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复兴研究上传统观点与反传统观点的论战中，以查尔斯·哈斯金斯和林恩·桑代克为代表的反传统观点对文艺复兴的激烈否定并没有使文艺复兴研究终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尽管反布克哈特的呼声此起彼伏，一批学者仍然没有放弃布克哈特传统，他们沿着布克哈特的道路，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内进行孜孜不倦的探索。
这批学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汉斯·巴隆、保罗·克里斯泰勒、欧金尼奥·伽里恩。
汉斯·巴隆主要致力于探究人文主义与佛罗伦萨市民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
他在30年代和40年代便发表过《十五世纪人文主义中历史思想的觉醒》、《西塞罗与罗马公民精神》、《法兰西斯派的安贫与市民的财富》等一系列重要论文，但他最重要的著作还是1955年发表的《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转折点》。
巴隆认为，在1400年左右，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折，以布鲁尼为首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由崇尚独处内省，主张专制转向提倡积极参予公众生活，歌颂共和制度。
产生这种转折的原因是米兰公爵吉安伽利佐的军事征服对佛罗伦萨的威胁，在生存危机的刺激下，人文主义者的爱国热忱空前高涨，由此为人文主义带来了新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内容。
巴隆从文化社会学的概念出发，将这种新的文化现象称之为“市民人文主义”，即文化与政治的结合，以此强调政治环境与文化现象之间的紧密联系。
这种联系在布克哈特的著作是已见端倪，巴隆则沿着这条线索将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巴隆的“市民人文主义”的概念为以后的学者普遍接受，他对当代文艺复兴研究的影响也可以说是继布克哈特之后最大的了。
保罗·克里斯泰勒在哲学史研究上造诣甚深，他对文艺复兴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15世纪至16世纪上半期的哲学与目录文献学方面，其著述甚多，除编纂、翻译、注释这一时期的文献之外尚有大量的论文及讲演稿。
他在1979年出版的《文艺复兴思想及其源流》便是汇集了他多年的论文和讲演稿的一部力作。
克里斯泰勒着重从知识史的角度探讨人文主义的内涵，他认为与其说人文主义是一种哲学体系，还不如说它是一种文化和教育体系，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Studia humanitatis)，即包括语法、修辞、历史、诗歌和伦理学在内的学科相关。
克里斯泰勒回溯了“人文学”与“人文主义者”两个词与人文主义的渊源，认为人文主义即为人文学的勃兴和发展，其中修辞学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人文主义应当理解为“西方文化的修辞学传统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欧金尼奥·伽里恩比克里斯泰勒更为广泛地研究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并且还结合当时的社会生活加以探讨，他最重要的代表作是1947年用德文发表的《意大利人文主义》。
这部著作详细考察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一大批人文主义者的思想与社会的联系。
在伽里恩看来，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最大区别并不在于人们对古典作家是否了解，而是在于人们是否意识到自己与古代文明之间那上千年的距离，中世纪的思想家没有这种意识，人文主义者却具有这种历史感，他们致力于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的研究，正是意识到这两种古典语言是弥合这段历史距离的钥匙。
伽里恩的这一论断是他对文艺复兴研究的重要贡献。
从上述三人的研究可以看出，他们都非常注意文化与政治、社会的结合，而不是将文化作为一种纯粹孤立的现象看待。
巴隆在《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转折点》一书中给瓦尔特·戈茨的献辞便明确指出，“历史应当是一门研究政治和文化的学科”，他的基本论点也说明他把精神方面的革新看作是社会政治演化的直接反应。
伽里恩则力图从社会生活中探索人文主义者思想观念发展的因素，他的《意大利人文主义》一书的副标题即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与市民生活”。
克里斯泰勒视人文主义为一种教育体系，这就扩大了“人文主义”的外延，使人文主义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在20世纪的文艺复兴研究中，除了反布克哈特传统对文艺复兴的否定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倾向，即愈来愈狭隘地将文艺复兴限于纯文学艺术的研究中。
