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陈桥兵变，北宋立国，一个伟大的时代拉开了序幕。可你却不知道，它是当时地球上唯一的花。关于宋朝，毫无争议，它是公知最向往的时代，第二是民国，同时也是被资本剥削的最惨的时代。
从军事上看，北宋是一个软弱和窝囊的时代，但从经济上看，北宋却是高度富裕和极其繁荣的时期。北宋不仅是中国封建史上货币经济发展的顶峰，而且也是中世纪全球文明的唯一灯塔。
1000年前开封金融街的辉煌不亚于今天美国华尔街，宋朝的银行家比华尔街玩得更花，宋朝梦甚至比美利坚梦更容易让人实现。
宋朝开创了史无前例的文明盛世，可又有谁能想到，这个梦刚刚绽放就破灭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全是人性的贪婪？还是公知的羡慕？我宋朝对啊，我们这样的人来说这个是非常美好啊！记住，这一切的背后所有深意都跟钱有关。
今天在这里就带你一一分析宋朝梦的破灭。繁荣下的北宋的政权不是亡于军事，而是亡于民心。北宋的国力不是崩溃于财政，而是崩溃于贪婪。而此现象简称北宋当年正花开。
北宋立国之初就制定了一系列四季人口增长和发展民生的福利，宋朝梦就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简称宋朝版第一个国家计划。由于当时军田制的崩溃，原来属于国家调节之用的荒地未垦地任何人都可占有开荒，只要在官府登记备案，到时按章纳税即可。至于这些土地归谁所有，占有的数量有多少，官府既不关心也不干预。
你要知道，土地是历朝历代的命根子，对于私人土地的买卖，官府的态度也是自由和放任的。只要买卖双方自愿成交，他们只需要将田契送交官府备案，盖上官府的印章，并缴纳田计税，交易就算完成了，从此新主人负责田赋的上交。
大乱之后，这样的土地政策当然获得了百姓的热烈拥护，就是在这种政策的刺激下，宋朝版第一个国家计划顺利完成，第二个自然是发展民生，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生产力。宋朝还跟以往朝代不一样，它是用煤代替木炭。能源革命催生了冶铁工业的爆炸性增长。
据统计，到了宋神宗年间1078年，北宋的铁产量高达7.5万至15万吨，大约相当于18世纪欧洲包括俄国工业革命之前的全部铁产量。由于冶铁工业的突飞猛进，也带动了炼钢业的空前发展，罐钢、白炼钢、临铜钢等冶钢法获得了广泛应用。钢铁冶金业的生产技术革命又导致农业工具的巨大进步，极大提高了当时的农业生产率。
如果要以粮食亩产量计算的话，宋朝达到了460斤，是盛唐的两倍有余。农业亩产量的增加和耕地总规模的扩大，直接反映了北宋人口在初期大幅增长的数据。北宋巅峰人口1亿，超过了之前的历朝历代。第二个国家计划北宋顺利完成。民生安乐、诗词盛宴，巨大的人口红利基数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城市化率，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镇，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动。第三个国家计划开始实行。城镇人口的生活方式摆脱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封闭和狭隘，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选择自由、专业化的分工进而催生了一大批新生的就业机会。
市场交易和社会分工使得城里人的知识掌握得更深入，市场交换则加速了信息的流动，人口的聚集效应刺激了新的思维、新的发明和新的需求。活字印刷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这种信息革命极大降低了信息成本，间接提高了整个社会包括经济活动的生产率。由于生产率的提高，创造出更多可替换的商品。
