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在战胜希特勒德国周年纪念日即将来到之际，拟将我的军事回忆录中的几章交《新世界》杂志第5期发表。在这部分有关柏林战役的回忆录中，我不得不多次谈到M.B.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的活动。请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们阅读我的这部分手稿。~苏联元帅 H.科涅夫（签字）1965年4月2日
科涅夫
1945年4月1日至3日在莫斯科大本营的会见，是我在战争期间最后一次见到斯大林。下一次见到他，已经是在战后，在胜利阅兵式前夕。
有理由回忆一下战时我与斯大林的前几次会见，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概括地说说我对他作为最高统帅的一些印象。
首先谈谈会见情况和谈话的一般特点。
在战争的4年中，我们方面军司令员不止一次要向斯大林报告情况和未来计划。我们已经习惯那样的情形：斯大林在我们进行报告时，在讨论问题过程中听取我们的看法时，在阐述自己的意见时，在定下相应决心时—-—做这一切通常都不坐到桌前。他经常在自己宽敞的办公室来回踱，间或在我们之中某个他想提问的人跟前停下。他就这样站着主持对某个问题的讨论。我们自然也都是站着。国防委员会委员如果来听取报告，一般坐在会议桌旁，互相交换意见。他们通常不向我们，方面军司令员们，提任何问题。斯大林有时向我们提这样那样的问题，他们就说自己的意见。但是，通常除斯大林外，任何人都不向我们这些司令员直接下指示。
在报告和随后讨论问题时，我们都感到很放松。一点也没有受到压抑的感觉。电影《攻克柏林》中演的那种拘束和在斯大林面前站得笔直的情况，与实际情况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斯大林吸着烟斗，在办公室走来走去：他要吸很多烟。他在场时其他人也可以吸烟，而不必经过他的特许。桌上总是放着一些装着烟卷的盒子。
总而言之，在最高统帅的办公室里没有严格的等级观念。
当我们按图报告时，有人在大会议桌上铺开地图。斯大林从我们站立的一侧走过去，一边听我们讲解，一边看地图。
斯大林感兴趣的主要是地图上的大居民地。对于上面的图形—地貌、地形条件，等等，斯大林不感兴趣。我们事先知道，他在这方面不会提任何问题。
在战争的最后年代，斯大林召见方面军司令员时，总参谋部的代表——总参谋长或代理总参谋长、作战部长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在场。
在战争结束阶段，他们是A.M.安东诺夫和作战部长C.M.什捷缅科。对谈话内容通常不进行速记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记录。
应该公正地说，斯大林在战争的后半期已经不轻视总参谋部。以前他在对待这个非常重要的军事机关方面有一些大的失误。我甚至可以说，斯大林简直没有正确地对待它，没有彻底明白这个军队指挥组织的性质、作用和意义。在临近战争后半期，他已经确信，总参谋部是他的主要指挥机关，他作为最高统帅可以信赖它，并需要通过它去实现自己的一切号令。
他当着我们的面给自己最亲密的大本营人员下达任务，听取他们的意见，委托他们办事。我们与在大本营工作的同志会面时，确信这是一个早就十分协调一致的集体。他们简直只要斯大林一开口就会明白他的意思。他也了解他们。不需要长时间解释，不需要反复说同一件事。交谈都很简短。斯大林总的说来是言简意赅的人，善于简洁地阐明自己的意思。这一时期在他与总参谋部人员的关系中感觉不到他轻视他们。
斯大林通常不在总参谋部这些领导人员缺席时下达命令。看来，他已经非常明白，他作为最高统帅，没有这个军事机关不行。我还要补充一点，从制定战役计划角度看，他也非常重视各方面军司令员的建议。
战争后半期的情况就是这样。它完全不同于战争第一阶段的情况。那时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几个战役的计划是在绝密情况下制定的。事先了解计划的人极少，致使以后正常实施战役受到了妨碍。所以这些，与当时斯大林多疑的特点有关。
