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爆发时，刘伯承正在南京军事学院担任院长。一天，刘伯承正在自己位于中山陵北极阁的家中休息。就在这时，一阵急促敲门声响起，等警卫员开了门，发现来者不是别人在，正是刘伯承的爱将——12军副军长——肖永银。

一见到刘伯承，肖永银的眼泪刷地就流下来了：“首长啊，我跟你那么多年，哪一仗我没打？哪一战我没去呢……我是仗仗必到，战战必出啊……现在我和王近山的事情，你知道不知道？我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记过还了不了啊……”

看着这位痛哭流涕的战将，刘伯承严肃地说：“情况我知道了，王近山让你受委屈了……”

肖永银是中野王牌军的王牌军长，他一生骁勇善战、所向无前。他到底和王近山发生了什么？他又为何会流下英雄之泪呢？

肖永银是河南省新县人，13岁时就参加了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三团司号长，第三十军军部交通队排长，西路军总指挥部警卫连排长，参加了长征。

肖永银虽然年纪不大，但是革命意志极其坚定。1937年红军西征，由于指挥失误，导致2万红军被马步芳的骑兵打散。在石窝，红军召开了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作出了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西路军残部化整为零分别突围的决定。

肖永银作为警卫排的一员，紧紧地跟随在徐向前身边。然而徐向前认为这支小部队的目标还是太大，决定解散部队。于是徐向前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并交给了肖永银和陈明义，嘱咐说：

“你们要是先到陕北，把这封信交给党中央，再说说我们的情况。”

离开徐向前和陈昌浩后，这支四五十人的总部警卫排经历了数次恶战，最终只有肖永银和陈明义两人突出了重围。

从1937年3月开始，肖永银和陈明义化装为乞丐，风餐露宿，足足走了120多天。历经生死，终于在1937年7月中旬的一天，到达了援西军司令部里。

听闻西路军有人回来了，刘伯承急忙出去迎接。只见肖永银和陈明义早已衣不遮体，脸黑的像焦炭，蓬乱的长发野人似地盖住半张面孔，只有一口牙齿还是白的。

看着两名坚韧的小战士，刘伯承的右眼涌满了泪水，哽咽着说：“能回来就好，不容易啊”！

从此时起，刘伯承便记下了肖永银这位小战士，也开始了两人长达数十年的将帅情谊。

1937 年 9月八路军一二九师成立后，肖永银被任命为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十四团一营长，从此就一直在刘伯承的麾下战斗至新中国成立。刘伯承对肖永银很是欣赏，而肖永银也从未让刘伯承失望。

在抗日战场，肖永银战功赫赫，曾用巧计缴获了八路军中第一门92步兵炮。，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绕着山炮转了十来圈觉得不过瘾，还在炮身上写下了一行大字：八路军在大杨庄战斗缴获日本之山炮。他接着又让人拍照留念。师长刘伯承则像欣赏艺术品一样把山炮里里外外看了个遍，兴奋地一扬眉毛：全师通报表扬一营！在多年后总结平原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时，刘伯承仍由衷地赞叹：“肖永银打了一次艺术的战斗”！

抗战期间，肖永银的官职升得很快，他历任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第十四团团长、太行军区第八军分区副司令员、秦向支队副司令员等职。

1945年10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决定组建第六纵队。这个纵队下辖三个旅，从司令员到政委到下面的三个旅长，都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著名战将。其中司令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王近山，政委是杜义德。而刘伯承和邓小平则将六纵十八旅旅长的职位授予了肖永银。

从此以后，肖永银便成长为王近山麾下三个主力旅的旅长之一。从此时起，肖永银便和王近山建立起长达数十年的战友情谊。然而在两人合作的第一场战役中，却闹出一些不愉快。

当时，六纵争取到攻打兰封、考城的作战任务。王近山认为六纵是新组建的纵队，首战一定要打好，要打出士气。首战打赢了，就如虎添翼，如果打输了，或许要好一阵才能恢复自信。

既然是第一仗，六纵下面的三个主力旅旅长都想打主攻。原本，王近山安排肖永银的十八旅打主攻。结果在打仗前，十六旅旅长韦杰却主动请战：“还是让我们十六旅打主攻吧！”

韦杰的自荐，让王近山很为难。这是因为韦杰不仅是16旅旅长，同时还是6纵的副司令。如果主攻给了18旅，韦杰的面子可能挂不住。但让18旅让出主攻位置，王近山又不好开口。两虎相争，这该怎么办好呢？

看着韦杰一再坚持，王近山只好硬着头皮问肖永银：“老肖啊，你有什么意见，说话吧！”

肖永银瞅了瞅王近山，发现司令员也是骑虎难下，只好强行按下心中的不快：“我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组织决定吧！”

王近山听完松了口气，于是扭头对韦杰说：“那好吧，转由十六旅打主攻。”