北宋农业经济作物种植高速发展，柑橘、荔枝摆脱了传统农业，菊一亩比田一亩多数倍，荔枝种类多达32种，蔬菜更是城里人的必需品。除了吃好，宋朝人穿的衣服更是当时地球上最好的布料，对生活的讲究追寻到极致，甚至都有消防员专门在楼顶上观察东京的火灾。外卖小哥在宋朝也是个常见的话题。除此之外，宋朝的奢侈品甚至消费到东南亚。
北宋在消费品制造领域的一系列生产突破，导致了商品数量和种类的空前繁荣。360行，行行出状元，很可能就出自宋代，但是宋朝达到了414行，想不到吧！商品的繁荣与货币经济的崛起，催生了全国大型区域市场。
以开封为中心的北方市场，以苏杭为中心辐射两广地区的东南市场，以成都为中心的川属市场，以陕西为中心的关盟市场。这些区域市场又有一系列城市阵势和农村地区组成一张交叉重叠、上下贯穿的蜘蛛网。而造船厂在宋代更是多得数不胜数，进而拉动了一系列的领域，例如食品加工、建筑造船、采矿冶炼、造纸印刷、盐茶酒，各行各业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城市就业机会，加速了农村人口的进一步向城市转移。
按理说这发展是相当的好，可为什么花突然蔫了呢？在这里终于请来故事第一个主线：资本！这里的资本简称北宋银行家。我告诉你，北宋银行家玩得比华尔街更花，他们不是有钱人，而是超级富豪。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知道，北宋初年，经济高速发展，人口红利基数催生了城市化浪潮，货币经济在城市的流通更为广泛，钱多了自然而然要产生兑换铺。
而在当时，北宋的货币是四分五裂的局面，各区流通的货币各有不同，当全国商品在四大市场之间进行大规模跨区流动时，区域货币需要折算经营铜、铁、纸等通货形态，这就构成了兑换铺最基本的银行业务。而兑换铺的老板们每天从事的就是通货之间的低买高卖，赚取利润差。随着北宋货币流通量的暴增，他们很快就演变为北宋金融市场中最重要的做市商，为通货兑换提供流动性。他们对市场的波动超级敏感，甚至每个时辰的差价都逃不过他们的法眼，他们赚的就是微博的差价。
与美国债券市场的做市商一样，他们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客户群体，建立起强大的销售渠道。通货买卖的利润就源于批发与零售的差价。兑换铺的老板们已成为北宋时期对市场交易最为敏锐的群体，逐步演变为北宋985年，宋太宗赵匡义开始秘密筹划3路大军北伐辽国，试图一一举收复燕云16州，并于4年发动了奇观沟战役，最终以惨败告终。名垂亲史的杨家大将杨业在死战失败后，为掩护民众南迁，在陈家谷立战而死。自古以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未向北方钓鱼，粮草官府发动，商人参与军事后勤工作，这是中国封建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业务外包模式，也只有在货币经济高度发达的北宋才有实现的可能。
商人们需要自己购买大批粮草，还要负责雇人将粮草千里转运到边防各地。官府当然是省心了，但你要记住，天下攘攘，皆为利来，没有厚利诱惑，谁会为官府卖命？当边地收到粮草后，按照当地视角及商人运输路途的远近进行估价，在此基础上另有一定的优惠及商人的利润贬低。官府在估价后发给商人一种凭证，名为交引。
这个是重点知识，大家要记住了。然后商人们拿着交引回到金城找官府领钱，官府并没有足够的现金，就以盐茶票据来代替部分现金支付，而商人们正是冲着票据来的。盐是生活的必需品，而茶是始于唐，兴于宋。
宋朝富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对茶叶的需求量极大，官府于是垄断了茶盐供应，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盐和茶都属于超级暴力的官府专营商品，每斤盐价官府收购时不过2.5文钱，转手在市场中就以26文的高价卖出，官有9倍净利，而茶的销售已高达100%到300%的超级利润。商人们只要拿到官府的茶盐票据，即盐和茶，就能合法买卖专营商品，这就意味着巨额利润唾手可得。
