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配与蔡锷做朋友？

早年出身滇军的开国元勋朱老总曾在建国后动情的向别人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一生中有两个老师，一个是蔡锷，一个是毛泽东。参加共产党以前，我的老师是蔡锷，他是我黑暗时代的指路明灯；参加共产党以后，我的老师是毛泽东，他是我现在的指路明灯。”

提起蔡锷，人们除了联想到百余年前在云南那次振臂一呼的护国讨袁战争，剩下的大都是他与民国传奇女子小凤仙的故事。但能让身经百战、德高望重的朱老总尊重崇并引为师长，足见蔡锷的人品贵重。

其实，生命短暂的蔡锷的确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流星。

1898年春，16岁的蔡锷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在这里，他与学堂总教习梁启超和学监谭嗣同等人朝夕相处又惺惺相惜，很快便在“人格上融成一片”。

半年后，震惊全国的“百日维新”宣告夭折，谭嗣同罹难，老师梁启超流亡海外，本想辗转进入武昌两湖书院学习的蔡锷却因出身维新派活动密集的时务学堂而登上了书院拒收的“黑名单”。一来二去，蔡锷与好友唐才质、范源濂东奔上海，考入了南洋公学就读。

不多时，蔡锷接到了老师梁启超自日本寄来的信件，邀请他赴日本留学。抵达日本后的他辗转在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和东亚商业学校学习，并于1900年随梁启超回国响应参加唐才常组织的武汉汉口起义行动，可还未来得及奔赴武汉，“起义失败”、“唐才常被捕牺牲”的消息便匆匆传来。

闻听噩耗的蔡锷当即选择重返日本，改习军事课程，并将自己的名字“艮寅”改为“锷”，寓意“流血救民”。他一边辗转就读于日本成城陆军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一边在梁启超手创的《新民丛报》上针砭时弊，痛陈变革图强的重要意义。

既有军事理论和实践基础在身，又有不输文人墨客的犀利笔锋，二十多岁的蔡锷刚刚毕业回国，便成了各省封疆大吏们眼中不可多得的人才，随之而来的竞相延揽过程，丝毫不亚于今天我们在招聘会上目睹各大企业争抢“985”、“双一流”高校的尖端学子那般激烈程度。

当然，就业本身就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蔡锷在经历了江西新军教官、湖南新军教练处帮办兼兵目两学堂教官两次“跳槽”后，最终选择了对其最为赏识和倚重的广西巡抚李经羲麾下，出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总教练官。与此同时，他负责筹办的广西测绘学堂、陆军小学及广西讲武堂等近代人才培养院校，陆续成为日后广西本土崛起的“新桂系”骨干力量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等人才辈出的地方。

至1911年初，蔡锷的“贵人”李经羲调任云贵总督，自己也随之出任滇军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相当于今天部队里的旅长，要知道此时的蔡锷尚不满30岁，称得上是年轻有为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新军中磨砺锻造的这几年时间里，他的思想也悄然发生着改变。

在外人看来，蔡锷是坚定站在恩师梁启超立宪派阵营的中坚力量，但与此同时，职业军人的素养又让他对革命党人充满好感并在辛亥革命中成为云南省响应武昌起义号角的军事总指挥。精神上追随梁启超的救国理想，在政治立场上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大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时常提及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吧。

不仅如此，在革命道义与人性光辉的得失权衡方面，蔡锷处理的也恰到好处。1911年10月31日，云南新军攻占昆明城后公推蔡锷为云南军政府都督。在此之前，他通告了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李经羲本人及家眷进入法国领事馆避难，并在起义后坚持前往慰问并礼送出境，全了这段彼此珍重的情义。

如果说1911年辛亥革命影响下的云南新军起义让蔡锷成为一名真正的民主革命家，那1915年底的那次护国战争则毋庸置疑的让他转身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二次革命”归于平静后，袁世凯致电蔡锷入京就职。对疑心较重的老袁来讲，蔡锷能力才干在全国的封疆大吏中属于上乘，对这样的“大才”最好的安置方式就是调到自己身边工作，一来可以在重大决策上问计于他，二来即便对方有异心，自己也能及时探知，防患于未然。

蔡锷自然明白老袁的这份担心，但出于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他最终还是踏上了这看似羊入虎口的未知旅程。在他看来，此一行一来可以为民主共和政体下藩镇割据、军人揽政现状的矫正以身作则；二来可以借此机会重新参与军官整训工作以对付共同的帝国主义列强；三来则可以由此远离云南繁杂政务缠身，在身心上得到极大的改善缓解。

尽管这样的初衷看似过于理想化，也与日后蔡锷的现实经历感受相去甚远，但不可否认，此时的他怀揣着一种试图影响和改变袁世凯权力欲望，继而将其引向民主共和正轨的政治理念。

进京后的蔡锷在老袁的疯狂笼络下，诸如“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员”等各类象征权力核心圈的身份头衔纷纷加盖在他的身上，尽管如此，当袁世凯与日方艰难交涉后最终作出签约“二十一条”的决定后，蔡锷仍旧公开表达了自己的军人立场：力主对日作战！

