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关注并讨论诸葛亮的形象价值，但他们更多的是集中于对其道德伦理、教化之功、用人策略、治国举措等方面的研究。

而对诸葛亮“公正思想”和“公正形象”的重要地位和特征却鲜少提及。

诸葛亮的“公正”思想超越了时代局限，对诸葛亮公正形象特征的研究，也须跳出文学虚构和历史印象。

——【·公正的形象·】——

历来记载和研究诸葛亮形象价值的主要文献。

包括晋陈寿《三国志》《诸葛亮集》、明王士骐《武侯全书》、明杨时伟《诸葛忠武书》、清朱璘《诸葛忠武侯年谱》、清张鹏翮《忠武志》、清张澍《诸葛忠武侯文集》等等。

魏晋时期关于诸葛亮“公正”的评价来源于陈寿，他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评价诸葛亮“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

其中“诚心”“公道”都是陈寿对诸葛亮由衷的赞赏。

唐代对诸葛亮“公正”形象的推崇达到一个高峰。

“公正”的呼声超越了“有德”“有才”，成为一个时代的显著思想特征。

《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称赞诸葛亮“平直”“至公”，他举了诸葛亮当年虽然处罚了廖立、李严二人。

而他们在得知诸葛亮死讯后“皆悲泣”这件史实，叹息道：“非至公能如是乎！”

唐太宗认为诸葛亮治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他要求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效法诸葛亮“公平”治国：“卿等岂可不企慕及之。”

唐太宗学习和推崇诸葛亮，践行“以至公治天下”的理念，打破了天下有德才者居之的传统，将诸葛亮的公正思想提升到“治天下”的高度，开创并引领了一个时代的风范。

现代一些研究者摆脱了“忠孝论”“功业观”“成败说”等传统伦理框架。

站在当代核心价值观和关于环境公平、机会公平等现代视角及应用场景。

讨论和研究诸葛亮的思想、形象，挖掘和探索其当代价值和文化精神传播新路径，达到了在新时代对诸葛亮“公正”思想认识和应用的新高度。

比如杨洸探讨了诸葛亮的“公平”与公正价值观的契合、诸葛亮的“法治”与法治价值观的契合，分析了社会对“公正”和“法治”的现代需求。

提出将诸葛亮“公正”“法治”等思想融入国民教育、文化旅游等策略中。

孔维民从现代领导管理科学角度重新审视了“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一事件，提出：

“随着管理科学研究的深入，组织不仅对于公正执法有了更严格的规定。比如说要公开透明，容许被执法者申诉等，还提出了一种非常可贵的管理思想，即领导者要有权变的处置态度和处置能力。在保障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适度地融入权变因子。”

这重新诠释了公平正义的现代内涵，从领导授权、程序正当、申诉容许、工作伦理、权变处置等方面重新探讨了人才管理的公正性问题。

诸葛亮的公正思想，超越了时代且“强盛不衰”。

它在其所有思想和形象中居于突出地位，代表了封建时期公正思想和公平法治理念的发展高峰。

显示出不同于忠、孝、廉、贤等传统思想的新力量。

——【·溯源公正思想·】——

先秦诸子百家对法的认识大多是围绕法的公平性开展。

古汉字“灋”的本意：

“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说文解字》）

法字从“水”，象征法平如水，是社会成员对公正的基本期待，也是执法者的执行准则。

《管子》曰：“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诸葛亮公正思想来源于战国齐法家，主张“君道无为，臣道有为”“以法治国”“道法并行”。

秉承《管子》限制君权、主张法律的公平性和公开性等理论主张。

两汉时期的社会公正思想已较为成熟显著。

正如学者李振宏所述：“两汉时期的公私对立观念更加普遍和鲜明，并由此奠定了社会公正思想的重要基础。

汉代人社会公正思想的基本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强调社会公正应考虑社会对象的普遍性，不分亲疏、贵贱、好恶、恩怨，特别是对待普通百姓，要做到平等对待，一视同仁；

强调君主官吏在上位者对于实现社会公正的特殊作用；

强调社会公正对法的依赖性，要靠公法来维持社会公正；

特别强调在官吏选举上实现公正的重要性，通过官吏选举的公正来保障社会公正。

回顾两汉时期的著作资料。

从刘安《淮南子》、司马迁《史记》、桓宽《盐铁论》、刘向《说苑》、王符《潜夫论》、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荀悦《申鉴》等史籍中，都能找到大量关于“公正”的论述。

“公”字在甲骨文中就已多次出现，春秋以前并无与“私”对立的含义。

西周时期“公”指“公爵”，代表三公或国君；春秋战国时期，“公”开始出现与“私”相对的含义。

到了两汉时期，公私开始分明，社会中出现了反对“以私害公”的先进思想。

私恩与公法、私怒与公义、私心与公正、私志与公道等观念已经界限分明并在全社会普及和深化。

成书于汉代的《礼记·礼运》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两汉时期的社会公正思想主要强调，公正面前不分亲疏贵贱、位尊者无私、公族正而法令行、公法治不平而矫不直、公举人才等。

