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的权力崛起
1645年，随着多尔衮被晋升为皇叔父摄政王，其在朝廷中的地位迅速提升至极高层次。在那一年，不论是春季的出征仪式还是秋季的围猎大典，官员们和贵族们都必须提前聚集于指定的地点，整齐划一地排列等待。多尔衮一出现，场面便陷入肃穆，所有人都需低头跪地，直到他缓缓走过，每个动作和表情都显得无比谨慎。
在围猎开始前，众人必须在狩猎地聚集，而多尔衮总是最后一位到达，他的到来标志着狩猎的正式开始。他的马匹总是由最得力的侍从牵引，而他则从华丽的马车中缓缓下来，身着绚丽的狩猎袍，头戴金边帽，周围的人都需跪地行礼，直至他走过。
朝见的礼节同样严格。每当国家的重要节日如元旦或皇帝的寿辰，所有的文武大臣在向顺治帝献上祝贺之后，必须再转往多尔衮的府邸，以同样的仪式朝贺他。朝见顺治帝时，大臣们的脸上常常是严肃的，而在去朝贺多尔衮时，他们则更加小心翼翼，生怕有何差错，因为多尔衮对礼仪的要求极为严格，稍有不慎就可能受到责难。
在这些朝贺中，多尔衮总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下方摆放着精美的地毯和繁复的香炉，散发着沉香的味道，使整个氛围显得更加庄严肃穆。大臣们依次进入，每人前行几步后就要跪下献上自己的敬意，然后缓缓后退，整个过程中不得有任何声响。多尔衮则端坐如山，目光如炬，透过窄窄的眼缝审视着每一个臣子的一举一动。
此外，在朝会上，多尔衮的座位总是设在顺治帝的下首，只比其他王公略高一些，但他的威严和影响力却远超过位置所示。他进入朝堂时，总是由内侍高声唱名，而诸王及其他贵族则需在午门外等候，直到多尔衮到达并入座后，这些王公才能依次进入朝堂。
党争与政治斗争
明末时期，党争已成风气，南北党人之间的矛盾复杂而尖锐，彼此间争权夺利，不择手段。这种延续至清初的政治遗留问题，在清朝建立初期成为清廷不可回避的困局。为了维持对广大汉族地区的有效治理，清政府在接收明朝旧官时，不仅要面对他们之间复杂的党争，还要调和这些问题与满洲贵族之间的利益冲突。自1645年开始，南北党争迅速演变为清初政治斗争的主要矛盾之一，而冯铨案正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事件。
冯铨是明末一名极具争议的官员，因与南党为敌而依附北党。清军入关后，他敏锐地察觉到满清对汉人力量的需求，迅速投靠，并利用清廷急需稳定明朝旧臣与汉族地方官员的局势，成功在新政权中获得一席之地。然而，他的存在引发了激烈的矛盾。南北党争的延续使得冯铨成为攻击的焦点，而他的处境也正好为多尔衮提供了一个利用汉人内部矛盾的契机。
多尔衮深谙“以汉制汉”的治国策略，在具体操作上，多尔衮并未直接插手，而是通过引导满洲贵族和汉族官员的力量，逐步推动整个事件的发展。在冯铨案中，他对南北两党矛盾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手段，一方面利用北党中较为亲清的一派来拉拢中间势力，另一方面则对南党保持警惕，适时施加压力。
仪仗与权力象征
1646年，多尔衮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直接将象征皇权的顺治帝玺印转移至自己的府中。这一举动超越了传统的摄政王权限，在实质上将军事和政务的核心从幼帝顺治的手中转移至自己府内。自此，多尔衮可以随意使用皇帝的印玺调兵遣将，大权独揽，形成了权力运作的实质性改变。这种操作让朝中大臣发现，表面上作为辅佐幼主的摄政王，多尔衮实际上已经在权力体系中接近甚至凌驾于皇帝之上。
根据当时的制度规定，摄政王的仪仗仅有15种，象征着其虽为王公之首但仍需保持与皇帝地位的明显差距。然而，自多尔衮掌控玺印之后，他所使用的仪仗与顺治帝相差无几，仅在数量上略有减少。其出行时的仪卫排列、护送规格以及使用的旗帜和装饰，几乎与皇帝别无二致。
这些变动引起了朝臣之间的普遍关注与暗中议论，但因多尔衮对朝廷的实际控制力极强，几乎无人敢于公开质疑或反对。在皇宫与摄政王府之间，多尔衮的权力流向呈现出逐渐倾斜的趋势。顺治帝虽为名义上的君主，但年幼且无实权，在多尔衮的强大掌控下，朝廷的决策几乎都需由多尔衮最后拍板。即便是一些关系到国家根本的重大事务，顺治帝往往也只是被象征性地知会或批准，而这些实权早已掌握在摄政王手中。