而京城的官府们并没有盐茶现货，商人们需要拿着票据找到主管部门进行批引及盖公章。主管部门在交引上批示领盐或茶的地点以及指定销售的地区。盐一般是到山西，茶则在江南居多。商人们领到盐茶之后，必须运往官府指定的地区进行销售，而绝不能跨境贩卖，否则严惩不贷。
官府的限定销售政策，当然是为了确保对高额利润的垄断，如此一来，盐茶票据的价值就大得惊人。而当京城的银行家们看清盐茶票据的巨大价值之后，他们开始游说朝廷的有关部门，说这些外地商人来路不明，信用很成问题，万一拿着票据倒买倒卖或违法跨界销售，岂不是乱了市场，破坏了国家的大政方针吗？银行家们久居京城，与朝廷各部委的关系更深。
很快，朝廷就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规定所有持有盐茶票据的商人，必须在京城有银行家的担保，否则有关部门拒绝批引。还有的商人没办法，只能把手中的交引半价卖给银行家们。如果有的商人不愿意卖出手中的交引，则京城的银行家们就联手拒绝给他们担保。如此一来，他们就拿不到官府的货，盐茶票据只能烂在手里。
就这样，京城的银行家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巨额利润的交易，做起了票据买卖，兑换铺也改为经营交引兑换铺，兑换银行家演变为交引银行家，成为北宋第二大银行家。当银行家手中的票据筹码越多时，对市场价格的控制力也就越强。他们一般还兼做着高利贷、典当之类的融资业务，对京城的资金供应有着直接的影响力。
当他们准备买进票据时，可通过抬高京城的融资成本来紧缩银根，然后在场内大量抛售票据，引发价格雪崩，一方面威慑官府，另一方面逢低吸纳。如果他们需要高价抛出，就会拉升票据价格，引诱逐利的投机商进场吃货，这与现代的摩根大通、高盛手法并无二致，这一点足以说明宋朝的银行家比华尔街玩得更花，甚至比西方早800年发现这种秘密。
宋真宗于997年继位，998年辽国发动了第六次入侵战争。北宋对辽的军事冲突一直持续到1004年。辽国的第九次南征，以宋辽的澶渊之盟告一段落。正是由于北方战士对粮草的巨大需求，才导致了交引制度的兴盛。
朝廷本想利用商人为边地运输粮草，以便节省财政支出，因而诱之以盐茶的厚利。不想商人们诡计多端，搞定了边地官员，以平均6倍的市场价格高价向边地出售粮草，席卷了朝廷东南360万贯的茶历税收。
但聪明的商人们却遇到了智商更高、手段更狠的京城银行家，银行大佬们半路杀出，又将商人们的暴利打劫殆尽，从而让京城的金融势力集团坐收暴利，大发国难财。在货币经济时代，只有控制货币的人，才能真正控制当时的朝局，古往今来，盖莫能外。货币的力量在古代是会被刻意隐藏的，为什么？因为控制不住，就会被货币所吞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为什么只有这4位？因为这4位是真正的发现了钱的秘密。
稳定货币，才能稳定民生，才能万事开太平。这是北宋的第一朵花开起。花还在开放中，并没有阉掉。那么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贪婪。北宋初年，经济增长之蓬勃，人口繁衍之迅猛，土地开垦之庞大，都说明了早期的自由土地政策是行之有效的，但随着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冲突，再不调整政策，土地兼并再所难免，贫富矛盾必将计划。
从985年盐茶票据出现，中间经历了短暂的中断，一直持续到1050年前后西夏战争的落幕。在60多年中，商人和银行家们席卷政府，专营的茶利盐利从而获得了进行大规模土地兼并的雄厚资金。首先兴起土地兼并的大潮自然是达官贵戚，他们属于占田主力，对普通百姓的田地巧取豪夺，就连国有土地也不放过，如国有牧场、官办学田、公共山林也成为他们强占的目标，甚至连寺院的福田也不放过，灾荒之年，百姓困顿，不得不抵押或变卖土地，而达官贵戚们正好落井下石，趁势兼并。
