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1年的一个寒冷春夜，上海的街道上弥漫着雾气和紧张气氛。深夜中，一辆黑色轿车悄然停在了一条僻静巷弄的入口，车门轻轻开启，几个身穿黑衣的男子从车内快步走出，他们的眼神警惕而冷硬。

这些男子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们的任务是捉拿一个影响国民党命运的重要人物——周恩来。巷弄不远处，一座普通的石库门老房子里，灯光昏暗。房子内部，一切似乎都在沉睡，但实际上，它是今晚最危险的地方。

特务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目标人物就藏匿在这里。他们的头儿，陈立夫，一直梦想能够一举捕获这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以此来改变整个国共对抗的局面。这次抓捕可能成功吗？

1931年4月24日，正当张国焘为了党的战略转移，悄然前往苏区的同时，顾顺章在汉口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拦截和审讯。此时，国民党已经对共产党的秘密活动高度警觉，特务机关对可疑人物的监视与追踪日益严密。

顾顺章被捕时正处于执行任务的紧要关头，他的身份使他拥有关于中央特科内部结构及其秘密联络方式的敏感信息。国民党特务在对顾进行初步审问后，迅速意识到其身份的重要性，随即将他转移到了专门的审讯室。

特务们采用多种手段试图从顾顺章口中获取他所掌握的情报。在审讯室内，特务们首先显示了一系列捕获的共产党文件和照片，试图通过这些“确凿证据”来打破顾的抵抗心理。

他们询问顾顺章有关中央特科成员的详细情况，包括他们的秘密住所、联络方式以及即将执行的任务。

特务们还详细审查了顾顺章持有的个人物品，其中包括一些笔记和通讯录，这些笔记中记录了一些暗号和联络点的信息。面对国民党特务的连番追问，顾顺章在巨大的压力和恐惧面前，逐渐开始透露一些情报，这些情报直接威胁到了中央特科的秘密运作和成员的安全。

国民党特务通过对顾顺章的审讯，得知了多个特科成员的身份及其在城市中的活动范围。这些信息迅速被特务机关加以利用，国民党开始调整其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打击策略，增派了大量人手和资源，对疑似藏匿的地点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和搜查。

此时，上海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已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由于顾顺章的泄密，一些原本计划中的行动被迫取消或延期，中央特科不得不重新评估其在城市中的活动方式和安全措施。特科成员们被迫更换住所，调整联络方式，以躲避可能的搜捕。

1931年4月26日凌晨，上海的夜空如墨般浓厚，街道上零星的路灯仅勉强照亮着湿漉漉的街面，映照出连绵不断的夜雨带来的阴郁气氛。在这样一个不眠之夜，一场关乎生死的暗战正在悄然展开。

在一条偏僻的巷弄中，陈立夫带领着一队精锐的国民党特务潜伏在黑暗之中，他们的黑色外衣几乎与周围的夜色融为一体，只有偶尔反射的光芒透露出手中的武器。这些特务都是经过严格选拔和训练的精英，他们的任务是捕捉一个重要的共产党领导人。

根据情报，目标人物就藏匿在巷弄中的一所普通民宅里。这所房屋外表并无特殊，灰色的墙面在雨水的冲刷下显得斑驳陆离，只有一扇窄小的门洞作为出入口。陈立夫手持手枪，目光锐利地盯着这扇门，他知道这场行动的重要性，一旦成功将能大大挫败共产党的地下活动。

特务们按照预定计划，分组隐蔽在附近的暗处，每个人的呼吸都被严格控制在最低声音。随着陈立夫的一个手势，几名特务迅速接近房门，利用专用工具轻手轻脚地撬开锁具。门缓缓打开，发出的轻微响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陈立夫率先闪身进入房屋，其他特务紧随其后，手中的枪口对准可能的藏身之处。然而，当他们打开房间的灯光，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室的空荡。几件简陋的家具散乱地摆放，一张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显然这里曾有人居住，但现在却无人问津。

陈立夫迅速指示手下搜索整个房屋，包括每一个可能的藏身之地：床下、衣柜、甚至天花板的夹层，但他们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或目标人物的踪迹。特务们在房屋中发现了一些杂乱的文件和书籍，显然被匆忙翻阅过，但没有找到关于目标人物的具体信息。

陈立夫站在那空旷的房间中，目光扫过一地的破碎文件和散落的家具。他忍不住愤怒地咒骂了一声，对手下的特务说：“离活捉周恩来，就差了那么五分钟！”语气中满是无力和懊恼，这次行动的失败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特务们一个接一个地退出房间，回到了暗处汇报情况。据他们观察，就在不久前，弄堂里有两个人出现过，一个是身着旗袍的女子，另一个则是一个看起来年岁已高的老人。这两个人走路匆忙，神色紧张，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中。

特务们没有意识到这两人的真实身份，错失了追捕的机会。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和周围居民的询问，特务们得知这两个人确实曾在那个时间段经过，而从他们的描述中，陈立夫意识到这两个人正是他们此次行动的目标——化装成普通市民的周恩来和陈赓。

