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拾贝

茅以升，这个名字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熠熠生辉。

他不仅是中国桥梁工程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打破西方列强轻视中国技术偏见的重要人物。

作为钱塘江大桥的建造者，茅以升被誉为“中华桥魂”，他的成就让国人振奋，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工程师的智慧与实力。

然而，在光鲜的事业背后，茅以升的家庭生活却充满了痛苦。

茅以升于1896年出生在江苏镇江的一个书香世家。

祖父茅谦曾参与戊戌变法中的“公车上书”，是戊戌变法的积极支持者之一，一生关心国家的命运和改革。

父亲茅乃登也同样怀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参与了辛亥革命，致力于推翻清朝的腐败统治。

这种家族背景使得茅以升从小受到浓厚的爱国主义教育，塑造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学术的无比热情。

母亲韩石渠同样是一个勇敢而坚韧的女性，她在14岁时为了父亲的冤屈而敢于上书申诉，这样的经历让她在当地颇有名气。

韩石渠的勇气和坚强深深影响了茅以升，使他从小立志要为国家和家庭做出自己的贡献。

茅以升自幼聪慧好学，尤其对数学和工程学有着浓厚的兴趣。

191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唐山路矿学堂，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工程学子之一。

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土木工程和桥梁知识，逐步奠定了作为桥梁大师的坚实基础。

在同年，家族为年仅18岁的茅以升安排了一门亲事。

新娘戴传蕙是一位年长他一岁的扬州大家闺秀，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知书达理。

尽管当时的很多新青年反对包办婚姻，但茅以升对这门亲事并未表现出抗拒，反而对戴传蕙非常满意。

他们的结合不仅是家族联姻的象征，也注定了戴传蕙将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陪伴者和支持者。

茅以升与戴传蕙婚后感情融洽，茅以升还送给戴传蕙一本《浮生六记》作为定情信物。

这本书描述了沈复与妻子陈芸之间的深情厚谊，寄托了茅以升对未来婚姻生活的美好憧憬。

他希望自己的婚姻也能如书中描绘的一般，充满琴瑟和鸣的幸福。

戴传蕙无疑是一个温柔而贤淑的女性，她理解茅以升的理想与追求，并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他。

婚后第二年，戴传蕙生下了长子茅于越。

然而，当茅于越刚出生不久，茅以升正处于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心怀对知识的渴望，他决定前往美国继续深造。

这一决定使得戴传蕙不得不独自承担起整个家庭的重担，照顾年幼的孩子，并同时孝敬年迈的公婆。

在美国，茅以升进入康奈尔大学攻读桥梁工程学，并最终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在求学期间，他表现出色，成为当时少有的精通桥梁技术的中国工程师。

然而，在茅以升学术飞跃的背后，戴传蕙默默地承受着家庭中的所有辛苦。

她从未有一句怨言，始终充当着贤内助的角色，支持丈夫的事业追求，把家庭的责任放在自己肩上。

1919年，茅以升学成归国，开始在多所高校任教，传授土木工程知识，并积极投身于中国桥梁事业的建设。

然而，由于职业生涯的发展需求，茅以升不断辗转于各地任教，从南京到天津，再到北京和杭州，这使得他们的生活极为不稳定。

在十余年的时间里，戴传蕙和茅以升一共搬迁了二十七次，从打包行李到寻找新住所、安顿孩子，所有这些琐碎事务都由戴传蕙一手操持。

搬迁的频繁对家庭成员，尤其是孩子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孩子们的教育和成长环境不断变迁，而作为母亲的戴传蕙，必须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为孩子们提供尽可能的稳定和关爱。

她的生活几乎完全被家庭所束缚，既要照顾六个孩子，又要处理各种家庭琐事，同时还要在公婆面前尽到孝道。

而茅以升则全身心投入学术和事业，几乎无暇顾及家庭事务。

戴传蕙的日常生活极为繁忙，她既要照顾家庭，又要面对六个孩子的教育问题。

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的需求，而戴传蕙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中尽力满足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