为了客观地谈论斯大林在战争年代是怎样的人，显然需要把战争时期与战前时期分开。斯大林要为1937—1938年杀害我军大批指挥干部负直接责任，这是没有疑问的。同样没有疑问的是，他还要为战前没有正确判断军事政治形势负直接责任。后者的结果是，尽管有一系列信号和警告（它们都被斯大林否定），我们还是被迫在使我们付出惨重代价的突然情况下开始战争。
评价斯大林的战时活动，应该不抱成见地研究他作为最高统帅的作用，恢复其具有正反两面的本来面目。至于我个人的印象和感觉，那么在不同时期也有很大差别。
1942年冬季，我指挥加里宁方面军时，总参谋部企图拉平战线，消除地图上由于我军实施反攻形成的所有波纹。此前已经合围斯帕斯杰缅斯克集团的西北方面军战线出现了奇特的波纹。在加里宁方面军有一个很大的突出部深入大卢基丘陵附近敌人一方。接着，战线从勒热夫旁伸延到又有一个突出部的瑟乔夫卡。再后，战线向勒热夫、祖布佐夫、沃洛卡拉姆斯克伸延。
总参谋部显然有人提出以下设想：切掉所有这些突出部，放弃部分地区，拉平战线，我们就可节省出1—2个集团军，再把它们编入预备队。为此，斯大林邀请西北方面军司令员II.A.库罗奇金、我——加里宁方面军司令员和西方面军司令员T.K.朱可夫去大本营。
谈话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里进行。来自总参谋部作战部的报告人博金将军建议拉平战线。确实，这样做使加里宁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有一定可能各腾出1个集团军。在战线拉直较少的西方面军却未必能因此节省什么。
那样的建议似乎是有利的。但是在三个方面军司令员不知情情况下，斯大林仍然没有就这个建议定下决心。现在作战部代表当着我们三个人的面报告了总参谋部的设想。
首先听取库罗奇金将军的意见。我很了解他。在此之前一直要求他消灭杰缅斯克①集团，并一定攻克杰缅斯克。这个集团已经给了他很多麻烦，做了很大努力也没有什么结果。显然，这整个过程已使他很厌烦，因此他表示同意总参谋部的建议。
接着轮到了我。
“您呢?”斯大林问。
我回答：
“不，斯大林同志，这个建议我不同意。如果我们落实这个建议，德国人只会感到满意。”
“为什么会满意?”斯大林关切地问。
我解释，如果我们靠拉直西北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战线节省一些兵力，那么德国人也会腾出同样多兵力——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并把这些兵力用于加强与西方面军对峙和向莫斯科进犯的集团。现在战线没有拉直，德军兵力被拉开，无法组织突击集团。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尤其是对西方面军有利，因为加里宁方面军有一个向西面的霍尔姆远远伸出的突出部，严重威胁西方面军当面的德军。德国人不得不在整个突出部周围保留兵力。如果他们能够把这些兵力腾出来，那毫无疑问会用来组建对付西方面军的集团，这可能促使他们对莫斯科实施新的突击。
我还指出，除此以外，我们如果由这个突出部后撤，那就将一个对我们尔后展开进攻行动十分有利的基地拱手让给了德国人。从战役角度看，这个基地不仅对加里宁方面军有利，对西方面军也有利。
我讲完后该朱可夫说了。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指出，总参谋部的建议对西方面军不利。
“我坚决反对这样做。”朱可夫说。“我同意加里宁方面军司令员的意见。无论如何不能允许拉直战线，斯大林同志。”
大家在交换意见时提出了赞成和反对的理由。斯大林很认真听了所有人的看法。最后，他定下决心：不改变态势，不后撤军队，不放弃可以用来实施未来进攻行动的基地。
后来这个决心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确信，在西北方面军尤其是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保持那些前推的基地是非常重要的。德国人在整个1942年都没有在这里采取任何积极行动。他们没有这样做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几个前推的基地一直在威胁着他们。我们原则上能够在任何时候向这些基地调集兵力，实施可以深入德军整个集团后方的突击。在1942年夏季和秋季斯大林格勒战斗正酣的复杂情况下，我们几个方面军的配置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