这一认知让他深感挫败，因为他们在行动前对此处进行了长时间的监控，竟然没能识破周恩来的伪装。

陈立夫和他的团队急忙回到了他们的临时指挥部，对此次行动的失败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们检查了每一步的行动计划和执行过程，试图找出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失误。特务们一遍又一遍地回放那晚的情况，从周边环境到每一个小细节，都被仔细审视。

房间里的一切似乎都在提示着周恩来就在这里，从留在桌子上的书本到还未完全冷却的茶杯。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他们离成功非常接近。然而，由于化装和时机的巧妙把握，周恩来和陈赓最终还是从国民党的手中滑脱。

在逃离上海的突围行动后，周恩来深刻认识到中央特科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为了提高特科的操作效率和安全性，他提出了对特科进行全面改组的建议。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可和支持，开始着手调整特科的组织结构。

在新的组织架构中，党中央决定任命陈云、潘汉年、赵容和李强分别负责中央特科的一、二、三、四科工作。这四位同志都是经过长期考验的革命者，具有坚定的思想和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被认为是能够在严峻形势下保持特科稳定与高效的关键人物。

陈云被任命为一科科长，主要负责特科的整体战略规划和政策制定。他的职责包括确保特科活动与党中央的指示紧密相连，以及提出新的策略以对抗国民党的压迫。潘汉年则负责二科，主要职责是信息收集和情报分析，这包括对国民党动向的监控以及对内部安全的评估。

赵容作为三科科长，负责组织和人事，这一角色要求她负责特科成员的培训、分配及其安全保障。在赵容的领导下，三科也要确保所有操作的人员安全，防止内部出现漏洞。李强领导的四科主要负责后勤和物资支持，包括安全屋的管理、资金的调配和必要时的武器供应。

这次改组后，各科根据新的职责迅速行动起来，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密切监督这一过程，确保每一个环节都能顺利进行。在陈云的统筹下，一科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操作指南，旨在提升特科在执行任务时的隐蔽性和灵活性。

潘汉年的二科加强了对国民党活动的监控，使用了更为先进的情报收集技术，并对信息流进行了优化，以减少在传递过程中的信息泄露风险。

赵容的三科则加强了对特科成员的背景审查，增加了安全培训，确保每一位成员都能在高风险环境下保持警觉和自保能力。同时，李强的四科也在后勤支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改善了物资存储的安全性和访问的便利性，同时确保所有操作所需的资源都能及时到位。

从1934年开始，上海中央特科的工作环境日益恶化。国民党的反共力度不断加大，其情报和监控系统越发精密，使得共产党的地下活动频繁遭到干扰和破坏。特科的行动屡屡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预测并拦截，不少行动未能如期执行，或在执行过程中遭到严重破坏。

国民党的情报网通过各种手段，如间谍潜入、电话窃听、邮件检查等方式，不断追踪和打击共产党的秘密活动。这导致上海中央特科的许多成员暴露，随后被捕。

特科的安全隐患日增，每一次行动的风险都大幅提高，特科成员在执行任务时必须极为小心，以避免被捕或暴露。1935年，形势更是急转直下。上海租界当局与国民党达成了新的合作协议，协议规定租界警察将不再对躲藏在租界的共产党员视而不见。

此前，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国际影响和政策考量，租界当局曾相对宽松地对待在租界内的共产党活动。然而，这一新的政策调整意味着租界警察将积极配合国民党追捕和打击共产党人。

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原本在租界相对安全的特科成员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租界的道路、住宅和常用场所开始有更多的警察巡逻和监视，甚至国民党的便衣特务也更加频繁地出现在租界内。共产党的行动空间被大幅压缩，许多原先的安全屋和秘密联络点不得不放弃使用。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许多中央特科的成员不得不选择更为隐蔽和复杂的方式进行活动，包括改变身份伪装、使用更隐秘的联络方式和行动路径。然而，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安全性，但也大大增加了行动的复杂度和执行难度。

随着特科成员的牺牲越来越多，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评估其在上海的活动策略。党中央开始考虑是否应该将特科的重心转移，寻找新的作战基地和战术方法，以适应日益严峻的反共环境。

这一时期，特科的策略逐渐从直接对抗转向更为灵活和隐蔽的地下工作，以期在不利条件下保存力量，为未来的反击积累资源。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央特科的成员们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地开展工作，每一步行动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计划和审慎的考虑。

到了1935年底，面对越来越严峻的情势，以及为了保护成员的安全和维持党的核心力量，中共中央做出了艰难的决定，结束中央特科在上海的所有活动，并将其功能和成员转移至其他地区，特别是靠近或在苏区的安全地带。

石庆.逆光中的背影——隐蔽战线先驱、雨花英烈冷少农献身革命的事迹[J].钟山风雨,2021,(06):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