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韦国则，一个生长在广西偏远山区的普通人。从小，我的世界就比别人简单得多。8岁那年，我无意中发现自己是被收养的孩子。这个发现让我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亲生父母因为家里孩子太多无法抚养，把我送给了现在的父母。从那时起，我总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点格格不入。村里的孩子们都有兄弟姐妹作伴，而我却只能孤单一人。
11岁时，我的养父去世，留下我和母亲相依为命。看着母亲每天辛苦劳作的身影，我暗下决心：长大后，我一定要有一个大家庭，让我的孩子们不再孤单。贫困的生活并没有磨灭我的信念，相反，这份艰辛让我更加坚定要有一个热闹的家。
与我相差一岁的蒙秀萍，家境也不富裕。她在家里排行老四，从小就帮着父母分担家务，早早辍学打工。尽管生活艰难，她心里却有一个朴素的信念：多子多福。这个观念在她日后的生育选择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2007年，我在广州的一家电子厂打工，遇到了蒙秀萍。我们都是离乡背井的打工仔，相似的境遇让我们很快走到了一起。我决定早早结婚，给心爱的女孩一个家。婚礼在老家举行，简单的几桌酒席，我们就算正式开始了新的生活。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蜜月还未结束，蒙秀萍就怀上了第一个孩子。2008年，她在家中产下一女。由于条件有限，婆婆用镰刀割断了脐带。初为人母的蒙秀萍既惊魂未定又满心欢喜。而我，虽然人在广州打工，得知喜讯后兴奋不已。我省吃俭用，把赚到的钱寄回家，期待着与妻女团聚。然而，面对新生命，我的内心也充满了困惑和茫然。
接下来，蒙秀萍几乎年年怀孕。她不做产检，也不接受避孕，把生儿育女当成人生的头等大事。尽管我背负着养家的压力，却也乐见其成。在我看来，无论多苦，有了孩子就值得。然而，随着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出生，家庭的负担越来越重。乡邻们开始对我们是否超生生疑，但我们的信念已经根深蒂固，无法改变。
2013年，我的母亲病重，我不得不辞去工作回到老家照顾母亲和孩子。从此，我们开始了长达13年的深山隐居生活。白天，我在山里种地，晚上照顾母亲。蒙秀萍除了带孩子，还要操持农活。频繁的生育让她几乎没了奶水，但我们买不起奶粉，只能煮米汤给孩子充饥。尽管生活艰难，我们依然咬牙坚持。
2020年，一则“90后夫妻生10个娃”的新闻在网上引发了热议。有人质疑我们重男轻女，也有人好奇我们的生活状况。突然的关注让我既无奈又害怕，我不明白为什么生个孩子也会引起非议。面对质疑，当地及时介入调查，了解实情后，各部门纷纷施以援手。我们被纳入最高等级低保，获得了安置房和孩子们的免费教育。生活终于迎来了转机。
然而，随着关注度的提高，也有爱心人士提出领养孩子的建议。经历过被遗弃伤痛的我，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好意。“这是我的骨肉，再苦也不能送人。”我坚定地说。这些年的经历让我对生育有了新的反思。我不再计划要更多的孩子，希望蒙秀萍能好好休息，不再为生育辛劳。
蒙秀萍也有了新的期盼。她希望孩子们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在央视记者面前，我坦言：“现在不打算再要孩子了，要让老婆休息休息。不能只图个人喜好，还是要以家庭条件为前提。”
我们一家人的遭遇引发了人们的深思。生育从来不是一句“我愿意”就够的，还需要考虑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能力。在偏远山区，还有许多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盲目追生，最终伤害的还是无辜的孩子。希望通过精准扶贫和教育，让科学的家庭观念深入人心。
在泱泱中华，不该让无知和贫穷蒙蔽任何一个家庭的未来。愿我们携手播撒希望的种子，让山村的孩子们也能绽放灿烂的人生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