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六国后，以圆形方孔半两钱为全国各地通行货币。两汉时期的铸币业发展更为迅速且渐成体系，西汉初期，铸币权下放至各郡国，各地工匠部分继承战国及秦时期的铸币工艺，运用于浇铸汉半两；汉武帝时收回铸币权，从钱范形制到具体铸币均渐成定式。至新莽时期，叠铸技术进一步发展，极大提升了铸币效率，为以后钱币铸造奠定了技术基础。

从先秦到唐以前，铸钱均用硬范，指在铸币整个过程中，由石、陶、铜等材质制作的钱范，硬范用于范铸法铸钱。沙范则代表翻砂法，用砂型替代了硬范。铸币发展的早期，主要采用先刻制铸钱所用的阴文钱范，再浇铸铜液的方式进行铸币。钱范材质及形制的多样化，满足了各地行用刀币、布币、蚁鼻钱、圜钱等不同形制货币的需求。

汉代钱币在钱文形制上可大致分为两类，即汉初半两和两汉五铢。受社会背景、铸造技术和通行时间等因素影响，各类汉代钱币并非千篇一律，而是都有自己的时代特征。不同的钱币需要不同的钱范。钱范，通常可理解为在整个铸币过程中直接用于铸钱的范，以及铸范时所需的模，以范铸钱，以模制范。

依据钱范功用将其分为祖范、母范、子范等类型，但这种划分用于概述地域差异性明显的汉代钱范并不十分精确。直接用于铸钱的铸型称为铸范，翻制铸范的模具称为范模，制造范模之前最先使用的原始祖范称为祖模。

钱范是因范铸法不断发展而衍生出来的产物。范铸法用于铸钱，是在青铜器泥范铸造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变为适应时代和实际生产需要的石范和铜范铸造工艺；钱币的生产也由依附于青铜器铸造，逐步发展为独立的生产工厂和部门。

中国是较早使用金属铸币的国家之一。早期铸钱遗址，以考古出土空首布陶质钱范等铸钱遗物的河南荥阳官庄遗址铸铜作坊为代表，反映了春秋战国时制式化金属货币的铸造活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币制纷杂，多使用不同类型的铜铸币，铸币工艺不同，钱范形制亦存在差异。

秦并六国后，货币统一行用半两圆形方孔钱，取代列国原有货币体系，但各地钱范制作难以一致，仍以旧有技术为主。两汉时期，范铸工艺取得进一步发展。但西汉初期表现并不明显，因地区差异，各地铸币工艺流程有所区别，主要体现在制造钱范的步骤及材质选取上。

以西汉初期行用半两阶段为例，山东河南等地多用石范铸钱，范的制作方法也较为单一，将易于加工的滑石等石材打磨后刻制钱型，再浇铸铜液即可。而同时期的陕西地区，直接用于铸钱的范材质有铜、石、陶等质地，范的制作流程复杂，大多需提前制作模具用以铸范。铸范材质的不同，所代表的的铸币流程也存在差异，但总体还是遵循范铸法的工序。

两汉时期，钱币的形制虽然发生了诸多变化，但是其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一直保持着流通，并对以后的朝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围绕铸币权的归属、实物替代以及货币的重要性等问题产生过很大的争论。

汉朝初期，在经历了秦末的农民起义和楚汉之争以后，社会一片苍凉，国家和百姓都急需休养生息。汉高祖刘邦急于恢复经济，选择“更令民铸钱”，将前朝制定的钱币“集中官铸”制度改为“放任民铸”，不再将铸币权归于政府，而是下发于民间。

放任民铸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快速恢复经济，但也会诱使百姓犯罪。因为铸币的权利下发到民间，会驱使有心之人在法定的铸钱材料以外，增添价格低廉且方便易得的金属，达到偷工减料的目的。纵使犯罪会被判以黥邢，但利益的诱惑还是让许多人选择铤而走险。汉朝政府对于混乱的币制无法制止，最后只能放任自流。

更严重的是，放任私铸还会改变国家的农业，促使农民弃农铸钱，导致钱币越来越多，但是粮食越来越少，严重妨碍了作为本为农业国的生产问题。因此，贾谊提出收回铸币权，国家必须垄断，在此基础上，还应该采取“禁铜”的措施。

