，所以齐兴继续重豪时代的政策，仍然重用调所。
调所的第一项改革针对的就是藩债问题。经过调查之后，调所认为，除非停止以借贷维持的财政，并且将原来债务带来的每年80万两白银的利息解决掉，否则萨摩藩根本不可能开展任何改革。
集成馆
被惊世骇俗的提拔速度扶持起来的调所，想出来的解决方法也一样的惊世骇俗。为了解决债务问题，调所居然公开使出流氓般的赖账和诈骗手段。
调所上任后，通过大阪商人出云屋孙兵卫向各地的债主发出信件，称萨摩藩准备还清债务，所以请债主们把凭据带来，以备重定新的借据。消息传出后，各地的债主纷纷来到萨摩藩。
调所将债主们齐集一屋，先借口方便统计，把债主们的借据骗到手，然后堆了起来。接下来，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点火把借据当场烧了个精光，把债主们震得目瞪口呆。
随后，调所公开了他的还债方案：他将在几年内还款大约2万两白银，剩下的债务一律改为250年内还清，并且该方案以取消一切利息为前提。
根据调所的方案，萨摩藩的藩债最终要到2086年左右才能还清。调所这种做法根本就跟赖账无异，且不说还款期超过一般人的生命界限，还要取消利息变成无息贷款，这种方法自然不可能被本性逐利的商人接受。
所以调所此言一出，立刻激起债主们一片愤怒。然而调所马上使出流氓手段威胁债主。调所烧掉了借据后，将写有新条件的借据发给他们。所有债主都被新借据上的条款激怒了，鼓噪大喊。
有人甚至不顾封建身份差别，跳起来抓住调所的衣襟，声泪俱下地请求调所改写借据。结果调所威胁道：“借据上是一字不能改的，谁有不满就拿刀把我砍了吧！”
此话一出，瞬间将这些债主震得不敢再讲。接下来，调所更是宣布如果不接受新借据，那就一毛钱也别想拿到。碍于萨摩潘家老的尊贵身份，无法可想的债主们只好同意接受借据。调所的阴谋得逞了。
调所的做法传出之后激起了很大的风波。大阪、江户等地的商人被调所的做法气个半死。而且当时幕末各藩都陷入财政危机，商人们深恐调所开的先例会被其他藩仿效。于是商人们联合起来，向大阪奉行和幕府状告。
然而碍于调所的尊贵身份，商人们不敢状告调所本人，遂迁怒于出云屋孙兵卫(赖账这个主意就是孙兵卫出的)，一状将他告到大阪奉行那里。于是孙兵卫被逮捕下狱。
萨摩藩藩士
调所马上动员萨摩藩在重豪时期与幕府缔结的上层关系来营救，结果孙兵卫在狱中不但好吃好喝，最后只判他流放并永远不得进入大阪。
幕府对商人们的控诉亦互相推诿，最后这事只得不了了之。而孙兵卫被流放后来到萨摩，被岛津齐兴赐予了武士身份，改名滨松孙兵卫。
除了赖账外，调所还使出制造劣币这样的招数。因为长年累积的藩债，萨摩藩内用于还款的硬通货非常少。虽然调所赖账成功，但即便是将还款日期拖上250年，在刨除各项支出后，萨摩藩的硬通货仍然不足以支付已经承诺的还款额度。
但是如果借款来还债，又将变成拆东墙补西墙。于是调所在下辖的乡内私设造币工场，铸造含银量不足的劣质货币来应付还款的差额。调所私设的造币工场所制造的劣币前后达290万两白银，对萨摩的财政助益极大。
除了非常规手段之外，调所也着力进行行政方面的改革，以求减少支出。为此他裁撤官员数目，调整财政结构，规定除了整备道路、桥梁这类必须支出的费用外，其他费用一律砍去。他还严禁藩内请客应酬，节日庆祝也统统被取消。
为了节流，调所上任后还闹出了强迫有马一纯回萨摩藩一事。有马一纯是重豪之子，本名岛津久亮。但是因为身体不好，他没有被过继给有马家，结果成了在江户藩邸里吃闲饭的人。
调所上任后，开始关闭部分萨摩藩邸，裁减人员以节省开支，于是有马一纯就进入他的视野范围内。调所下令强制将有马一纯送回萨摩藩，一下裁减了常规支出近千两白银。
调所的节流政策，对解决萨摩藩的财政危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举扭转了财政困局，使萨摩藩成功地摆脱了债务怪圈，得以走上良性循环之路。