巴隆等人的研究正是对这种倾向的否定，他们将文艺复兴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之下，从不同的角度深化了布克哈特的立论，为更加全面地理解文艺复兴开辟了道路。
当然，他们的研究亦存在不足之处，如巴隆的视野拘泥于佛罗伦萨受到米兰公爵军事威胁这一短期的政治事件，从而忽略了在整个社会环境中长期形成的各种因素的影响。
在方法上，他们也主要是运用文化学和哲学的概念范畴对人文主义者的著作进行逻辑推演，巴隆即通过考订布鲁尼两篇文章写作时间来论证人文主义思想的转变，这样不免使结论失之偏狭。
但尽管有这些不足，他们的贡献却是不容置疑的。
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保证了文艺复兴研究的持续性，正如丹尼斯·海所说的那样，他们构成了沟通大战前后文艺复兴研究的桥梁。
20世纪50至60年代，文艺复兴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布克哈特为文艺复兴奠定的基本概念经历了批判的风浪之后，重新巩固下来，相当大一批历史学家在承认14世纪至16世纪存在文艺复兴的前提下，对布克哈特的观点进行分析、修正和补充，使文艺复兴研究达到了一种新的综合。
这种新的综合主要表现是，在研究方法上尝试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在研究领域上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尤其注意布克哈特所忽略的领域；在史料运用上拓宽史料来源，特别重视档案的价值；在这三方面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着力于揭示文艺复兴广阔的社会背景。
在综合研究方面，最主要的代表有丹尼斯·海和坚尼.布鲁克尔。
丹尼斯·海是《新编剑桥近代史》第一卷(文艺复兴)的主编，著有《文艺复兴时代》，《15世纪的意大利教会》等专著，他最具影响的力作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
丹尼斯·海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进行了全面的再探讨，论证了文艺复兴作为一场巨大的社会革新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意义，并且从历史分期上肯定了文艺复兴的地位。
丹尼斯·海高度评价了布克哈特的贡献，认为“布克哈特的立论，在实质性问题方面，今天也许比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更受到广泛和无可置疑的赞赏”，“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比布克哈特看得更远和更清楚的话，大部分功劳应当归之于他。”
与此同时，丹尼斯·海又对布克哈特的论断加以若干重要的修正，诸如不过分强调意大利与北方的文化差异，对人文主义这一概念的界定采取谨慎态度等，总之，更加注意揭示文艺复兴这“一系列随时间、地点而变化的‘时间中的事件’”的复杂因素。
如果说丹尼斯·海是纵览整个意大利文艺复兴背景及其外部联系的话，坚尼·布鲁克尔则将注意力集中在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佛罗伦萨，侧重探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社会的深层联系。
他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广泛地论及地域、政治、宗教、文化诸多方面，特别着意分析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展示出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在社会生活、文化教育、政治制度、思想观念等方面所经历的巨大变迁。
同时，布鲁克尔亦针对布克哈特、巴隆等人的权威性论点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见解。
严格地说，丹尼斯·海与坚尼·布鲁克尔在文艺复兴的解释上还是存在较大的分歧。
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在对待布克哈特关于文艺复兴的主要立论上。
布鲁克尔基本上沿袭了布克哈特的传统，强调新时代和意大利的独特性。
而丹尼斯·海则在意大利与北方的文化差异、人文主义的内涵等方面作了较大的修正。
到了70年代，丹尼斯·海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一书的再版前言中进而主张“不过分地强调文艺复兴‘作为一个时代’的概念”。
这实际上是对其《背景》一书主要论点的再次修正。
其二，在研究内容上，丹尼斯·海更多的是从传统的角度进行研究，比较注意从上层显贵、知识阶层、政治和教廷、战争与外交等方面去探讨文艺复兴的背景。
布鲁克尔则更广泛地涉猎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的诸多方面，注意下层阶级的状况。