放任私铸于民间，无论什么时代，从长远看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汉初任由民间铸币的做法，当时确实缓解了经济不景气、钱币不流通的局面，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汉高祖的重大失误，这种做法导致社会流通的钱币混杂，使得老百姓在毫无立法保障的情况下，使用这些私铸钱币变得困难，最终导致社会的不信任。大量发行私铸币，也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

汉代最先提出“货币无用论”的人是陆贾，后来又将货币无用发展到一切奢饰品，认为奢饰品都是没有用的，都是应该摈弃的，全国最后要做到“家不藏无用之器”，统治阶级首先要做好榜样，不追求奢饰品。这样从事奢饰品生产的人就会回归田间，解决农业生产的问题。

汉文帝时期，晁错提出了著名的“贱金玉论”。珠玉财宝等物品贵重的原因，在于一个国家最高权力的人都在使用和推崇。货币因其便于携带，大量的货币也不需要很多的空间就能够为人所用，而土地及其生活产物虽然都是生活必需品，但却因为流动性很弱，更不能随身带走，因而不被人更重视，在晁错看来是谓本末倒置。

这样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臣下会轻易背叛君主，百姓会轻易离开家乡，盗贼受到引诱不畏惧犯罪，逃亡者得到了轻便的资产。这些情况对社会稳定都是极大的威胁，因此晁错主张“贵五谷而贱金玉”。

“贵五谷而贱金玉”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农业成为立国之本，这在古代中国是非常受欢迎的；但这却阻碍了经济货币化，违反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致使经济发展出现停滞。这是战国时期产生的“重农抑商”思想在汉代的进一步发展，影响了后世，也为后世留下了隐患。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

财富的积累是钱币流通的结果。任何时代的个人财富，都多用资产数目的多少来表示，在汉代，资产即是铜币的数量。民间财富的积累，主要是将大量的实体货币简单地贮存于自己的钱库内，即窖藏钱币。另一种体现就是货币陪葬。汉代墓葬中普遍随葬钱币，这与汉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习俗有关。随葬的钱币都是通过货币流通而来的。

西汉诸侯王或者王后一级的墓葬出土钱币，约在几百到几百万不等，诸侯王的实力不同、得宠程度以及墓葬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差别也会很大。西汉时期诸侯王一级的墓葬随葬钱币数普遍在一千到两千左右，如果算上墓葬中出土黄金的情况，西汉诸侯王一级墓葬随葬的钱币最少在三万以上。

平民虽不同于诸侯那样奢侈，但墓葬中出土钱币也会有很大差异。多数平民都是“贫民”，随葬钱币在几十到一百之间，也有个别富豪例外。如唐河县湖阳镇汉画像石墓出土约14000枚钱币，墓主应该是当地财力强盛的豪强。而非常贫困的平民随葬几枚钱币，甚至不随葬钱币的现象在西汉是比较普遍的。

诸侯王一级墓葬中，西汉前中期的墓葬随葬钱币最多。这充分说明西汉前中期的诸侯王势力非常大，大到足以和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地步。这与西汉中前期还未中央集权的政治背景以及政府允许私铸的政策有关。

西汉晚期墓葬出土钱币数量总体来说比中期、中后期墓葬出土数量多一些。这与西汉晚期“厚葬”之风愈演愈烈，以至于后来“法令不能禁”的社会背景有关。且西汉中期以后民间葬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 “并穴合葬”转变为“同穴合葬”，到西汉晚期中原地区已经完成了这种转变。

两汉时期，随着国力和铸钱技术的发展，铸造出的钱币越来越精美，其间也有减重、制作粗糙的类型存在。汉制范方式多样，贯穿整个汉代。但“祖范—陶母范—铜子范”的制范模式在西汉中后期开始逐步占据主流地位。

随着西汉国力日益增强，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最直观的表现是五铢钱的流通范围从汉文化的中心区域分别向南，向北，向西扩展，这种扩展不是零星的扩展，而是有一定规模的扩展。最后在东汉流通至非常广大的疆域，为华夏各民族融合和文化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

[2]班固.《汉书》.

[3]范晔.《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