与斯大林的会见有几次显得很紧张，尤其是在艰难的日子里更是如此。有时事态发展到引起他暴怒的地步。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他在听取我们报告时流露出毫不掩饰的不满和气愤，特别是当报告与他原先的设想不相符时更是如此。
1942年初秋，最高统帅召见朱可夫和我。由于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形势严重，他提出从我们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调预备队去保卫伏尔加河畔的这个城市。
我们也为南部的战事感到不安。但是我们认为，从全线的总情况出发，不能从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抽调兵力去斯大林格勒。德国人在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当面保留了重兵集团，在斯大林格勒附近进行战斗的全部时间里，这个集团一个师也没有减少。按照我们的看法，敌人在等待伏尔加河交战的结果，同时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向莫斯科实施突击。我们两个人对此都很清楚，因此我们不认为可以削弱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的力量，让莫斯科方向特别是莫斯科本身遭受危险。
我们这种坚决的抗拒使斯大林失去了镇静。起先他在听我们讲，接着是争论、证明，再后是说生硬的话，最后终于说：
“你们出去。”
我们走出他的办公室，来到等待接见的房间，坐到桌旁，摊开地图，等待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当然认为不能在斯大林因极度生气而中断谈话后就离开。我们每个人都明白，对斯大林显然预先决定的问题进行如此坚决的抵抗，有可能使我们受到退役甚至更坏的威胁。但是此时我们什么样的惩罚都不怕。我们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认为自己不能同意从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调走预备队。我们不能让莫斯科遭到突击，我们要为它的安全负直接责任。
过了10分钟或15分钟，来了一个国防委员会委员，问：
“怎么样?你们改变主意了吗?你们有什么新的看法要向斯大林同志报告吗?”
我们回答：
“不，我们没有改变主意，也没有任何补充意见。”
我们继续坐着。过了一些时候，又来了一个国防委员会委员：
“怎么样，想好了吗?你们有建议吗?能给斯大林同志报告这些建议吗?”
我们回答：
“没有。没有建议，也没有什么要报告。”
第三个出来的是莫洛托夫。他也问我们对所讨论的问题有没有改变。我们回答他没有，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没有改变。
就这样僵持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斯大林再叫我们进去。我们到后，他对我们的固执说了几句批评的话，最后说：
“怎么办呢，就按你们说的办好了。回你们方面军去吧。”
1943年6月，斯大林召见我，任命我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
他在谈到这个方面军的态势和意义时，多次提起方面军所属军队现在分散在广阔的草原上。最高统帅几次重复“在草原上”几个字后，终于说：
“我们就把它称为草原方面军吧。”
我那时得到的印象是，斯大林当时已经十分清晰地看到夏季的尔后战役将会怎样展开。此外，他也设想了草原方面军在这些战役中可能和应该起什么作用。
我想顺便指出，在各作战方面军后方组建辖6个齐装满员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及配属了大量炮兵部队的几个坦克机械化军和秋兵军的完整的预备队方面军，看来是战争史上没有先例的创举。为了在后方组建如此强大的突击集团，最高统帅需要具备坚强的性格和很大的毅力。