随着社会公正思想的普及，也出现了一些与公正相关的丰富语义和词汇。

如“公道”“公义”“公平”“公直”“公廉”“公方”“公清”等，不一而足。

诸葛亮的公正思想正是来源于融合百家的原始公平思想，且与两汉“公正观”密不可分。

——【·公正的具体表现·】——

东汉后期土地兼并、卖官鬻爵、公权沦丧。

关于公私主题的社会论证十分激烈，社会上层骄奢淫逸，攀豪比贵，私权横行，民不聊生。

诸葛亮的公正和法治思想应时、应运而生，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

廉洁奉公诸葛亮是廉洁奉公的典范，虽居丞相高位，却“蓄财无余，妾无副服”，临终的时候更是主动公布家产：

“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

在诸葛亮的示范带动下，蜀汉出现了诸如董和、刘巴、杨洪、邓芝、费祎、姜维等大批廉吏。

以法促公诸葛亮为了稳定人心、法治蜀国，入蜀不久就与李严、刘巴等人制定《蜀科》。

蜀汉依法施政，有效地打击了豪强地主和不法官僚，保障了蜀中百姓的公平和利益，为蜀汉的稳固和有序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诸葛亮不仅参与蜀汉的立法工作，在治国理政时更能做到执法严明、违法必究：

“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

展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先驱精神，虽然用法严峻，而百姓无怨。

公举人才，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分析天下形势时指出：

“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论述了曹操和孙权是依靠人才而成大事的。

而蜀国能够三分天下，也主要依赖“人和”，即人心思汉的正统思想和人才号召力，由此表现出对各类人才的极度渴慕。

《出师表》中，诸葛亮告诫后主“亲贤臣，远小人”，并向后主推荐了向宠等大量可倚重的人才。

诸葛亮认为“良将之为政也，使人择之，不自举；使法量功，不自度。

故能者不可蔽，不能者不可饰，妄誉者不能进也”［7］，即人才需要大家公推力荐，依法量功，不能够无凭择用。

只有使用“公才”，才能保证人尽其用，真才、妙才脱颖而出。

公用人才相比曹魏和孙吴，诸葛亮在公正用人方面明显技高一筹，其用人：

一则不论亲疏，大胆使用魏延、姜维、吴懿、王平、吕凯、王伉等人才；

二则以公平和平衡的方式对待人才，不搞特殊化或区别对待，主动协调“荆州集团”“益州集团”“东州集团”等各方人才关系；

三则一视同仁，用人所长，量才使用，大才大用，小才小用，他把军事人才、士卒、幕僚人员按不同特点分为不同类型，培养和使用各种类型人才，以发挥他们的最大价值。

——【·影响深远·】——

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来看，中华文明的源头是山川河流、星辰大地的自然之“法”。

古人最早从风雨雷电的物质世界中总结自然规律，形成自我意识，在纷繁的世界中追求行为处世的有“法”可依。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随着秦朝的覆灭，刘氏建立的汉代承继秦制，在思想文化上继续推动“大一统”。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汉代经学继承儒学思想并杂糅黄老法墨等百家思想，儒法并举成为封建王朝的主要统治策略。

先秦社会思想中，已有“法不阿贵”“均平”“兼爱”等公平公正思想。

诸葛亮的公正精神不仅体现在他对包括自己在内的蜀汉官员犯错加以惩戒。

更加可贵的是其对法律制度和社会公平成效的维护。

首先，法律制度就是最大的公平。

诸葛亮治军厉行法治，马谡违背军令导致街亭失守被诸葛亮依法处斩；治政则是“自校簿书”“罚二十以上亲览”；治官也是依法办事，被罚者如李严等皆不生怨念。

其次，谋公于前，做好前期工作，避免“事后诸葛亮”。

再次，以法律制度的精细化保障制度公平，以“兴复汉室”为最高目标平等地培养和使用人才。

最后，赏罚分明、不徇私情、一视同仁，合理整合社会资源和各方力量，努力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诸葛亮作为汉末三国时期的“新法家”。

其“法治”措施既是对儒学统治思想的挑战，也是对法家革新的践行，在中华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典型特征。

引发了陈寿、范晔、房玄龄、杜甫、沈约、苏轼、王夫之、胡应麟、张鹏翮等后世思想文化巨擘的讨论研究。

理解法、儒思想之争，能更好地理解后代学者对诸葛亮形象的不同解读。

无论儒者如何构建诸葛亮的儒家形象都不能掩盖其耀眼的法家本色。

毕竟，法家的根本是追求“公平正义”，而儒家的特色是构建和谐秩序，两者目标不一。

从本质上来说，诸葛亮被历代统治阶层推崇，不是因为其儒者形象。

而是因其以法家措施去实现儒家思想目，有意无意中被认定为“亦儒亦法”“法亦可儒”或两者殊途同归的明证。

现代社会对诸葛亮公平和法治思想的认识上升到了新高度。

儒法思想作为一对矛盾体，互为依存、相辅相成，在中华思想文化中缺一不可，诸葛亮所代表的公正思想是这一话题的长期热点。

诸葛亮的忠诚智慧、清廉贤能、仁德智慧等形象，都来源于其“公正”的核心思想。

没有“公正”观就没有诸葛亮“德能勤绩廉”的高尚形象，可以说，“公正”主导和成就了诸葛亮的伟大。

诸葛亮的公正思想，造就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公心、“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公骨、“仁爱济民”的公情和“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的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