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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的甘肃，土地改革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这场全国范围的土改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封建土地制度的一次深刻清算。在这样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中，无数地主被剥夺了土地财产，接受审判，甚至走向刑场。然而，在甘肃永昌，一个被判死刑的地主却在行刑前突然喊出了一句话：“我救过徐向前！”
这位地主的名字如今已经湮没在历史中，但他在1950年那个肃杀的秋天，却成了一个不小的风波中心。那年，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进入高潮，各地的地主阶级作为旧制度的代表，成为了重点清算的对象。他也不例外，被指控剥削贫苦农民多年，积累了大量财富，甚至有证据表明，他曾因高利贷压榨欠债农户，最终导致一户人家家破人亡。他的罪行被当地农会总结为“不可饶恕”，被判处死刑。但是，在临刑前的最后时刻，他的这声呐喊却让执行队伍一时停住了。
地主的家人迅速根据他的指引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一张泛黄的借条。这张借条看起来不起眼，纸张上字迹已稍显模糊，但内容却极为重要。上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还盖有清晰的红军印章。这张借条记录的，是十几年前他与红军的一段交集。
在1937年，那时的甘肃还处在战火的阴影下，这一年，徐向前率领西路军行进在河西走廊。西路军是一支肩负特殊任务的队伍，试图打通一条通向苏联的战略通道。但是，敌人的围追堵截和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让这支部队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中。补给断绝，士兵疲惫不堪，沙漠中的高温与夜间的严寒几乎让他们难以为继。在这危急时刻，徐向前带领队伍突围到了一处村庄。
这个村庄的地主就是后来土改中被判死刑的这位，当年，他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富户，家中粮仓充裕，牲畜众多。红军队伍到达后，地主清楚他们的身份。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任何帮助“红匪”的行为都会被视为通敌叛国，一旦被发现，可能招致灭门之祸。但面对这群满身尘土、疲惫不堪的士兵，地主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没有报警，也没有赶走他们，而是提供了红军急需的粮食和饮水，还额外赠送了几匹骆驼。这些骆驼对红军极为重要，帮助他们在茫茫沙漠中运送物资和人员。
徐向前深知红军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但在极度困窘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位地主的帮助，并留下了一张借条。这张借条既是红军感恩的标志，也是一种承诺，表达了红军的信义。对于地主来说，这不过是一次短暂的接触，他可能并未在意这张借条的意义。但对于徐向前，这位地主的行为却在关键时刻拯救了整个队伍。
西路军后来成功突围，与中央红军会合，但这次作战经历却成为徐向前内心深处的伤痛，因为战役的失败导致了大量战友牺牲，而地主的善举却让他始终铭记。多年以后，徐向前在回忆红军长征与西路军突围的经历时，多次提到甘肃人民的支持，这其中或许也包含了对这位地主的感激。
几十年后，当土改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这位地主的身份却成为了他最大的劣势。在那个阶级斗争的时代，他的土地和财产被视为剥削的罪证，他过去对农民的压榨行为被无情揭露。他成为被清算的对象，不久便被判处死刑。在土改工作队眼中，他是封建制度的残余，没有任何赦免的余地。
地主在几次上诉未果后，终于想起了那张尘封已久的借条。借条被送到工作队手中后，立刻引起了高度重视。地主的陈述被详细记录，并逐级上报，甚至直接联系到当时身居高位的徐向前元帅。借条的真实性得到了确认，地主确实在红军危急时刻伸出了援手。经过审议，地主的死刑被改判为管制，他的土地仍被没收，但他本人获得了生还的机会。
地主余生靠自己的双手劳动为生，他的过往身份和财富都已成为历史。他的一生因为那张借条而免于一死，也因为土改运动而彻底改变。徐向前元帅后来在许多场合提到，革命战争中百姓的支持是红军得以胜利的关键。他强调，尽管地主阶级在整体上属于剥削者，但个体行为中依然存在许多复杂性，不能一概而论。
这段历史并不是土改运动中的普遍现象，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那个特殊时代的复杂性。地主与红军的关系跨越了阶级与时间的鸿沟，既有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立，也有个人层面的善意与恩情。或许，这正是历史深处最让人回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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