在1646年的多次重大庆典和仪式中，多尔衮的仪制显得异常隆重。他的府邸装饰和出行仪式完全依照皇帝的规格筹备，而朝臣们在参与朝贺顺治帝后，也必须前往多尔衮府邸行跪拜礼。
官位与礼仪的变革
顺治四年（1647年）以后，多尔衮的权威愈发巩固，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已经近乎无人可以撼动。官员们在奏章中若仍称他为“九王爷”，或者在称呼“皇叔父摄政王”时有任何遗漏或错误，都会面临严厉的处分。
与此同时，多尔衮在礼仪上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特殊地位。此时，行礼时的跪拜仪式已被取消，顺治帝在名义上是大清的皇帝，但多尔衮再也不用向他行礼。
到了顺治五年（1648年）末，多尔衮的身份再度发生变化，他被晋封为“皇父摄政王”。。他的仪仗、音乐以及护卫随从等，都已经与皇帝的规格几乎无异，尽管在具体细节上略有不同，但已经能够与皇权礼仪看齐。
在这种权力的绝对掌控下，多尔衮开始了任人唯亲的用人策略。他对于官员的罢免和任用几乎完全出于个人意志，而不再遵循朝廷的传统规范。他提拔自己的亲信，安插心腹于重要位置，同时对反对者毫不留情地加以排挤。
更为重要的是，多尔衮开始对满洲贵族的权力进行限制。他明令禁止诸王、贝勒、贝子和公等贵族直接入朝办事，而是要求他们每天在自己的王府前等候命令。王府不再只是一个摄政王的私人居所，而成为另一个权力中心，许多重大事务的处理甚至无需经过皇帝，而是直接由多尔衮在府中决定。
多尔衮的权力衰落与死亡
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古北口外的寒风凛冽，但对于已经习惯北方气候的多尔衮来说，严寒并不足以阻挡他外出狩猎的热情。这位权倾一时的皇叔父摄政王，带着自己的亲兵护卫以及数十名随从，一路穿越山林，策马奔腾。
多尔衮身着华丽的狐皮袍子，腰间佩挂着一把饰有满洲风格纹样的弓刀。在此时，一头肥硕的梅花鹿从密林中突然窜出，多尔衮眼疾手快，一箭射出，正中鹿身，随从们立刻欢呼起来。鹿虽受伤，但依然挣扎奔跑。多尔衮不愿失了风头，驱马追赶。他的坐骑是一匹精挑细选的骏马，但山路崎岖不平，覆满薄雪，地面结了冰，马蹄打滑，骤然失控。就在此时，多尔衮猛然从马上摔下，重重地跌在地上。
多尔衮试图站起，却因剧烈的疼痛而无法行动。医官赶忙上前查看，确认多尔衮的伤势不轻，可能伤及骨骼。众人连夜将他抬回临时搭建的营地，但由于环境简陋、医治条件有限，他的伤势始终未能痊愈。
十二月初九，多尔衮的病情突然恶化。尽管身边的随从和医官竭尽全力，但伤势加上劳累使得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摄政王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最终薨于古北口外的喀喇城，年仅三十九岁。
顺治帝闻讯后，并未立即采取公开行动，而是表面维持哀悼姿态。然而，时间很快揭示了真正的态度。顺治八年，朝廷忽然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多尔衮的严厉措施。多尔衮的生前荣耀被彻底推翻，顺治帝亲自下令列举多尔衮的十四条罪名，内容涉及僭越礼仪、专权擅政等各方面。这些罪名迅速成为打击多尔衮势力的依据。随即，多尔衮的封号被剥夺，他的所有恩典被取消。朝廷更是下令毁掉多尔衮的坟墓，掘毁其墓碑，连同他身边的亲信官员也遭到严厉清算，或流放，或罢黜。一时间，多尔衮的政治集团土崩瓦解。
顺治十二年，有一位官员上疏，试图为多尔衮辩护，称颂他在清朝入关和治理上的功勋。然而，顺治帝对此毫不留情，立即将该官员处以流放的严厉惩罚，并进一步强调多尔衮的罪臣身份。几年后，顺治帝甚至再度下令，将多尔衮的坟墓刷上黑漆，以示对其罪行的彻底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