他认为城市贫民这个阶层在他自己著作中没有得到充分描述是一大缺陷，主张“这些城市‘无权者’和他们的郊区农村弟兄的历史作用应该得到比迄今为止所得到的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文艺复兴研究在各个具体领域的深入是这一时期的特点，而佛罗伦萨又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一大批文艺复兴史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方面，尼古拉·鲁宾斯坦的《美弟奇统治下的佛罗伦萨政府，1434—1494》，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的《马基雅维里与圭恰尔迪尼十六世纪佛罗伦萨的政治和历史》都是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思想和佛罗伦萨政治与文化关系的要著。
苏联学者维克多·鲁登堡的《人民与人民运动》则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强调佛罗伦萨的政治斗争。
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是布克哈特所忽略的领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是比较薄弱的。
50年代以来，这一领域的情况大有改观，这种变化亦得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一批学者致力于探讨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发展，试图通过经济基础的变化来解释文化的兴衰。
雷蒙德·鲁维尔的《美弟奇银行的兴衰，1379—1494》，埃利奥·孔蒂的《佛罗伦萨共和时期的地产薄》，理查德·戈德斯怀特的《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私人财富》都是针对一段时期中一个特殊方面的深入研究，意在揭示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背景。
劳洛·马丁内斯在《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社会环境》一书中，全面讨论了佛罗伦萨车要人文主义者的婚姻家庭、个人财产及其社会地位。
特别有意义的是马丁内斯列举了佛罗萨伦四个城区主要纳税人在1403年纳税清单和1427年的财产申报单，使其结论更具有说服力。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是文艺复兴研究的传统课题，其中佛罗伦萨的诗人、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家得到了深入的研究。
E·威尔金斯的《佩脱拉克传》，B.乌尔曼的《科鲁乔·萨琉塔蒂的人文主义》，J·塞格尔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中的修辞学与哲学》均为有价值的论著。
同时，两个过去不甚了解的佛罗伦萨文化的领域，司法与商业文学，也由劳洛·马丁内斯的《文艺复兴时期佛伦罗萨律师的与治国之道》，一克里斯琴·贝克的《1375—1435年佛罗伦萨的商人作家》两部著作填补了空白。
在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研究中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除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运用传统的方法，采用新的研究方法的尝试也在进行，莫斯科大学即进行过一项庞大的内容分析工程，试图通过系统检验文艺复兴时代的全部文学著作来寻找当时道德观念的演变。
综观50年代和60年代的文艺复兴研究，其基本特点是布克哈特的实质性立论仍得到相当大一部分史家的承认，但在若干论点的具体解释上亦存在较大的分歧。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意大利与北方是否存在文化差异的问题，即文艺复兴是意大利所独有的，还是整个欧洲所共有的社会历史现象。
一部分学者并不过分注意意大利与北方的文化差异，视文艺复兴为西欧范围的现象，丹尼斯·海、黑尔及唐纳德·维因斯坦可为这种观点的代表。
而另一部分学者，如坚尼·布鲁克尔，尼古拉·鲁宾斯坦，劳洛·马丁内斯等更强调意大利的独特性，他们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意大利，特别集中在佛罗伦萨。
意大利与北方是否存在、或在多大程度上存在文化差异，是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回答这一问题不是本文的任务，但笔者认为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应该对文艺复兴的复杂性有充分的估计。
有两方面的因素特别值得注意，一方面，应该看到文艺复兴文化的多层次性。
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其多层次性，高次的精英文化总是植根于低层次的大众文化之上，从而作为整个文化的表征，但它决不可能超脱其社会的精神氛围而单独产生和存在。
假如我们把文艺复兴看作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变革，那么就不能不考虑其所由产生的社会环境，不能不考虑其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下层人民的文化状况。