少数豪强大户，甚至人为破坏堤坝，制造水灾，以廉价抢夺百姓土地。北宋第一次土地兼并势头之猛，手段之疯狂，为历代王朝为第一。在官僚阶层的带动和刺激下，手握巨额资金的金融大佬、大商人和大地主阶层岂甘落后，他们属于富者有资，可以买田之辈，并在土地兼并的大厦中后来居上，逐渐取得组织性地位。达官贵戚们不成器的后代，由于挥霍过度，也把祖上的良田抵押或转让给了他们。
在汉唐被贬称为豪民并受到官府严厉打压的商人，到了北宋却成为了世人羡慕的大地主，由官僚、银行家、巨商和大地主所构成的豪强大户集团，占总人口的6%到7%，却侵占了全国土地的60%到70%，席卷了国民财富的一半。官府要打仗，还要维持国家的运转，财政消耗入不付出，以致国库空虚。富人集团要少交税，穷人阶层就得多交税，于是苛捐杂税日渐繁多，变相剥削越来越重。宋朝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每况愈下。
就举个最基本的例子，一家典型农户的土地已经从北宋初年的平均95亩下降到宋神宗时代的50亩。北宋北方农田每亩产量约2担，考虑到平、丰、欠年各占1/3，则平均粮食收成约为1担。这样算下来，这家农户一年收成大约50担粮食，除去种子预留5担之外，所剩余的45担粮食每担约92斤，一家吃饭消耗之后，尚存七担至九担，也就是644斤到828斤，货币价值约为2,100文至2,700文之间。这户农家必须向官府缴纳填赋两税夏税和秋税，逾约为500文。
这样的生活水平，在那时还可以过得比较滋润。但是到宋神宗年间，土地兼并使得民众分摊的税赋剧增，北宋朝廷为了在北方储备军粮，在各地强制摊派购粮，每旦官服收购价仅300文，农户已经吃亏不小。不仅如此，官府一旦粮食仅付1/4的现金，即75文，剩余3/4以茶折算，而茶的市价仅值37文，一旦粮食被折算成112文。更荒谬的是，连37文的茶饮不是现茶，而是农户必须到遥远的产茶区去领取的茶。无奈之下，农户不得不卖给商人100文，最终农户损失500文。
老百姓过日子本来就是茶米油盐，人均50亩的农户，怎么也算得上是北宋的中产阶级了。在沉重的苛捐杂税压迫之下，越来越多的人被迫卖掉土地，充当全资的佃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宋朝梦彻底破灭了。北宋的梦，靠的是千千万万普通的家庭劳动创作。他们原本热情高涨，发明创造不断，消费与日俱增，生活蒸蒸日上，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是土地兼并后，无论自己多么辛苦，多么有创造力，都无法改变这一现状，他们消沉了，对宋朝失去了未来的希望。宋朝梦为什么会破灭？在于人性的贪婪永无止境，贪婪只有一次和无数次，三庭里描写的人性，在北宋全都能见到。再加上钱荒的加重，北宋银行家席卷全国70%的财富，严重的斥资迫使朝廷贬值货币，货币贬值又刺激了资产膨胀，资产膨胀加速了土地兼并，同时诱发了钱荒，而土地兼并和钱荒又加速了农民的困局。如此恶性循环，民不聊生。
而这就是王安石变法之前的现状，北宋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再不变法，国家必亡。北宋的花准备蔫了，但没有完全蔫，或许冥冥之中，上天专门派此人再次花开，那就是王安石。今所以为举事者，凡以财用为集，这正是王安石在北宋变法前说出的名句。财政枯竭是变法的当务之急，而解决之道就是开源节流。开源及王安石所说的理财，其根本在于发展生产，创造财富。王安石对国家病情的把脉相当准确。北宋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不振则百业萧条。而如何刺激农业生产呢？王安石更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农以趋疾苦，一兼并便趋农为己。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中，一兼并是其最为闪光之处。农户的疾苦，劳动热情的低落，生产条件的不变，其根源正是土地兼并。更为合理的顺序应该是一兼并在先，而后才能实现去疾苦和变趋农。1069年，在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下，王安石开始了著名的变法运动。