至于如何使用草原方面军，那么在展开库尔斯克会战时有两种意向。一是从草原方面军一部分一部分地调遣兵力，用于保持和恢复沃罗涅日方面军的态势，不让德国人向更深远的纵深突破。二是把草原方面军当成完整的强大突击力量，晚些时候用它的兵力对德军实施反突击。
我当时认为第二种观点最正确，虽然也应该考虑到当时的局势确实很严重。实际上，当时沃罗涅日方面军的正面已经被突破，从草原方面军调出的近卫第5集团军和坦克第5集团军参加的交战，已经在被德军突破的防线后方进行。正是在这里，在普罗霍罗夫卡附近，德军被罗特米斯特罗夫的坦克兵和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挡住，该集团军随着战事的发展，似乎已成为抗击敌人的中心，组成这一新防线的其他一切兵力都在向它靠拢。
假如大本营不从草原方面军调去这两个集团军，德国人显然要继续向库尔斯克突出部纵深突破。这无疑会造成危险的态势。
我本人不同意分散使用草原方面军。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不认为这一决心是最佳方案。但是，它在历史上是惟一的方案。战争不是军事导演，可以回到出发地点去演练另一种方案。
在回头讲柏林战役时，我想说，斯大林对我们显得十分克制和平静。这不仅表现在他聚精会神地听我们发言，而且甚至表现在他提出“谁将拿下柏林”这样的问题本身。他没有像以前他常做的那样挖苦人，没有说：人家要从你们眼皮底下拿走柏林了，你们却还在自己的方面军呆着，一言不发，满不在乎。这种我们熟悉的、令人不十分愉快的习惯，现在连一点迹象都没有了。大家的感觉是，他熟悉情况，处乱不惊，自信心强。
我说的这些情况，不仅发生在战争最后阶段这最后一次会见中，而且在前几次会见也有表现。在这一时期，他显示自己是个在表面上对战役法问题十分内行的人。不过，即使是现在，他在这方面的知识也是肤浅的，他没有表现出了解战役情况的真正深度。
至于总的战略情况，那么斯大林了如指掌，并能迅速觉察到发生的变化。总的说来，到战争结束前，他越来越表现出他坚信自己的判断和对纯军事问题的结论。和这种自信心一起表现出来的还有越来越多的沉静。他把自己对某些局部问题的决定，如要这样而不是那样进攻，强加于方面军司令员的情况越来越少。
过去他常常硬要别人同意在哪个方向、哪个地段进攻或集中兵力更加有利。现在，临近战争结束之时，所有这些情况都不再出现。但是，他非常认真地研究一切涉及某个方面军请求拨给多少军队、武器和技术装备的问题。他会在这方面十分内行地争论，他了解武装力量的编成和能力，并由此出发，决定给或不给某个方面军什么。
我想起了那样一件事。我在西乌克兰会战期间第一次遇到了德军“虎王”坦克。为了有效打击它们，不得不把不那么容易机动的152毫米加农榴弹炮和122毫米加农炮拖来拖去。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我们被迫这样做，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其他手段去阻挡拥有坚固前装甲和高功率发动机的德军重型坦克。其他一切兵器的性能都不够强。我们推出这些火炮，不让“虎王”前进。但是这样做有很大困难。
我给斯大林打电话，说根据我方面军的看法，应该给我们的VIC坦克 装上122毫米加农炮。它可以击穿德军任何坦克的装甲。斯大林听完我的话后说：
“说得对，是个好建议。我已经不止一次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发生了恐慌，认为我们的坦克装备弱，不能对抗德军装有强大武器的重型坦克。我已经给马雷舍夫 同志下达了任务，您也给他打电话，让他加快解决在MC-3坦克安装122毫米加农炮的问题。”
这只是我和他多次交谈中的一次。这次交谈给人的印象是，斯大林十分了解武器的性能，十分了解某种飞机、坦克和火炮的基本参数。
我谈论斯大林，当然不是想全面评价他的所有活动。这首先是因为，我只谈到他的军事方面。况且我思考的依据，是我作为方面军司令员与他的会见和与他的交谈。
① 斯帕斯杰缅斯克的旧称。此地从1917年起设市，为卡卢加州的中心。——译者注
① 苏联在1943年研制成功的重型坦克。HC-1装85毫米加农炮，同年12月开始安
装122毫米加农炮(C-3)，成为当时威力最大的重型坦克。——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