在兰封战役中，六纵一战成名，打得非常漂亮。但是王近山对于肖永银却产生了一种愧疚感。他发誓，只要有机会，就一定给肖永银以补偿。

1946年9月3日，大杨湖战役爆发。当时刘邓大军集结于陇海线以北，准备攻打定陶。而国民党30万大军却从东西两个方向夹击而来。刘邓大军已经连续作战多日，人困马乏，四个纵队的总兵力也不过5万人。

到底打不打定陶呢？野司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时，王近山站了起来，坚决主张要打。最终刘伯承和邓小平拍板，支持了他的看法，并将关系到整场战役胜利的大杨湖交给六纵去打。

回到司令部，已经立下了军令状的王近山开始点将，当他用余光瞟到跃跃欲试的肖永银时，心中已经定下了人选，他只说了一句话：“十八旅来打吧。”

23日左右，战斗打响后。由于敌我对比太过悬殊，十八旅打得异常艰难。无奈之下，肖永银将自己2个营的预备队也投入了战场。这2个营本来是万万动不得的，因为他们是负责警戒的部队，一旦敌人从小羊湖出来，全旅将腹背受敌。

做出决定后，肖永银在电话中向王近山报告了此事。王近山一听，大喊一声：“哎哟老肖，你怎么把这支部队给抽了？敌人出来了怎么办？”

这时肖永银正打到兴头上，他见王近山给自己泼冷水，一下子急了，大怒道：“你知道，火都要把我的眉毛给烧了。”说完，肖永银一下子砸了电话。

整个六纵司令部都听到肖永银砸了电话，几乎所有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要知道王近山脾气火爆，下级指挥官如此顶撞他，肯定会招来了一顿臭骂。王近山果然要求接线员立即拨回电话，然而这一次他似乎并没有生气，语气异常地平静：

“好吧，我再给你两个团。”

肖永银明白，王近山不仅默许了他的机动处置，还把纵队能拿出的最强力量交给了他。这一次，他一定要全力以赴了。

此时的肖永银已经掌握了6个团的兵力，然而敌人顽强抵抗，他依然无法啃下大杨湖，而敌人的援军正飞速赶来。于是肖永银再次向王近山要兵，王近山毫不迟疑：“我再给你一个团，一定要打下来啊！”

谁知当这个“团”到来时，肖永银却发现只来了80个兵，很显然王近山已经倾其所有了。面对这样的信任，肖永银激发了极大的勇气。经过三天激战，肖永银终于击破了大杨湖，全歼国民党精锐整三师，六纵从此名震全军。

大杨湖之战后，肖永银和王近山变得亲密无间。虽然是上下级，却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毕竟肖永银也就比王近山小2岁，完全就是同龄人。在后来的作战中，只要遇到了最艰苦的战役，王近山就会让肖永银上。而肖永银从来都不辱使命，顺利完成任务。

1947年8月17日，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此时，国民党正以十几个师、数十万大军在后面穷追不舍。而我军则卡在汝河边动弹不得。

为了能够逃出生天，刘等首长以六纵为渡河先锋，而王近山又将肖永银的18旅作为前卫部队。

临行前，刘伯承专门找到了肖永银，叮嘱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你明白吗？”肖永银一听，浑身汗毛竖了起来：已经到了这个程度？除了跟敌人拼命，别无选择。刘伯承一手拄着木棍，一手撑着桌面，神情极其严峻，仍然死盯着肖永银说：“不管它白天黑夜，不管它飞机大炮，杀一条血路过去！

这次会议后，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和十八旅一起行动，这是对十八旅和肖永银多么大的信任啊。

是夜，五十二团和五十三团在旅长肖永银和政委李震的指挥下，成密集多路纵队，人人执刺刀、手榴弹，硬是在敌阵中杀开一条长 10 余里、宽 7 里的通道。沿着这条血色通道，刘邓大军数万大军冲过了汝河，最终杀到了蒋介石统治的腹心。

数年后，时任肖永银顶头上司的六纵政委杜义德回忆说：“汝河之战，是我军挺进大别山途中最紧张、最严重的一次作战。”

经历了三大战役之后，王近山、肖永银又随第二野战军一起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战斗。此时的肖永银已经升为二野主力军——第12军的副军长。由于十二军军长是由第三兵团副司令王近山兼任的，因此肖永银是12军实际上的军长。

在肖永银的指挥下，12军一路摧枯拉朽，最终解放了成都。然而成都战役之后，王近山和肖永银之间却出现了一点误会。

当时王近山的家庭出现了一点儿纠纷，兵团政治部立即派人处理此案。由于当事人必须回避，王近山以检查工作为名被调去了川东。而副政委李震于此案“审理”前又去了重庆，这样就只有副军长肖永银坐在了“陪审人”的椅子上。

经过“审理”，王近山并没有发现有“婚外情”，从而平稳过关。在整个事件中，肖永银知无不言，帮助老领导澄清了事实。然而身在川东的王近山还是误解了他，认为他是这次事件的操纵者。从此以后，肖永银由此蒙受冤屈，和王近山产生了隔阂。

