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中被叛徒杀害，军长叶挺在只身与国民党反动派谈判时被扣押，一时间，江南大地上笼罩了一层浓浓的白色恐怖阴霾。
就这个层面而言，“皖南事变”无不充斥着悲剧色彩，但从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它也有正面的作用。一方面，具有统战性质的新四军在重新改造组建下成为一支完全由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另一方面，对叶挺个人而言，五年的囚禁生涯正是自己生命得以洗礼和升华的有利契机，让他从一个单一的军事将领成长为象征抗日救亡和民族独立的一面旗帜。
要知道，此前的叶挺虽是我党人民军队的重要创始人，但毕竟经历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失利后，因受共产国际和王明等人的压迫排挤而流亡德国，在国内土地革命战争最紧迫，也是最关键的时刻置身事外，缺席了中国工农红军波澜壮阔的发展史和斗争史，最终直接面临的结果则是以“统战对象”的身份同当年的老战友周恩来、贺龙、陈毅等人见面，虽风采依旧，却也不复当年振臂一呼的话语权了。
这样的特殊经历，这样的非党派身份，促使他成为国共两党经过激烈博弈后都可以认可和接受的江南新四军军长人选。但也正是因为这层统战身份和自己作风上略显铺张的一些细枝末节，导致了叶挺本人在军政决策层面缺乏话语权，在新四军指战员看来，他更像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的军长，在军中显得十分压抑。
实事求是的讲，这一时期的叶挺虽是共产党的干部，但缺乏共产党员的优良作风，归根结底还是自己在10年前脱党所致。他错过了红军成立之初对旧军队的思想改造过程，导致自身虽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但在精神层面没有一个自我改造和组织改造的过程，相比于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们一日千里的思想升华，他还处在1927年武装起义时的状态。
革命经历的缺失，加之遇上了私利较重的项英，让本该携手共创新四军辉煌战史并在这一时期完成思想改造升华的叶挺成了国民党反动派挑起摩擦的直接受害者，但同时，他也因此后的五年监禁生涯完成了改造自我的历史使命，摒弃残存的资产阶级作风继而成长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囚禁期间，叶挺完成了三个方面的改造升华，弥补了自己过往革命历史中的缺席遗憾。
一是反思和总结自己的过往。这是完成思想升华的必由之路，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如果不能承认自己过往经历中的得失，那日后的革命理想便无从谈起，这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在单位中的例会一样，只有对此前一段阶段的工作进行总结和反思，也能为下一步工作开展提供借鉴和指导。
在此期间，叶挺无数次反思曾经的革命与战争、做官与做事、奢靡与简朴以及入党和脱党问题，也一一拒绝了老蒋、陈诚、顾祝同等人轮番上阵的功名利禄诱惑，并于囚禁一年后写下了那篇气势豪迈的传世之作《囚歌》，其中的那句“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所传递出的坚定革命意志足以同七年前狱中的方志敏那篇《可爱的中国》相媲美。
当然，相比于大气凛然的慷慨赴死豪情，这更是叶挺反思过往、完成精神升华的一次总结成果。
二是用行动证明自己现实中的革命倾向。作为有着脱党经历的一位高级将领，叶挺的再度出山不免被别人以有色眼镜观之，在新四军成立初期的组织架构关系中也印证了这一点。当然，得不到组织和身边人的完全信任也可以理解，自己所要做的便是在这段特殊岁月里坚守革命初心，以实际态度和行动表达对革命斗争的真诚和坚定。
毋庸置疑，叶挺用他不向反动派低头、不同流合污的现实表现挽回了自己脱党的历史错误，也消除了党中央及同志战友们的疑虑，就这点而言，五年的囚禁岁月助力他完成了思想上的进一步提升，并成长发展为一个丰富立体、有血有肉的革命者形象。
三是用自己的态度立场树立争取民族独立的旗帜符号。囚禁生涯的坚守初心和不屈不挠让他得到生命升华的同时，也成为敢于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典型，由此也让他成为国共历次谈判中争论的焦点，就这点而言，叶挺囚禁生涯的意义完全不输于当年的南昌起义。
换句话说，没有囚禁生涯的改造和升华，叶挺或许只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军事将领，至少不会享有如今的崇高历史地位。用周恩来当时的一句话说：“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
及至重庆谈判的紧张时刻，面对近乎来自全国的关于释放被关押民主人士的呼声，老蒋自知道德舆论上的包袱会让自己不堪重负，也疲于应付。而在我党提供的释放名单上，除了叶挺外还有在西安事变后被长期囚禁的张学良，只是，相比后者带给他的“历史耻辱”，叶挺的释放却没有让他过于纠结。
1946年3月4日，叶挺被释放。次日，他便迫不及待的致信延安的教员，表达了自己决心入党并接受中央历史审查的愿望。相应的，教员也给出了恳切和真诚的褒扬评价：
“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
可惜事与愿违，满怀赤诚之心飞赴延安的叶挺因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他与家人及王若飞、邓发和秦邦宪等人一同罹难，留给了世人无尽的哀思与遗憾。
时至今日，仍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对这位北伐名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的无限遐想，其中最集中的一个话题便是叶挺如若不在那次事故中牺牲，1955年的全军大授衔一定会在元帅行列中留有他的一席之地。
客观的讲，其实叶挺将军的地位和履历有些尴尬。一方面是有着近18年的党员履历空白，尽管他的现实表现已足以弥补乃至超越这段履历，但在全军授衔的至关重要时刻，不免会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站在规章制度层面对这一“硬伤”提出异议；另一方面，全军大授衔除了考虑战功和资历外，更重要的一点要综合以往人民军队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各军种、各番号之间的平衡关系，就代表南昌起义的贺老总和代表新四军的陈老总而言，叶挺也显得乏善可陈。
当然，这些不影响他成为一个名垂青史的人，因为教员的那句话，便足以证明叶挺的存在价值：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
历经万千坎坷，得到生命升华，叶挺也算是一个“大写的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