殊不知，这正是老袁最忌讳的一点。一个北洋军阀集团的骄兵悍将已经够让自己头疼了，这个时候蔡锷又以“在云南练兵数万”来表达对日作战的坚定立场，无疑触动了自己的逆鳞。

结果显而易见，“语出惊人”的蔡锷被严厉驳斥的同时也让老袁的提防警惕再度升级。事后，为了安抚蔡锷难以平复的整军备战心潮，也为了稳定蔡锷支持自己在未来几个月内的称帝大业，老袁派出了“杀手锏”杨度前往拜访劝说其加入“筹安会”，拥护自己美其名曰“恢复君主立宪政体”的复辟行动。

一边是丧权辱国的妥协行径，一边是倒行逆施的窃国之举，蔡锷深知袁世凯已经彻底走向了一条无可救药的不归路，自己微薄的个人力量已无法挽回这一颓势，所能努力践行的，只有高举反袁义旗，以武力唤醒国人万众一心，捍卫民主共和果实。

正如他下定反袁决心后与恩师梁启超在天津的那次谈话中提到的那样：“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人格”这个词在今天或许会被赋予诸多不尽相同的解释，但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民国初期却显得极为敏感而贵重，能够将争人格上升到与革命斗争并驾齐驱的地位并公开以此为目标口号的，在蔡锷之前，还有“二次革命”的领导核心李烈钧，不同于蔡锷的是，他仅是为自己争人格。

这是总的战略，为了完成这一宏伟目标，师生二人还要“一笔一枪”的文武搭配：一方面，蔡锷必须要回到云南“大本营召集旧部，确定具体作战计划；另一方面，为了迷惑老袁，要做出“师生二人决裂，老师反对称帝，学生拥护称帝”的假象，既为蔡锷组织起义力量争取足够时间，又能增加起义行动的舆论支持。

很快，在蔡锷的“演技”加持下，对帝制梦寐以求的老袁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蔡锷联合云南旧部一致发出了拥护帝制的立场声明。尽管如此，他对蔡锷仍旧留有疑心。

此后，在“红颜知己”小凤仙的配合下，蔡锷得以由北京前往天津，再由天津转道日本，最后从日本乘轮渡南下越南，从中越边境进入云南。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但个中风险和危机，恐怕也只有蔡锷和梁启超能够道尽一二了。

至少与17年前“戊戌变法”后流亡海外的选择相比，梁启超这次与蔡锷横下一条心：成功了，回头做我们的学问，失败了，慷慨赴死，无论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国外。

这是蔡锷与梁启超的师生同心同德所致，也是二人由局限走向成熟的历史性跨越。

得益于蔡锷本人提前为老袁准备的就医情况报告和明信片，以及沿边境返回昆明“最后一公里”时云南都督唐继尧的周密保护，蔡锷得以于1915年12月19日安然返回故乡。

话虽如此，但日益加重的喉疾还是让他显得异常憔悴不堪，沉浸在“老领导”返乡主持大局喜悦中的军政官员们只认为这是路途颠簸奔劳所致，却不知此时的蔡锷已进入生命中最后一年的倒计时刻。

面对云南都督唐继尧以“主政大位”的再三坦诚相让，蔡锷不容置喙般拒绝了他。一来唐继尧在自己离滇赴京就职时收留并发展了一定规模的革命团体，为即将举行的护国战争打下了坚实基础；二来唐继尧在任期间大量任用具有先进民主革命思想的主政官员，在保卫共和、反对专制问题上形成了一致的政治立场。

此外，最为核心的一点是：自己回滇举起护国反袁大旗，为的是走上一条民主共和的救国之路，出于公心而非私利，喧宾夺主的事只会破坏军政统一，造成“亲者痛仇者快”的局面。这是蔡锷不愿，更不能去尝试的自私做法。

比之同时代为了争地盘、抢兵员、占资源的军阀混战行为，蔡锷的确是一个识大体、顾大局的人，也正像唐继尧对他的评价那般：“公忠体国，雍容揖让，实为近代军人之楷模。”

返回昆明的第四天，唐继尧向北京发出了以将杨度等筹安会成员“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和要求老袁“焕发明誓，拥护共和”为主要内容的“漾电”，蔡锷旋即联名致电老袁以表拥护电文内容的立场。

当然，老袁自然是不能正面回答的，他也无法正面回答。倒不是在军事上存在多少压力，而是明面支持自己的蔡锷和云南大员们这么快就“翻脸”了，明显是早有预谋的行动计划，这让他始料未及。

距离蔡锷通电过去24小时后，即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并誓师出征，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护国战争就此拉开了帷幕。

战争爆发后，蔡锷以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身份率部出师四川。此后3个多月时间里，蔡锷先后历经叙府、泸州、纳溪之战，护国军虽兵微将寡、补给困乏，但有蔡锷的坚持，护国军官兵便能看到革命胜利的曙光。

值得一提的是，日后蜚声中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正是在泸州之役一展身手而成名。彼时的朱德年方29岁，与蔡锷在云南讲武堂时期便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朱德对蔡锷的为人正派、学识广博推崇备至，而蔡锷则对这位质朴好学、勤奋努力的学生印象深刻。在进攻泸州的残酷拉锯战中，朱德率护国军第三梯团第六支队强势增援纳溪地区的棉花坡，给反攻的北洋军以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