王安石是以去疾苦为突破口，间接解决易肩并的烫手山芋。如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种民户，在每年夏抽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限钱或补梁，以补助耕作。当年借款随春秋两税归还，借款利息为20%到30%。在青黄不接之时，以官府的农业信贷来缓解农民的疾苦。如果没有官府的低息贷款，农户就不得不向金融大佬们借高利贷。官府30%的利息听起来很高，但金融大佬们的高利贷却达到了100%到300%。继高利贷就得抵押农户的土地，一旦还不上钱，土地就会被大佬们顺手兼并。青苗法的目的在于以官府贷款对抗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户在休年能够长保其土地不为大性。
免役法根据各家财富等级、田亩数量多少来确定应出徭役的货币价值。富者多摊，穷人少摊，民众可以选择支付免疫钱来代替徭役。自古以来，徭役就是农户的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修宫殿、建皇陵、为官府当差，一去就是一个月以上，不仅耽误家庭的农业生产，而且也削弱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劳动供应。更不公平的是，官升豪强不纳粮、不当差是约定俗成的惯例，国家徭役方面的负担就全部落在了普通农户身上。免役法打破了这种不合理的劳逸分配机制，豪枪大户们必须承担徭役的主要经济负担，农户们的疾苦则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更重要的是，免役前与田亩数量挂钩，田亩越多，免役钱越重。这就如同现代的房产税对房姐将产生巨大的抑制作用一样。所以，免役法在直接减轻普通农户的疾苦的同时，又间接抑制了土地兼并。当浙江一家豪强大户被迫拿出600贯免免徭役的消息传到京城时，朝廷愕然，王安石告诉宋神宗出600贯或非情愿，然，所以催兼并当如此。方田均税法更是抑制土地兼并的利器，就是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均税则在方田的测量基础上，按照田的大小评分，进行田赋的重新分级估算。方田均税在全国受到了豪强大户和地方官府的坚决抵制，最后仅在北方部分地区推行。北方五省仅占全国总面积的20%，而清查出的田亩竟然占到全国税田的54%，可见豪强大户漏税的情况是何等严重。如果方田均税的政策得以在全国推广，势必对土地兼并的狂热势头给予致命的一击。均税法释义法的实施重点在于抑制商业辽通的兼并，打破金融大佬和豪商巨股形成了价格垄断，为小商贩的自由竞争留下了一片生存空间，同时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减轻民众负担。
除了开源，新法同时强调在全国进行大规模裁军，将湘禁军总数裁减了45万之多，常备军规模缩减至79万，军费开支至少降低了1/3。针对熔源变法派对全国州县进行了合并和裁减，并财州军监机构38处，撤县127个。王安石变法的五年间，北宋财政出现了极大的盈余，土地兼并之风受到沉重打击，普通农户的税负压力得以缓解。虽然王安石变法并没有直接出台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这也许就是他的政治韬略，唯恐宿敌面过宽，引发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弹，导致变法难以实施。但他的各项措施招招击中土地兼并的要害，富人集团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痛在身上。