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作为地方性差异的代表符号，被赋予丰富的文化意义和情感价值——它关联着历史传承、地方认同及文化记忆，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名词。
每年春节期间，是返乡年轻人说方言最密集的时候。
有这样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一个年轻人被乡亲们询问什么时候回的家，下意识地用普通话回答“昨晚回来的”，家中长辈气不打一处来：“你坐在碗上，你还坐在锅上呢！出去两天都不会说话了！”
很多年轻人自觉患上了“普通话羞耻症”，最期待拥有的技能是在普通话和方言之间丝滑切换。说普通话面对的是大共同体，说方言面对的则是小共同体。同时应对大、小共同体，在语言的切换和识别中重新定位自己，这是当代人的常态。
（图/《乡村爱情》）
以新媒体账号进行类比——说普通话的你像“大号”，展示的是你的社会属性、你希望向外界呈现的整体个人形象；说方言的你则像“小号”，展示的是你的文化属性、情感属性，标记着你的来处、你的偏好、你最真实的情绪变化。
“大号”的你可能还有些端着，毕竟那是对外的形象；“小号”的你就可以真性情，因为你知道，无论你怎么样，家人都会包容你。
前述的长辈之所以会生气，就在于说普通话的你显得外道，心态上像客人；只有说起方言，才意味着你心态上、情感上的真正回归。
当熟悉的语言响起，你终于回家了。
方言，是我们的故乡
方言，或曰母语，对应的是地方、乡愁。
作家金宇澄说，这是一种存在于血液里的、最基本的认同——“就好比你在国外，突然听到竹笛的声音，这感觉是语言无法描绘的。我不认为这只是一种身份认同，而是最快速、最自然的，全身心的触动。”
中国是一个多语言国家。据统计，我国一共有300多种语言，其中超过100种汉语方言、130余种少数民族语言。汉语通常有十大方言。官话方言（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八大次方言）使用人数最多，有超过8.6亿人使用；其余方言中，粤方言有约1亿人使用，吴方言、闽方言的使用人数分别为约8700万人、约7500万人。
广东湛江。雷州半岛的乡间，老榕树上的女孩们。方言像盘绕厚实的榕树根茎，深深扎进此地的土壤里。（图/陈亮）
在我国，尤其是南方地区，素有“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的说法，各地方言对事物的称谓也有所不同。以“太阳”为例，这个词在全国有63种说法，读音则有1079种：甘肃、宁夏一带的叫法是“日头”；河北一带的叫法有“老爷儿”“阳婆”“阳婆爷”等；在东南沿海，叫法变成了“热头”。
到了云南、贵州、广西等少数民族数量众多的地区，方言叠加少数民族语言，语言环境就更为复杂。比如广西百色，当地居民仅汉语就需要学会普通话、西南官话、白话（粤方言）才能互相沟通，到了像隆林各族自治县这样的多民族聚居区，还需要懂壮族、苗族、彝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语言。
这正是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推广普通话的背景。数据显示，2000年，普通话普及率为53.06%；之后，城市化进程加速，到2020年，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0.72%。此消彼长，随着普通话的普及以及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教育环境的改善，不少方言和民族语言，加速陷入濒危状态。
（图/unsplash）
方言的消亡是世界性的危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如此定义语言类型：濒危—— “儿童不再在家里把这种语言作为他们的母语来学习。因此，最年轻的语言使用者是父母那一代人。在这个阶段，父母可能仍然对他们的孩子说他们的语言。然而，他们的孩子通常不会用这种语言回应。”严重濒危——“只有祖父母和老一辈人说这种语言；父母那一代人可能还懂这种语言，但他们通常不会对孩子说，也不会在他们之间说。”
“方言的存在前提，是你一直生活在这个小共同体里。但现在你孤身远行，你不能带着你的小共同体，你是这条河里的一滴水，进入了大海。这个进程随着近4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亿万人口的流动之下获得了空前的加速度。”作家李敬泽在一次受访中这样表示。
在李敬泽看来，方言的弱化，甚至有朝一日在日常生活场景中的消亡，恐怕是不可避免的：“现代化在大规模地消除差异，一个巨大的现代民族国家一定有一个在内部消除绝对的差异性、超越地方性、确立绝对的同质性的过程。”
地方性差异的消失，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千城一面”。方言作为地方性差异的代表符号，被赋予丰富的文化意义和情感价值——它关联着历史传承、地方认同及文化记忆，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名词。失去方言，对一个地方、一个族群而言，就失去了根性，精魄也似乎随之流失。也因此，针对方言面临的危机，有了“保卫方言”“方言复兴”等提法。
不懂方言的人会失去很多乐趣