由于茅以升工作繁忙，家中的事务和孩子的教育几乎完全由她一个人承担，这使她的身心压力越来越大。

然而，戴传蕙从未向丈夫抱怨，只是默默地承受这一切。

搬家对于戴传蕙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每次搬迁，她都要精心规划行李的打包和运输，还要考虑新住所的布置和孩子们的转学问题。

由于时代的动荡，孩子们的学校不断变化，教育也变得极为不稳定。

戴传蕙深知教育对孩子的重要性，因此总是尽可能为孩子们选择最好的学校，并监督他们的学习。

尽管生活艰难，但她依然努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温暖的家庭环境。

1933年，茅以升作出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重要决定：辞去天津大学的教职，毅然奔赴杭州，准备接受人生中最为重大的工程挑战——建设钱塘江大桥。

钱塘江是中国最为著名的河流之一，以凶险的潮水著称，尤其是秋季的钱塘江大潮，汹涌澎湃，极具破坏力。

因此，钱塘江上建桥在当时被很多人视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甚至一些外国专家断言，能够在钱塘江上建桥的中国人还未出生。

然而，茅以升没有被这些言论吓倒，反而激发了他更强的斗志。

他带领一群年轻的中国工程师，克服了重重困难，在资金紧缺、设备落后的条件下，制定了科学的设计方案。

施工过程中，茅以升和团队不断面对各种意料之外的难题，尤其是钱塘江底部复杂的淤泥层，给桥墩的稳定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在一次次失败与试验之后，茅以升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方法，成功克服了这一技术难关。

1937年，钱塘江大桥顺利建成通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大桥，标志着中国桥梁工程从此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茅以升的名字随着这座桥梁的建成而成为了全中国人民心中的骄傲，“中华桥魂”的称号也从此与他紧紧相连。

然而，茅以升事业上的成功却并未能为家庭带来同样的幸福。

在钱塘江大桥的建设期间，茅以升几乎全身心投入到项目中，长时间待在工地，很少回家。

这使得原本已经非常疲惫的戴传蕙倍感孤独和无助。

她在家庭中承担了所有的责任，长期得不到丈夫的陪伴和理解，心理压力日益加剧，最终导致精神崩溃。

戴传蕙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对于戴传蕙来说，这种痛苦是多方面的：她一方面为丈夫的安危担心，因为钱塘江的环境非常恶劣，每天施工的危险系数很高；

另一方面，她也为自己的孩子感到忧心，因为他们缺少父亲的陪伴和教育。

同时，她还要独自面对家庭的繁重事务，这些负担远远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极限。

茅以升虽然在事业上不断获得荣誉，但他对家庭的缺席，使得他与妻子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对茅以升而言，国家的事业是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家庭则被无奈地排在次要位置。

这种选择让他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名声，但也让他的家庭逐渐走向破裂的边缘。

1937年，正当钱塘江大桥竣工之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战争的阴影迅速笼罩了整个中国，茅以升也被迫离开杭州，前往重庆为国效力。

而戴传蕙则不得不带着年幼的孩子们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后方。

在战争动荡的时期，戴传蕙不仅要独自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还要应对战争带来的各种困境。

她几乎没有任何支持，精神状态也日益恶化。

茅以升在重庆参与国防建设，继续为国家桥梁事业贡献力量，他的忙碌让他无暇顾及家庭。

他深知自己对家庭的亏欠，却也无力改变现状，战争的残酷使得他只能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国家大业之中。

而戴传蕙只能独自带着孩子们在战火中艰难求生，努力为他们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成长环境。

长期的分离与巨大的压力，使得戴传蕙的精神状况不断恶化，她的生活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

对于一个女性来说，独自带着孩子们在战乱中求生，面对物质匮乏与孤独，精神崩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戴传蕙不断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不仅要为孩子们的生计和教育担忧，还要面对长期的孤独与对丈夫的牵挂。

