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主动“交代”历史问题后，谢振华汇报给中央，后来谢被撤职

1967年，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全军多个部队实施换防。时任第六十九军副军长的谢振华率部移驻山西太原。1968年11月，谢振华被任命为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开始主政山西。

当时，三晋大地上的武斗现象不断发生，为解决这一问题，谢振华率领工作组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做群众工作，解散武斗组织，要求上交一切武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山西长达两年多的武斗现象终于得到了有效遏制，稳定了当地社会秩序。

谢振华在山西工作期间，还结识了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并救了他一命，但后来，谢振华却因向中央汇报陈永贵的历史问题不久后便被撤职，这也让外界一度对两人的关系有了各种猜测。

陈永贵原是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大寨位于太行山区，环境恶劣，土地贫瘠，当地粮食生产很低。后来，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发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将深沟开成良田，坡地开成水平梯田，此后，当地创造出了奇迹，实现了粮食大丰收。

1964年，毛主席得知大寨事迹后，提出“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此后，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拉开了序幕。作为大寨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也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

1967年，陈永贵成为副省级干部。当时的山西省内派系斗争相当激烈，山西的群众组织也关于支持谁而发生了多次武斗。

1967年8月4日，两大群众组织在平遥召开会议，意在解决派系立场问题，然而，会议气氛逐渐凝重，火药味十足，并最终演变成了武斗，且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8月6日，陈永贵抵达平遥，不料却遭到了反对者的围攻，命悬一线之际，谢振华带兵解围，救出陈永贵。此后，谢振华致力于解决山西的武斗现象，并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迅速稳定了山西的局势，开始主持工作。

陈永贵被谢振华救出后，对他十分感激，两人的关系也日渐亲密。不过，公归公，私归私，在工作中，谢振华始终坚持原则，坚守底线。

在一次闲聊中，陈永贵突然向谢振华坦露了自己的历史问题：“抗日战争时期，在一名‘曹姓地下党员’的提议下，我出任了日伪‘维持会’的代表，这使得我在后来遭到误解，还因此受到批判。但我是在奉命行事，是为了窃取情报，为八路军效力。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了。”

时间回到1940年，当时，日军侵占了整个华北，但当地仍然有八路军活动的身影，尤其是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更让日军感到头疼。为此，日军展开了行动。

日军首先将目光放到了昔阳县，这里处于敌我交错的前沿阵地，很快，日军便在这里部署了兵力，为了稳定当地秩序，稳固势力，日军在昔阳、阳泉这一带大肆网罗汉奸，并成立了“和平会”，后改成“兴亚会”。它实际上是日寇的外围特务组织，由日本宪兵队直接领导，主要任务是刺探八路军情况。

1941年，已是日伪维持会联村代表的陈永贵被日本人抓到了昔阳城，不久，他参加了“兴亚会”，并成为了负责人之一。很快，他便成为了主要骨干，每周都有一两次去本部送情报，当地不少人认识他，并叫他“陈二鬼子”。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1946年，大寨村共46户，193口人，其中，27个青壮年遭日军残酷杀害，占总人数的14%，共62人因抗战牺牲，占大寨总人数的32%，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的牺牲。

在日伪“维持会”任职期间，陈永贵究竟有没有干大的坏事并不清楚。作为日伪情报员，陈永贵究竟有没有向日军透露过大寨的情况这些也已经无法考证。

此外，日军突然袭击昔阳西峪村，共有三四百抗日军民惨遭屠杀，事后，有村民称：“我个卖烧饼的人在这里活动过，不久后西峪村便发生了这样的惨案”。不少人都说卖烧饼的就是陈永贵，但这件事没有确凿的证据，便只能作罢。

实际上，陈永贵的所作所为曾被我方人员注意并调查过，当时太行军区确定的要在昔阳一带铲除的三个人里就有陈永贵的名字。不过，或许是由于证据不足，加之当时八路军奉行“争取为主，镇压为辅”的政策，陈永贵才得以逃过一劫。

抗战胜利后，陈永贵也曾因为自己日伪代表的身份被群众当成汉奸批斗过，当时，当地县委、群众只知道他伪村代表的身份，并不知道他“兴亚会”骨干的身份，于是，伪村代表是一般问题，陈永贵的其他问题也没有被深入调查，便这样结束了。

陈永贵的这番交代，令谢振华十分震惊，他意识到，这件事事关重大，必须要向上级汇报，于是，他立即对此事展开了调查。

1968年9月的一天，一份档案材料被送到了阳泉市委书记周云涛的办公桌上，材料中，一大寨村民交代自己在抗战期间曾参加过昔阳县“兴亚会”，担任情报员，陈永贵是他的领导人。

周云涛看完文件后，立即下达指示：

1、调查此事的专案组立即解散，已经知道此事的人要向他们讲清楚，不准扩散；

2、命令公安局对这名大寨村民进行保护性关押；

3、立即向谢（振华）军长报告。

谢振华接到电话后，立即派人赶到阳泉拿走了这份材料，并召开秘密会议对文件中的内容进行讨论，研究处理此事的办法。

事关重大，谢振华不敢随意下结论，更不能自作主张，于是，他向中央做了书面报告。周总理看过报告后，当即指示：“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复印件可报中央”。

没过多久，陈永贵便听到了风声，曾几次约见谢振华，并痛哭流涕，几次表示要去北京请罪。见他态度诚恳，也没有做下大恶，谢振华仍然将他列入了出席中共九大代表的名单中。

此后，出于大局考虑，谢振华曾几次向中央汇报陈永贵的历史问题，并对当前大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这让他与陈永贵的关系生出嫌隙。

上世纪70年代，陈永贵一跃进入中央，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随着职位的提高，他的政治影响力也逐渐提高。

1974年，谢振华遭到非法关押，被免去一切职务，身心受到极大迫害。直到1980年，谢振华才洗清了身上的脏水，重新复出，担任昆明军区政委，曾参与指挥了两山战役，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

时过境迁，尽管陈永贵身上的“秘密”已经无从考证，但在谢振华心中，他始终不曾后悔过向中央汇报。当然，针对陈永贵主动向自己吐露历史问题的情况，谢振华心中是充满同情和理解的。毕竟，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形势环境中，许多人难免有失误，并作出错误的决定。

2011年8月3日，谢振华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这位在1985年亲自拒绝更好去处，坚决留在昆明军区把精简整编工作搞好的谢振华将军，在圆满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后，甘愿退居一线。在他的人生中，跟自己的荣誉相比，国家大事显然重要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