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是享誉世界的外交家，他老人家当年在国际上的外交风采，赢得了多少领导人的喝彩，提起来就振奋人心。
他儒雅的气质、机智的谈吐和风度为当时的新中国交到了许多外国朋友，也让带着“有色眼镜”的老外们，通过与周总理的交往了解新中国，认识到了新中国的伟大。周总理会见外国代表时有礼有节，不卑不亢，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
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说道:“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赫鲁晓夫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得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周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
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调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据说，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为美谈。
“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苏联使找到周总理，阴阳怪气地问道:“总理同志,听说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周总理平静地回答:“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是森林里倒了一棵树,一棵树上落下一片叶子而已。”苏联大使故作关心地说:“据权威人士推测，此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不利呀!”周总理答道:“恰恰相反，一颗毒瘤在肌体上自动消失，有百利而无一害。”
苏联大使有些恼怒:“总理同志,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你们在国际上口口声声骂我们是社会帝国主义，把我们说得比厕所还臭。既然是这样，那么请问:你们的林副统帅在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偏要投奔我们苏联呢?”周总理冷笑道:“正因为厕所臭,苍蝇才喜欢那个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多此一问?”苏联大使被说得哑口无言。
1960年4月下旬，周恩来总理与印度谈判中印边界问题，印方提出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吗？”
周恩来总理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说，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的领土。”
对方说：“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呢？这显然是荒谬的。”
印方代表哑口无言。
一位外国记者不怀好意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周总理机智的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此语一出，话惊四座。
周总理不慌不忙，面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
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
美国记者一听，顿时无言以对。
周总理设宴招待外宾。上来一道汤菜，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外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周总理对此也感到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
“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
接着他又风趣地 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
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