在裁减支出的同时，调所也着力增加收入。作为原来唐物方的主管，调所做起走私生意来是得心应手。在当上家老后，他更是大搞走私。
调所时期，萨摩藩通过琉球，和中国、西方等势力进行着相当庞大的走私生意。比如琉球特产的一种朱粉，被萨摩藩大量走私到大阪市场上贩卖。为了维护自己的走私利益，调所更是大力整治私下的倒买倒卖活动。
日本海船
同时，调所在全日本范围内建立起了走私渠道。当时中国对俵物(干制的海产品)和海带需求非常旺盛，名菜往往需要这些东西来压轴，于是调所秘密建立了一条纵贯日本的走私渠道。
调所将这条通道的起点定在虾夷地区，这个地区盛产品质优秀的海带和干货，中转点为富山、金泽，之后运到萨摩，再通过坊津和琉球，走私给中国商人，以换取中国的特产，如中药、染料，再运回国内销售。萨摩藩从这个走私渠道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另一方面，调所大力加强萨摩藩的特产买卖管理制度。尤其是萨摩藩第一特产黑砂糖，调所更是直接采用了彻底掠夺和专卖的方法。萨摩藩的黑砂糖产地位于奄美诸岛，主要是奄美大岛、德之岛和喜界岛三岛。
原来萨摩藩的黑砂糖政策是将年贡折算成相对数量的黑砂糖，在征收了约等于年贡的黑砂糖后，允许岛民保留剩余的黑砂糖以交换一些生活用品。
调所上任后，马上改变以往的政策，派出军队对这些产糖岛屿实行军管，对黑砂糖实行低价强买，并且禁止私留黑砂糖。岛民的生活所需改为配给制，所需物资由萨摩藩的军船进行运输。
调所还制定了严酷的法律，设立一个叫“三岛方”的机关，专门负责征收黑砂糖，并对于岛民的生活实行监控。新法律勒令岛民除了甘蔗外，严禁种植其他作物。为此萨摩军队还不惜代价地填平了当地原有的水稻田，以种植甘蔗。
当地每家每户都被分配了黑砂糖生产额，完不成就要遭到严厉的惩罚。他还让名为黍恒目和黍检者的官员每日监督岛民劳作，15-60岁的人都被强制劳作，制造黑砂糖。
为了保证最大生产量，调所制定了极其详细和严苛的刑法：甘蔗栽种的位置不对，就要遭受鞭打；制造出来的黑砂糖不好，就要处以枷刑；连小孩子用舌头舔甘蔗都会被送官究办。
其行政之苛酷，导致三岛岛民人人困苦。时人把三岛岛民的惨况甚至与十八层地狱作比，称之为十九层的“黑糖地狱”。
奄美大岛
与此同时，调所还加强了专卖制度，指定只有萨摩授权的商人可以销售黑砂糖。同时他努力削减流通费用，提高黑砂糖的品质，使得萨摩藩的黑砂糖利益大为增加，最高时甚至盈利20倍。
调所的作为效果是明显的，黑砂糖在幕末成了萨摩藩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可以说，黑砂糖为萨摩藩财政的健全和信用的恢复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除了强化对奄美三岛的榨取外，调所对萨摩藩内的年贡也极尽搜夺之能。萨摩藩原来使用的年贡收取法被称为“检见法”，这是一种年贡量浮动的征收法。
萨摩藩因为长期遭受多种自然灾害袭击，土壤锁水性又差，因此作物产量经常波动，于是萨摩藩特别发展出检见法这种收取年供的方法。
检见法并不征收定量年页，而是每次在征收年贡之前，先对收获量进行检定，然后根据农作物的丰歉来制定年贡的征收数量。
调所上任后，把检见法改为定免法。具体做法是由藩厅规定每家应该缴纳的年贡指标，然后进行摊派。这种摊派方法有效地扭转了萨摩藩以往收入不稳定的情况，确实增加了藩内的财政收入，对财政情况的改善提供了助益。
但是和之前的政策一样，调所行事过苛，摊派时毫不考虑实际情况，完全是一刀切，与其说是征收不如说是搜刮。为了完成摊派的额度，萨摩各乡和岛津家诸分支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减薪、加税等，这就让包括准武士在内的下层藩士和百姓全部陷入生活困境。