2022年，新浪新闻·图数室发布的《数说方言——浅析方言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报告显示，网友讨论到方言时，提及最多的评价是“搞笑”。
方言被打上“搞笑”标签，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的春晚小品。其中，东北话的代表是赵本山和宋丹丹，正是他们让观众第一次感受到东北话的“魔性”；唐山话的代表是赵丽蓉，“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探戈就是趟啊趟着走”等经典台词令人印象深刻。
有文章指出，如果说小品中使用方言的目的在于贡献趣味性和记忆点，那么导演们在影视剧中使用方言，则是为了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生活状态，并让作品凸显个人风格。《秋菊打官司》《寻枪》《刘老根》《武林外传》《疯狂的石头》都是其中的代表。
（图/《武林外传》）
方言成为“鬼畜”素材乃至“方言梗”，则是进入短视频时代之后。2018年，一条混剪赵本山春晚经典台词的鬼畜视频，在B站获得8000万次播放量；同年，自媒体博主“多余和毛毛姐”用贵州毕节方言夹杂着不标准的普通话说出“好嗨哟，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在抖音播放量破亿次。
还有方言rap、方言脱口秀，等等，让重庆话、贵州话、广西话、河南话等接连成为爆款方言。粤语和上海话依然强势——前者有《声生不息·港乐季》《声生不息·大湾区季》，后者有《爱情神话》和《繁花》；川渝方言也表现亮眼——“勒是雾都”成为重庆的非官方宣传语，“谢帝谢帝，我要diss你”则成就了“成都迪士尼”这一大众狂欢。
（图/《爱情神话》）
方言写作也接续了林斤澜、汪曾祺等前辈作家开创的风格。作家王跃文是湖南溆浦人，在创作以故乡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家山》时，他自然而然地采用方言进行写作：“我的乡亲不会说‘圆瞪双眼’，只会说‘一双眼睛箩筐大’；我的乡亲也不会说‘请你三思’，只会说‘你塞高枕头想清楚’；我的乡亲更不会说‘你要好好调查研究’，只会说‘打发你四两棉花纺一纺（访一访）’。”
在王跃文看来，普通话的特点是从简、从俗、从一，方言则生动、鲜活、形象，记录下来就是文学语言。
云南丽江古城内的东巴文字文化墙。（图/视觉中国）
汪曾祺说过：“作家要对语言有特殊的兴趣，对各地方言都有兴趣，能感受、欣赏方言之美，方言的妙处。”他认为，上海话不是最有表现力的方言，但是有些上海话是不能代替的，比如“辣辣两记耳光！”，只有用上海话读出来才有劲。他曾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说有远洋轮上的两个水手想念上海，想念上海的泡饭，说回上海首先要“杀杀搏搏吃两碗泡饭！”。他评价道：“杀杀搏搏”说得真是过瘾。
汪曾祺创作于1983年的短篇小说《星期天》，故事背景设置于1940年代末的上海，因此采用了不少上海话词语如“适意”（舒服）、“晏一歇”（晚一点）等。学者郜元宝认为，《星期天》中上海话运用得最妙的一处，是结尾的“难讲的”，理由是：这个词意味深长，几乎只有上海人才能体会其中的奥妙——这让人不由得联想到《繁花》中的“不响”。
只要愿意讲你就是方言的保护者
“普通话就是让我们走得更远、走得更宽，但方言是让你不要忘记你是从哪里走出的第一步。”这句话出自主持人汪涵。
2002年，汪涵与搭档马可联手主持的脱口秀节目《越策越开心》开播即爆。“策”是长沙话，指闲侃、神聊，大量运用方言正是这档节目的特色。这也成为汪涵日后进行方言保护工作的源头。2015年，汪涵担任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顾问，并发起在湖南省境内进行方言调查与保护的“响应”计划。
汪涵提出了“精准语保”的理念，即语言保护工作针对不同年龄层人群有不同的方向：针对老年人，是将他们记得的方言留存、记录下来；针对年轻人，则是培养他们对方言的兴趣，使他们能够运用方言。
一位老人背着孩子。这条背带是包裹几代人成长的纽带，象征着生命和在地文化的传承。（图/陈亮）
在他看来，“方言是一种‘我说，你懂，他不明白’，被时间浸润出来、属于当地人的情话”。他希望通过强调方言是一种很有个性、不一样的东西，吸引年轻人的关注。
在参与方言收集时，汪涵常常有一种紧迫感。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一个例子：一个90多岁的老者跟他说：“孩子你赶紧来录，我脱了鞋子睡觉，不见得第二天早上能穿鞋子起床。”因此，他有了这样的看法：“保存的最好方式就是用。每个人都是语言的一个很活的载体，你只要愿意讲方言，你就是一个方言的保护者。”
有很多人像汪涵那样，有志于留住方言的印记。他们想留住的，不仅仅是一份语言资源，更是一种文化传统、一种如学者段义孚所说的“恋地情结”。
每年的2月21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的国际母语日，其宗旨在于促进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实现多语种化。
我们都不想留给后代一个没有方言的未来，那样的未来未免太无聊了。
编辑 詹腾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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