北宋朝廷里的大多数官员都是为穷人说话，替富人办事，王安石如此动真格的既为穷人说话，又替穷人办事，这不仅坏了官场的规矩，更直接触动了官僚士绅和豪强大户们的切身利益，他们早已结成了坚不可摧的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变法势必激起制度性贪婪的疯狂反扑，而王石唯一的靠山，就是那个志大才疏、意志不惊的宋神宗。从五路攻下遭到惨败一事就能看出皇帝的才具平庸，徒有励精图治的雄心，缺乏杀伐果断的手段。面对以司马光为首的文人铺天盖地的声讨，以及朝野官僚、豪强集团的明抗暗争，甚至包括太皇、太后等皇亲国戚的巨大压力，开始担心皇位稳固的宋神宗终于打起了退堂鼓。变法不到5年，王安石就黯然下台。
虽然宋神宗维持了变法的条文，但失去了大批变法大臣的严厉督促，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眼看变法派的失事，哪里还有心思去认真落实变法的细节，王安石下台后，变法已经名存实亡。北宋最后一次制衡豪强大户的改革还是失败了。
1085年，司马光上台后，禁废新法，北宋开始酝酿一场更大规模的贪婪扩张。在中国历史上，改革最终能够成功的案例之所以寥若成新，就是因为改革的力量不足以击破已经固化的制度性贪婪。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源在于，他要挑战的不仅仅是进行土地兼并的少数豪强大户，而是朝野内外各种利益集团纠结在一起的贪婪欲望。如果没有秦孝宫那样钢铁般的意志，则变法难尽全功。改革与变法，实际上是进行第二次革命，而且也是在自己身上动刀子。这是北宋第二次花开，可惜被贪婪剿灭。
别怕，还没有彻底剿灭，但如果不能控制潘多拉魔盒，那么就会被潘多拉魔盒所吞噬。终于轮到蔡京的出现了。蔡京以王安石变法得力干将起家办史，雷厉风行，善于见风使舵，是历史上最为典型的小人样板。然而，就连司马光这样看透历史的人，也不得不倚重小人去办事。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感天下皆知，他一上台，自然是全面复辟，王安石的改革派干将一律遭到清洗，蔡京也不例外。
在司马光废除新法时，首先开刀的就是让既得利益集团非常不爽的免疫法。急切之下，他下令全国10天之内恢复以前的差异法，这意味着所有执行细则必须全面更改。千层面之宽、涉及人员之广、说服甚至弹压民众的工作量之大，显然不具备有可操作性，各级官员纷纷表示难以按时完成。但是这个从前变法派的干将蔡京，居然在西线内完成了所有差异法的恢复工作。顷刻之间，蔡京从新党的干将变成了旧党的能臣。
司马光对蔡京的才能刮目相看，盛赞蔡京。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依法行事，天下哪有行不通的法律呢？司马光点评历史时眼光毒辣，但真要办起事来，手下离不开蔡京这样的能人。不过朝廷的亲流们对痛恨熟手两端的小人，司马光虽然对蔡京印象深刻，却也只能暂时搁置不用。晚时与蔡京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做事本身，而在于做事的目的。王安石变法是要今世纪明，报效国家，而蔡京打着变法的旗号，甚至用着变法的手段，谋求的却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历史上的小人无一不是才能卓著，但最终他们的才能越大，对国家的危害也越大。小人最突出之处就是对机会的超级敏感，而且往往能够抓住机会改变命运。蔡京的艺术修养极高，当他得知新皇帝宋徽宗的艺术修养精湛，堪称书画大家之后，就在杭州收集真画名体，及时易保。趁着宋徽宗的晋城铜冠南下为皇帝寻宝的机会，搭上了铜冠这条关系，蔡京不辞劳苦，昼夜陪同，珍玉珠宝倾囊相交，终于让铜冠把蔡京进献的书画带到了京城。宋徽宗一见大喜，在铜冠的美言之下，皇帝对蔡京的印象大为好转。