最终，这种积压的精神重负使她再也无法恢复健康。

1949年，新中国成立，茅以升受命担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这标志着他事业的新高峰。

他重新回到了家，家庭似乎也得到了短暂的团聚。

然而，对于戴传蕙来说，这样的团聚显得格外迟来。

在多年战争动荡和独自照顾家庭的艰难岁月中，她的健康已经严重受损，不仅失去了昔日的活力，更在心理上受到了不可逆的创伤。

她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社会，获得独立的事业，这使得她对自己过往的付出感到无奈和心酸。

尽管她在心底为自己的牺牲感到无怨无悔，但看到新时代的女性能够在社会上拥有独立的职业和生活，她的内心深处也不禁泛起了对自己失去的岁月的唏嘘。

对她而言，这些年来的默默付出未能得到同等的回报，她再也无法享受真正的家庭温暖。

茅以升在重庆期间结识了年轻的权桂云，这段感情在当时是秘密进行的，但却给茅以升的家庭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权桂云年轻、充满活力，她成为了茅以升的精神伴侣，并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

然而，这段感情一直没有得到公开的承认，直到茅以升不得不向组织坦白家庭关系时，戴传蕙才知道了这段关系的存在。

权桂云的出现使得这个原本已经脆弱的家庭面临更大的裂痕。

戴传蕙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内心受到了无法抚平的打击。

她在长期的孤独和压力中挣扎了多年，而丈夫却在外另结新欢，这无疑是对她的巨大背叛。

她的健康状况因这一打击进一步恶化，精神也愈加抑郁。

1967年，戴传蕙因病去世，结束了她充满坎坷与无奈的一生。

戴传蕙去世仅三个月后，权桂云便以“茅夫人”的身份进入了茅家的生活。

然而，她的生活并不如她想象中的幸福。

虽然她在名义上成为了“茅夫人”，但茅家子女从未真正接纳她。

茅以升的六个子女对她的冷漠和疏远让权桂云在家庭中备受孤立，无论她如何努力去融入，都无法弥补对母亲戴传蕙的情感缺失。

权桂云生活在孤独和矛盾中，她爱茅以升，但却无法得到继子女的尊重。

她的努力和付出都未能换来应有的地位与认可，最终在1975年因病去世，带着未了的遗憾与深深的孤独离开了这个家庭。

她的一生与戴传蕙极为相似，都是为茅以升的事业和家庭付出一切，但却未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茅以升虽然事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家庭生活中却彻底失败了。

两个深爱他的女人相继离世，而六个子女对他的情感也因长期的疏离和对母亲的深厚情感而变得冷淡。

茅以升晚年孤独，身边唯一陪伴的只有最小的女儿，这种陪伴仍旧无法填补他内心深处的孤独与对过往的悔恨。

1989年，93岁的茅以升在弥留之际叹息道：“报应啊。”

这句话凝聚了他一生的追悔，既为失去两个深爱他的女人而感到内疚，也为自己未能尽到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深感痛苦。

他的叹息中充满了对逝去岁月的反思、对家庭的深深愧疚。

茅以升是中国桥梁工程的奠基者，他用卓越的技术和不懈的努力，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桥梁梦想，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然而，他在家庭生活中屡屡缺席，未能成为一个尽责的丈夫和父亲，辜负了两个深爱他的女人和他们的子女。

“英雄难过美人关”，但对于茅以升来说，真正的难关并不是情感纠葛，而是长期对家庭的忽视。

桥梁可以承载千万人通过，却无法承载他对家人的亏欠和内心的遗憾。

茅以升用一生，为国家架设了通往未来的桥梁，却未能为家庭架设起理解和关爱的桥梁。

这是茅以升伟大与脆弱、荣耀与失落之间最深刻的矛盾，也是他晚年内心最深处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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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茅以升。

《某某百科》：茅以升。

《钱塘江大桥建设史》。

网络公开资料与相关历史文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