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敢言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我们一直在谈论性别平等，谈论女性地位的提升。然而，在中国广袤的农村，依旧存在着许多困扰女性的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在一个个普通女性的生活中，成了她们无法摆脱的阴影。近期，广东汕头的徐女士因“外嫁女”身份被取消集体分红的事件，再次暴露了农村社会对女性的偏见与歧视。这一现象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社会对于女性权益认识不足的缩影。
徐女士的遭遇，看似个案，却是千千万万农村女性的写照。她是村里的户籍居民，土地被承包，原本可以享受集体经济带来的分红，可就在她满心期待地准备迎接每月的分红时，却被告知“外嫁女”身份让她失去了这一福利。这一决定显然不符合常理，但当地村委会却依然按“外嫁女”的标准强行划分，理直气壮地剥夺了她应得的权益。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公平原则，更是在社会认同和法律保障下，做出一种明显的不公。
在农村，尤其是许多地方，女性身份往往和“嫁”字挂钩。结婚后，甚至未婚生子，便被冠上“外嫁女”的标签，失去了土地、分红等一切应享有的权益。一个本该拥有土地和集体经济福利的女性，单凭婚姻状态的改变，甚至是未婚生育的事实，就被剥夺了她的基本权利，这种做法背后，隐藏着的是极其陈腐的性别观念和对女性的极大歧视。
在福建、内蒙古等地，很多“外嫁女”都因为婚姻变动失去土地权利。她们曾是土生土长的村民，但因婚姻状况的变动，地位瞬间发生变化。即便她们在娘家生活多年，贡献了家庭劳动力，养育了孩子，却依然无法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经济权益。更可怕的是，村民往往成为最大阻力，不仅忽视法律判决，还在村规中肆意排斥女性权益。这种情况也让她们的维权之路变得异常艰难。
事实上，2010年中国第三次妇女地位调查数据显示，由婚姻变动而失去土地权益的女性占比高达27.7%。其中，很多女性在遭遇不公平待遇后，难以寻求有效的法律帮助。她们一方面面临男性家庭成员的压迫，另一方面又受到来自乡亲、亲戚的排斥与冷眼。面对这些不公，她们的唯一选择，往往就是忍受。即使在法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村民的无视和排斥，她们依然无法真正得到属于自己的权益。
在某些地方，村规民约竟然规定“外嫁女”无法享受本村的福利与分配，甚至年满28岁的未婚女性，连基本的村集体福利都无法享受。这些规定的根本逻辑就是将女性的社会地位与婚姻状态挂钩，把她们从社会利益的分配中排除出去。如此荒谬的规定，根本没有考虑到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实际贡献，也忽视了她们享有平等待遇的基本权利。
徐女士的事件并不是孤立的悲剧。很多农村女性，尤其是“外嫁女”，面临着相同的困境。在这些女性的背后，是一个个长期受到歧视、压迫和剥夺的社会群体。她们在自己的家乡，面临着不公的待遇和歧视，而那些曾经与她们并肩生活几十年的乡亲和亲戚，却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成为了她们最大的不公来源。或许最令人心寒的，不是她们因维权遭遇的困难，而是她们最终被社会孤立、被亲情割裂，成了被排斥的“异类”。
对于女性权益的忽视，是当前社会性别不平等的一个缩影。在一些地方，即使女性出生、生活并且长期贡献于所在的村落，她们依然无法享受基本的集体福利和经济分配。她们的权益被轻易剥夺，甚至连生育权和婚姻状况都成为决定她们社会地位和经济福利的关键因素。法律的保护和社会的普及教育，在这些地方显得极为薄弱，导致了性别歧视的根深蒂固和维权之路的漫长与艰难。
纵使在许多地方，女性的地位和权利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依然有大量“外嫁女”群体在农村的土壤里深受压迫。很多女性在面临剥夺和不公时选择默默承受，而不仅仅是因为没有勇气反抗，更因为在这些地方，维权往往意味着与全村的疏远、与亲戚的断绝。这种冷漠与隔阂，是打破现状的最大障碍。
当我们在谈论性别平等，谈论女性权益的同时，是否应该更深入地审视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影响深远的社会规范？女性的土地权益不应随着婚姻状态的变化而消失，她们应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益，基于个人贡献和社会地位，而非被局限于家庭和婚姻的框架之内。
时至今日，性别平等的真正实现，不应只停留在口号上，而应该落实到每个个体的切身利益中。徐女士的遭遇，也许能引起更多人对农村女性权益问题的关注，进而推动改革与改变。在这条漫长的维权路上，每一位勇敢发声的女性，都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