后来宋徽宗将蔡京招到京城任职，更成了品评书画的知音。皇帝的赏识加上自身的能干，蔡京很快权倾超野，官僚师生、金融大佬、豪强大户们纷纷前来投靠。朝中行程以蔡京、王府、铜冠、梁诗成、朱栋、李艳为代表的蔡京集团，宋徽宗就是他们的总后台。为了把宋徽宗伺候好，以稳固皇帝的宠信，蔡京集团不惜借全国之财来满足宋徽宗的喜好。为他打造宫殿园林，到处新建道观，设印奉局和造作局，大心花石钢之意建岩福宫，耗费巨万。为增加自己的政绩，在西北侵犯战中端大举用兵，在北方与金国联手共同攻辽，最终隐瞒入事。
蔡京考虑的根本不是国家的方向，而是不惜倾城倾国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要做到这一切，就需要大举敛财。他以王安石继承者的姿态，将变法推向了极端。他大改严查之法，将地方严查之力尽数归入中央。财穷力尽的地方政府为了应付蔡京严苛的理财考核标准，终于逼方腊造反，方腊军中的主力就是破产无靠的茶农。与此同时，蔡京集团以西城所为核心，掀起了北宋第二次也是中国封建史上最疯狂的土地兼并浪潮。
西城所原是官府掌握的国有土地机构，在蔡京指派亲信李艳执掌西城所之后，官田扩大去，成为蔡京集团撕脸的利器。他们准备将难道相承吸资敛财、北达黄河的广阔民田尽数兼并为宫田，其胃口之大，兼并土地之广，堪称历史之最，令豪强大户们大开眼界。
他们通过立法，强力明天主人拿出田径，并层层追索，直至百年之前，只要追不出几代人之前的最原始田契，田亩一律充公并重新丈量，迫使原田主与西城所签订租定合约，从此缴纳田租。
在揭秘过程中，凡是蔡金集团看中了的良田，就暗中指使人向官府告发，谎称该田原本是荒地，所有田亩都是伪造，于是整县整县的土地被充公，激起民怨沸腾，奉命抓捕闹事的民众，单在河南雀山一地，就以仗刑打死良民上千人，兼并土地3.4万亩。
在蔡京集团疯狂兼并土地的过程中，梁山坡也在被圈占的土地之内，这才逼反了宋江领导了108位梁山好汉。第二次超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致使东南财富近于枯竭，西北财富归于理念，天下根本之才，接于蔡京王府。
西北征下，北面伐辽，南方有方腊起势，东有宋江造反。朝廷焦头烂额，国库亏空殆尽，蔡京集团于是开始疯狂贬值货币，狂敛天下之财，结果茶盐泛滥价值大跌。同时蔡京集团对铜铁币也进行大规模贬值，小平钱折二当三、当五，其上阵钱还是远远不够花，于是当时市场惊恐，蔡京集团再推超级劣币，结果民怨沸腾，朝廷震惊，最终连宋徽宗都看不下去了。
不得不承认，劣币之害甚于当时货币的命运，也最终是国家的命运。在帝国盛衰与王朝兴盛的关键拐点上，货币贬值正是最灵敏的观测指标，它直接反映了财政恶化的状态，间接显示出贫富分化、财富兼并、社会不公、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铜钱与铁钱的剧烈贬值，导致北宋的货币体系面临着总崩盘的危机。水能载舟，焉能覆舟，人性也是如此，适度的贪婪可以刺激经济，而过度的贪婪却会摧毁经济。
当社会中的少数人不断扩张其财富版图，进而达到左右政策和改变法律的程度时，这将刺激他们产生更大的欲望，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这种财富分配的异常，必然会削弱社会多数人获得经济资源以发展自身的能力，从而打击社会的财富创造力。
当少数人的财富占有达到极高的比例时，多数人就将丧失财富创造的基础，经济会逐渐丧失活力，政治开始变得黑暗，而人民将会失去梦想。最终，当少数人凭借法律与国家暴力机器的保护而肆意践踏多数人的利益，疯狂瓜分社会财富之时，革命和暴动就会很快到来。贪婪之所以被称为人类的本性，就是因为它不可能改变。
人类的知识可以积累，生产可以进步，科技可以发明，物质可以改善，生活可以提高，但人心的贪婪却永远不会进化。北宋的政权不是亡于军事，而是亡于民心。北宋的国力不是崩溃于财政，而是崩溃于贪婪。贪婪心则肩并起，土地巨则说服机，国库空则货币阀，名利竭，则内乱生而外患。治查货币可之贪婪，看兼并而之忧患，为政者不可不甚。思之古往今来，盖莫能外。罗斯柴尔德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