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各地豪强趁势崛起，形成大小军事集团，继以汉献帝初年董卓之乱为起点，逐步发展为封建军阀割据的局面，从而加速了东汉政权崩溃瓦解的进程，汉献帝建安25年（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建魏，定都洛阳，建元黄初，控有黄河流域，东北地区及淮河流域一部分，次年刘备建汉，定都成都，建元章武，控有今四川云南及陕西部分地区，又明年，孙权称王，定都武昌 （七年后迁至建业），建元黄武控有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及闽广等地，至此正式步入中国历史上的三国鼎立时期。

由此经历41年，魏灭蜀汉，后二年，司马炎代魏建晋，又15年，亡吴，时在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中国重归一统，三国时期，各国都有铸钱，钱制皆承袭于五铢，虽属同源但各不相同，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文帝曹丕建魏次年即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初复五铢钱”，但推行不足一年即“以毂贵、罢五铢钱”，“使百姓以毂帛为市”，及至明帝曹睿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复行五铢钱沿用至晋，曹魏五铢，钱径约2.5厘米，重3.4克左右。

“五”字文笔弯曲而包上下横笔于内，“朱”头圆折，笔画粗壮，对于钱币侵轮的现象，过去曾被认为是曹魏五铢的特征之一，但近来有学者提出，侵轮五铢钱乃非官铸钱，且并非一定始于魏，因此对于侵轮五铁的铸造年代目前尚无定论，刘备的蜀汉政权是三国中铸钱最早的，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入主成都，于是年即开铸直百五铢钱，后又有铸蜀汉五铢钱，以及刘禅执政期间先后铸行的虚值大钱，其品种形制是三国时期最为复杂的。

直百五铢钱，面文直读，“五铢”篆书，“直百”二字篆书兼隶书，有光背和背“为”字两种，且除“为”字以外，钱背还有加刻符号的，面穿皆铸郭，蜀汉五铢可能与直百五珠同时期铸造或稍晚，钱径约21毫米左右，重2至2.5克，同直百五珠背有刻符号的样式，铸行蜀汉五铢钱的目的，据推测可能是为了彰显刘备汉室正统之意，也可能是在直百五铢这种虚值大钱推行之后，军用不足得以缓解，遂铸行五铢钱以求稳定流通，为后续天下争雄打下必要的经济基础。

关于太平百钱究其是否为刘备蜀汉政权所铸目前似乎尚有疑问，有学者认为是晋惠帝永康年间益州独立建元太平后所铸，有张鲁所铸说，晋初平蜀所铸说，东吴孙亮说等等，但太平百钱实物确实多次出土发现，其面背皆有背郭，光背或有水波纹，大的直径可达26至27毫米，重8至9克，小的直径在13毫米左右，重量不足1克，钱文“大”字应为“太”，因此该钱应读作“太平百钱”。

另有一种钱币面文为“世平百钱”，钱体较太平百钱稍大，当非民间所铸，推测可能是蜀汉某郡县依照太平百钱改以同义字所铸，因为“大”字“太”字和“世”字在古时意义相通，如古书中经常称“太子”为“世子”，这种钱存世极少，可知当时铸量和铸期也极小，关于太平百金钱，发现于孙吴右军师朱然之墓，钱体轻薄，钱径较小，约在13至16毫米，推测应为太平百钱流通多时后不断减重所致，太平百金的“金”字，应为太平百钱的“钱”字残存的“金”字旁。

定平一百钱体稍大，径大者可在18毫米上下，重量可达2克，小者径约12毫米左右，重量不足1克，据推测该钱开铸于蜀汉后主延熙九年前后，用来平易太平百钱和直百五珠等长期流通不断减重的情况，与直百五珠对等使用，定平一百的“平”字，意义应与新莽钱币一刀平五千的“平”字相同，可理解为“定值一百”，蜀汉钱除上述之外，还有直百钱和直一钱，但目前对于这两种钱币的研究，如铸地，何时开铸，甚至所属政权，都还没有明确的结论，在这里提及一下暂且归为蜀汉政权的钱币吧。

孙吴铸钱皆为虚值大钱，且在魏蜀之后，据记载，孙权嘉禾五年（公元236年），“铸大钱”，至赤乌九年（公元246年），诏停铸，凡十年，孙吴所铸大钱有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四种，其中大泉五百开铸于嘉禾五年，早期钱径30毫米左右，重约8至9克，后期不断减重，约为28毫米，4克上下，大泉当千始铸于赤乌元年，径大者可达45毫米，重逾18克，小者径约30毫米，甚者可在25毫米，重3.5克左右，几乎等同于小平钱，大泉二千铸于赤乌八年，钱径约33毫米，重量可达8克，大泉五千据推测应于赤乌九年即下停铸令当年所铸，初铸即止，铸期极短，存世极罕，根据存世的实物测得钱径约38毫米，重量在13至14克。

另有大泉五铢钱，多有出土实物，但诸家说法不一，甚至有称其为伪品者，故此处暂列为孙吴钱币范畴内不作细说，三国作为我国历史上一段多政权割据的时代，尽管战争频繁，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段时期在社会，经济，文化和军事等诸多领域较两汉都有长足的进步，三国时期的钱币，品类丰富，值得研究探讨的问题也很多，历来都是钱币学者关注的重点，其在收藏领域也备受各方藏家的青睐，参考近年来的交易情况，三国时期的钱币交易一直保持活跃，尤其是稀缺品种，更是一币难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