这样，要确定意大利与北方的文化差异，就需要我们对英、法、德、西班牙等西欧诸国的社会环境作具体深入的研究，考察西欧诸国的市民文化是否具有意大利那样的活跃性和表现形式，是否象意大利那样具有崇尚学术、尊重文人的文化风气，是否拥有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和数以千计的以艺术为业的工匠。
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文化变革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社会变革。
因此，在分析文化状况之外，也应进而考察上述诸国的社会结构及其机制与意大利的异同。
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文艺复兴产生因素的多元性。
新的经济因素会带来思想观念的变革，文艺复兴的产生即由于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这一点无庸置疑。
然而，新的经济因素并非文艺复兴产生的唯一原因，我们同样不能忽略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的运动对文艺复兴产生的影响。
在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的运动中，英、法、西班牙等国均建立起强大的民族国家，而意大利由于政治分裂而备遭蹂躏，这种政治现实无疑会给意大利人以极大震动，刺激其民族意识的高涨。
笔者认为，这种民族意识的表达正是文艺复兴产生于意大利的因素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复兴实为民族文化的勃兴，而人文主义对教权主义的反叛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主义对教会世界主义的反叛。
事实上，就在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史家就非常强调其民族独特性，法国人文主义者认为学术的复兴产生于法国，而新教史家则宣称新时代为新教徒所创。
当时各国政府纷纷委托本国史家编纂本国史书，这些史家均采用民族语言撰写。
这些事实说明，民族主义对文艺复兴的影响的确是不容忽视的。
对上述两方面因素的把握有助于我们正确估价意大利与北方的文化差异。
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西欧传播的事实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人文主义的传播并不必然带来广泛的文艺复兴运动，也即是说，思想观念的变革并不一定完全以古典学术和艺术的复兴这种表达方式出现。
在这一时期中，思想观念的变革具有明显的多元性，既有文化的，也有经济的和政治的。
同时，西欧各国的具体社会环境各不相同，因此，思想观念的变革所采取的表达方式也就必然存在差异。
实际上，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同一时期，英国历史上更为重要的事件是国家教会的建立，海上霸权的加强和经济的扩张；而德国历史上发生的主要是宗教改革。
笔者认为，以文艺复兴作为一种表征来概括欧州历史上这一社会转型的时代并无不妥不处，但在涉及西欧各国时，则应根据具体情况对文艺复兴波及的范围、影响的深度、及其在各国的表现形式作出恰当的估价，而不应该笼统地一概而论。
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在新史学运动的影响下，国际史学界的文艺复兴研究又产生了一次重大的转折，表现为在研究方向上更为集中地转向社会史，在研究内容上日益与其他学科，诸如城市研究、妇女研究相结合，在研究方法上更加重视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概念和方法。
对这一时期的研究，笔者已另行撰文介绍。
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界的文艺复兴研究是在非常薄弱的基础上起步的，学界前辈在资料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下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当然，这也给研究带来了一些不足之处。
总的来说，在80年代以前，我国的文艺复兴研究存在一种单一化的倾向，即较多的是从整体上讨论文艺复兴的性质、意义和作用，较少作分门别类的具体研究。
由于缺乏具体的研究，一部文艺复兴史似乎就成为一个由资本主义萌芽大背景和若干杰出人物小传组成的结合体，同时，也在若干具体问题上留下一些误解。
这种对文艺复兴的片面理解从史学界一直影响到包括文学、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界。
8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在文艺复兴研究上取得了新的进展，在许多具体方面，诸如人文主义者的思想观念、佛罗伦萨的企业、公众生活、教皇与文艺复兴等问题，均有专文论述。
笔者不准备在这里全面评述我国的文艺复兴研究，而只是想借这篇短文指出，文艺复兴在历史研究中是一个传统的课题，五百年来人们孜孜求索，而且随着在这一传统课题中开拓出许多新的领域。
要在这篇短文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文艺复兴研究作出令人满意的概括，显然远非笔者能力所及，挂一漏万，实属必然，切盼学界同仁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