朝鲜战争爆发后，十二军奉命开赴石家庄以东地区，准备入朝作战。肖永银此时正在南京军事学院的速成班学习。当时十二军团以上的指挥员几乎在同一时间接到了命令，要他们进行入朝的准备，唯独只有副军长兼参谋长的肖永银没有接到命令。

肖永银心中非常委屈，他一直等着王近山召令自己，然而，一直到了最后时刻，王近山就是不说那句话。

这时，肖永银只能去求一个人，那就是他的老首长——刘伯承。于是肖永银火急火燎地敲开了刘伯承的门。一见到刘伯承，年仅33岁的副军长忍不住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首长啊，我跟了你那么多年，哪一仗我没打？哪一战我没去……我是仗仗必到，战战必出啊……现在，我和王近山的事情，你知道不知道？我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结果还了不了啊……”

刘伯承同情地看着他，然而轻轻地拍着他的手臂，点头道：“情况我知道，王近山让你受委屈了。”

肖永银含着眼泪，将自己的“请战报告”呈交给刘伯承：“刘院长，我们十二军去抗美援朝，请你批准我去。学习回来再学。”

刘伯承拿出钢笔，提笔批了一个“同意”。随后肖永银将刘伯承的批示交给了王近山，王近山默默地看了他一眼，随即也批示了同意。

在抗美援朝战场，虽然王近山和肖永银在个人关系上有些尴尬，但是在公事方面，依然同舟共济、配合默契。

朝鲜战争结束后，王近山的第三兵团也要准备回国了。当时，司令部正在召开党委会议，要为王近山送行。

这时，十二军代军长肖永银走了进来。王近山看到他，主动站起来，笑着说：“老肖啊，什么事啊？”

肖永银端起桌上一杯酒，一饮而尽，久久凝视着王近山。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肖永银才开口说：“我今天来，不是来开会的，我不是党委委员，不够资格。我来，是给你送行的……你是我的老首长，我肖永银究竟是个什么人？有什么问题？你……将来会明白的……”肖永银终于说不下去了，又端起了一杯酒，一仰脖子，喝了下去。

听了老战友的话，王近山的心中也是感慨万千：“我们没什么嘛！啊？都是老同志了……”肖永银不再说什么，给王近山敬了个礼，默默离去。

王近山回国后，肖永银和王近山就此别过。当他们再次见面，已经是20多年后了。当时王近山受到了上级的处分，由北京军区副司令降为农场副场长。

听说了王近山的近况，肖永银心中十分酸楚，一直想为自己的老领导做点什么。

当时王近山的二儿子想当兵，于是找上了肖永银：“肖叔，我有两件事：一是我想当兵，二是父亲的问题能否向上反映一下，重新处理。”

肖永银当即表态：“你当兵肯定没有问题，第二个问题，只要时机成熟，我一定会帮你父亲致书于毛主席。”

1969年，“九大”即将召开，王近山写了三封信，一封给毛泽东，一封给许世友，一封给肖永银。肖永银拿到信后，转头就交给了许世友：“许司令，王近山给你写了一封信，另一封给毛主席。”

许世友一直对王近山惺惺相惜，一口就答应了下来：“好。我把它交给主席。”后来，许世友果然没有食言。见到主席后，许世友开口就向他“要人”，点名就要王近山。

毛主席听完爽快地说：“那就把王近山给你吧！”就在这谈笑声中，王近山的命运改变了。

一个月后，在南京火车站的站台上，王近山见到了他的老部下——尤太忠、李德生和肖永银。在站台，王近山握着肖永银的手，泪眼婆娑地说：“老肖啊！过去我错怪你了。”

几个月后，王近山成为南京军区的副参谋长。在职务上，肖永银是王近山的上级。王近山对他一直很尊重，始终称他为“肖司令”。但在肖永银心中，王近山永远是他的“王司令”。

1975年，肖永银奉调成都军区。临行前，王近山心潮难平，他端着酒杯朝肖永银走了过来：“老肖啊，我敬你一杯。”肖永银立即起身离座：“王司令，我走了，你要保重啊！”说完，两人一饮而尽。而这一杯酒，将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不久后，王近山因癌症去世，肖永银悲痛万分，亲自为他写了一篇悼词。当时，王近山是南京军区副参谋长。肖永银觉得太扎眼了，于是他用笔圈掉了“副”字

然而，这个改动却不是肖永银有权做出的。悼词写完后，他命人传真到邓小平办公室。很快，邓小平打来电话：“人已死了，不能下命令搞个名堂，就叫顾问吧。”这一改动不同寻常，王近山葬礼的规格立即从正军调整为大军区正职。

1986年，肖永银另一位重要老领导刘伯承去世了。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在最后审定名单时，发现没有肖永银的名字，立即打电话给前武汉军区副司令员肖永银。

肖永银听到这个噩耗后，急忙乘机飞往北京。看着老元帅的遗体，当年的耳提面命和谆谆教导都浮现在了眼前。他含着眼泪扑倒在灵床前：“老师长，我肖永银来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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