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这个曾经短暂而辉煌的王朝，总是让人唏嘘不已。

从司马懿的篡权开始，到司马炎建立西晋，再到西晋的迅速崩溃，整个司马家族的故事，简直就是一场活生生的“自作孽不可活”的写照。

想当年，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司马懿早已作古，曹魏的大权已经落入了他的儿子司马师手中。

这司马师也是个狠角色，直接废掉了魏帝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看上去就像是个天生的好皇帝。

然而，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一场“天子喋血街头”的戏码，让人瞠目结舌，不足20岁的天子，光天化日之下，惨死在了司马家族手中。

这是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到曹魏时期，可是头一遭啊！

这事儿对洛阳百姓和司马家族的卫队冲击太大了。

原来，只要有权有势、兵强马壮，高高在上的天子也是可以被杀死的。原来，“忠君爱国”也是可以不遵守的。

在古代中国，君主制是主要的政治体制，因此“忠君”成为了社会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由于国家观念相对较弱，个人的忠诚往往更多地体现在对君主的忠诚上。

这种思想转变，无声无息却又迅猛异常。司马昭事后虽然诛杀了成济三族，想把罪责推到他们身上，但根本无济于事。

人们心中的理念已经开始崩塌了。从这一刻起，人心散了，司马家族就算最终篡夺了曹魏政权，建立了西晋，他们也知道自己是没脸再跟臣子们提“忠”字的。

不得已之下，司马家族只能提出以“孝”为治国理念，达到“能孝必忠”的局面。

可是，这可能吗？

自古以来，无数历史证明，孝子和忠臣并不是画等号的关系。司马家族妄图通过推行以“孝”治天下的理念来让臣子对其效忠，简直是痴人说梦。

当然，司马家族的人也知道单靠一个“孝”未必能完全让臣子忠心，所以，在推行这个理念的同时，他们还想到了另外一招——每逢大事，疯狂的赏赐，把各路权贵都捆绑在司马家的战车上。

比如那个指挥成济杀死曹髦的贾允，就从一个几百户食邑的亭侯，升级到了2950户的乡侯。

到了司马炎建立西晋时，这种情况就更加夸张了。

司马炎自己也知道，他的臣下跟他不是一条心，君臣之间猜忌十分严重。

为了防范臣子，他不得不愈加依赖同族诸侯。于是，他大肆封赏同族诸侯，甚至开始给他们封实权的王爵。

这简直就是开历史倒车啊！汉武帝当年费了好大劲才通过推恩令削弱了诸侯的权力，现在司马炎却反其道而行之。

司马炎临终时，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低能儿”司马衷，也就是晋惠帝，著名的“何不食肉糜”就是出自他口中。

他自己傻也就罢了，可问题是他的老婆贾南风更是个狠毒且愚蠢的女人，把西晋朝堂搅得乌烟瘴气。

她先杀外戚杨骏，后又杀司马家族的两位藩王，八王之乱就此拉开帷幕，西晋的潘多拉魔盒就此打开，中原大地成了羯、羌、鲜卑、匈奴随意践踏的存在。

百姓们饱受摧残，随处可见的都是战火不断。

此时的西晋，已然摇摇欲坠。

最终，在此起彼伏的反晋浪潮下，西晋的最后一支武装力量被石勒全歼。

至此，西晋再无反抗之力。刘渊之子刘聪没费多大力气就打进了洛阳，西晋的最后一个皇帝晋愍帝司马邺被刘聪毒杀。

至此，西晋宣告灭亡。

西晋短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上的“八王之乱”和统治集团腐朽、经济上的衰退和剥削、以及民族上的矛盾和外族入侵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西晋王朝的迅速衰落和灭亡。

然回顾西晋从建国前至灭亡之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此政权本身便存在“上梁不正下梁歪”之先天不足。

司马懿靠兵变翻身，司马师、司马昭废杀皇帝巩固地位。正所谓“前有车，后有辙”，在司马父子“示范”下，西晋上下从藩王到大臣皆明白一个事实：只要拳头硬，什么“忠君爱国”皆是空话。兵变可发，皇帝可废，甚至在有需要时亦可杀掉。

总之，只要有实力，便可为所欲为，“忠君爱国”的理念被丢在地上狠狠踩了几脚。

此情此景，不禁令人想起《史记》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之语。

西晋王朝之兴衰，实则乃人性贪婪与权力斗争之缩影。司马懿之老谋深算，司马昭之心狠手辣，皆为权力所驱使。而曹髦之悲壮，八王之之乱之惨烈，亦皆因权力之争而起。

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西晋王朝之兴衰，恰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人性之贪婪与权力之诱惑。

然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西晋虽已逝去，但其留下的教训与警示，却如警钟长鸣，提醒后人勿忘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