当然，调所的搜括政策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为了保证收入最大化，调所严厉查禁各种贪污行为，以前萨摩藩的税官经常从收上来的禄米中私自提成，有时候甚至达到了年贡的两成之多。
调所上任后马上颁布政策，严禁官员的这种行为。一时之间，萨摩藩风气大为扭转。但是调所的政策总的来说，残酷性仍然大于带来的好处。
例如，调所为了尽可能地敛财，瞄上了西本愿寺的献纳。长期以来，为了寻求宗教上的慰藉，萨摩藩的农民都向西本愿寺捐纳财物。
萨摩藩生产的玻璃
调所得知此情况后，援引战国时期的例子，称西本愿寺是一向宗的寺庙，而一向宗是应该被禁止的。借此，他对藩内向西本愿寺献纳的各种财物一律收夺。
为了保证收夺顺利，调所最后干脆禁止萨摩人信奉一向宗。为此，他还出台政策奖励民间检举揭发一向宗信徒，对于拒绝改宗者不惜动用酷刑，民众稍有反抗，即调兵镇压。
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开源节流措施后，萨摩藩财政开始走上正轨，逐渐有了积蓄。于是调所开始实行进一步的改革。调所仿效当时诸藩的做法，鼓励培植经济作物，发展相关产业，并对本藩内的特产实行专卖政策，以求增加财政的长远收入。
为此调所设立了多个新机构，包括负责新田开发的劝农方、奖励皮革制造业的鲸牛马骨方等。调所时期，萨摩部开始尝试种植烟草、油菜籽、芝麻、香菇、郁金香等，并对萨摩藩原有的特产——硫黄、樟脑等实行专卖。
调所对能改进生产量和产品品质的人都大加犒赏，而对制造次品的人则大加处罚。恩威并举的策略使得这些产业在齐兴时期，都取得了很不错的进展，为后来萨摩藩进一步的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举例来说，因为调所的奖励政策。萨摩名产——瓷器萨摩烧在日本国内外销量都有了显著增长。另外，萨摩藩首次开始尝试玻璃工艺品的制造。
1846年，为了给将要建设的炮术馆准备硝酸等药物，同时也出于发展萨摩藩的医药业、改善财政的目的，成立了中村制药所。
为了建立配套设施，萨摩藩又从江户地区招募了玻璃工人，在制药所内为药品制造玻璃瓶子。这是萨摩薄玻璃制造业之始，为后来发扬光大的玻璃制造业提供了早期准备。
除了振兴产业以外，调所时期，萨摩藩先后在新田开发和产业育成项目上投资近200万两白银，为日后富国强兵打下了基础。更值得一提的是，萨摩藩也进行了大量的军事改革。
1840年时，调所已经成功实现财政盈余50万两白银的目标，使萨摩藩有能力进行初步的军备改革。当时佐贺藩的西洋枪炮术改革在日本影响极大。为了强化武备，萨摩藩决心仿照佐贺。
早在1838年，萨摩藩就开始派遣藩士去长崎，向兰学家高岛秋帆学习西式枪炮术。1842年，萨摩藩任命藩士成田正右卫门(高岛秋帆的学生)为本藩的枪炮术指导，这标志着萨摩藩正式接纳了西式枪炮术。
1846年，萨摩藩模仿佐贺藩成立了洋式方和铸制方，开始制造青铜火炮，整饬海防事宜。同时，萨摩藩还成立制药馆，为枪炮提供必要的化学药品，将以前的对外部门异国方改为军务局，命令其对外国兵制进行研究。这是萨摩藩近代军事改革的开始。
萨摩藩的新式军队
到了1847年，萨摩藩建设了炮术馆，负责教授藩士西式枪炮术。这是萨摩藩第一次进行近代武器的训练，意义十分重大。
萨摩藩的改革动作很快，到了次年，在萨摩藩进行的军事演习中，已经有总数达千人的洋枪队来进行射击演习，同时还进行了约52人的西式马枪队演习，以及火炮试射。这成为之后萨摩藩强军的开始。
总之，调所时期的一系列改革，基本解决了困扰萨摩藩的财政问题，实现了萨摩藩财政盈余。1844年时，藩内有150万两白银的积蓄，为日后萨摩藩的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并且为之后的军备和产业改革提供了早期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