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荀超谭羽清杭州报道实习生王仕豪

“如果从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和中国历史发展贡献上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京杭大运河足以与长城媲美。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通过申遗，京杭大运河完全可以形成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文化与自然景观带，在保护和弘扬中华千年文化的同时，还能够使京杭大运河沿岸人民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

（2005年12月15日）

“大运河就是一个老朋友，我每天都想和它谈天……”走进朱炳仁的江南铜屋，刚一坐下，他这样说道。

朱炳仁的名字前，总是会加上一些头衔：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华老字号“朱家铜艺”第四代传人、中国文物学会大运河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等，而“运河三老”则是他较为看重的一个。

“运河三老”，并不是什么官方认证的头衔，但对于大运河申遗来说，却代表了时间的基石。

2005年12月，时年61岁的朱炳仁，与90岁的郑孝燮、82岁的罗哲文一起，起草了一封公开信，正式揭开了大运河的申遗进程，因此他们三人被称为了“运河三老”。2023年5月15日，朱炳仁再一次回忆起了18年前的那个冬天。

有幸与大运河结缘

朱炳仁的江南铜屋位于杭州的河坊街。从铜屋出发，出门右转，直线距离300米，是大运河的水柜——西湖；左转，也是300米，则有一条水道“中河”，直通大运河。

“其实我并不是运河研究专家，也不是水利专家，只是非常有幸和大运河结缘了。”朱炳仁这样说道。

1944年，朱炳仁出生于浙江绍兴，这里流淌着浙东运河，是中国大运河的组成部分，也是大运河入海的“最后一公里”。他生长在一个铜艺世家，爷爷和太爷爷都是绍兴知名的铜艺师傅；父亲迁往杭州之后，虽然擅长字画也开了书画社，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制铜手艺。而朱炳仁，则是进入不惑之年，才开始学习如何炼铜。

流淌在血脉里的手艺，朱炳仁很快便上了手。他一头扎进书堆，从做铜字、铜牌开始，对铜雕艺术进行挖掘和研究。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结束了古今中外铜雕艺术中没有铜刻壁画的历史；雷峰塔在经过反复试验和探索后，“披”上了彩色铜衣，成为中国第一座彩色铜雕宝塔；而峨眉山的金顶，也有了他的作品。“朱炳仁”成为了中国铜建筑领域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尽管已经功成名就，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朱炳仁心里却始终留存着一道窄窄的河湾：“以前每天上班，都要穿过大运河，生活工作都与运河息息相关。”

从未建成的桥到申遗之桥

大运河，是朱炳仁的乡愁。

随父亲从绍兴迁居到杭州后，大运河一直是他的玩伴：居住在离运河不远的地方，生活工作都不乏运河的参与，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在运河边游玩。那时，他看到的运河，充满着人间烟火的味道。

“杭州有很多的码头，渔民、船民开着小船、渔船，停到码头，把他们打来的鱼，种的蔬菜瓜果和粮食，在码头和我们城市里的老百姓交易。每个码头都是个市场，每天早上，运河边的老百姓第一件事就是到码头上去，买菜，买粮食和生活用品。”

大运河是鲜活的，是跳动的，是有生命的，于是他想给大运河增添一点亮色，想在上面建一座铜步行桥。

“为什么要建铜桥？因为我希望大运河会从历史走来，再走向现代，还要走向未来。它不光是传承历史文化，还应该留下我们当代的大运河文化。”

令人惋惜的是，在大运河上修一座铜步行桥的项目流产了。

2005年12月中旬，古建筑专家罗哲文与城市规划专家郑孝燮到杭州开会，朱炳仁前去探望。在交流过程中，朱炳仁不仅谈起了对大运河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感受和愿景，还聊到了自己曾想在京杭大运河上建铜桥的想法。

他这一伟志，得到了郑老和罗老的认可与赞同，“两位老先生听了我的讲解以后说：这座桥建不成，咱们还可以搭另一座‘桥’，一座通向运河申遗的‘桥’，把大运河的文化风貌、历史价值保护下来，展示给未来的世界。”

“运河三老”起草倡议书

在朱炳仁、罗哲文和郑孝燮提出运河申遗之前，也有人提过要运河申遗，但除了“大运河算不算文化遗产”这点还未定论，“运河跨越数十个城市，申遗工作该由谁发起”的问题更是一直使运河申遗工作无法起步，“每一个城市，如果没有统一的规划，没有统一的理念，是做不好这个事的。所以需要有一个共识，有一个牵头，有一个完整的整体。”朱炳仁说道。

为了让运河城市的管理者们共同探讨申遗工作，联合起来达到优势，2005年12月，朱炳仁与郑孝燮、罗哲文一起，连夜起草了《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并寄给大运河沿线18座城市的市长，呼吁用创新的思路，加快京杭大运河在申报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大遗产领域的工作进程。

这封仅880字的公开信一经发布，便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并推动形成了持续九年、轰轰烈烈的大运河申遗热潮。据朱炳仁统计，“2006年相比2005年，媒体关于运河的报道量增加了至少20倍。尤其是沿运河的城市，对运河关注的热情一下子高涨起来。”

在2006年全国“两会”上，58名全国政协委员群起响应，并草拟了一份影响深远的“大运河申遗提案”。随即，由国家文物局牵头联合运河沿线35个城市共同参与的全国大运河资源调查工作启动，从而拉开了我国保护大运河的大幕。当年6月，京杭大运河升格为全国文保单位，短短半年后，又被列入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最终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那天，朱炳仁来到拱宸桥，迎接申遗成功的喜悦。

两次考察大运河全程

为了推进大运河申遗工作，2006年、2007年两年间，朱炳仁和罗哲文一起，随全国政协考察团两次考察大运河全程。行程密集时，朱炳仁曾在半个月内三上运河城市踏访，每次都会对大运河的“守护者”们，抱有深深敬意。

当然，作为杭州人，他对乡音、乡语、乡情的杭州运河段，更是产生特别的情怀。“主河道上两座穿城相望的古桥——拱宸桥与广济桥，组成了大运河上绝无仅有的风景线，是这条水运长龙不可或缺的龙鼻。尤其是塘栖古镇的广济桥，七星卧波，沧烟廓然。在两千公里的长河上更是春秋独雄，谁能僭越？夜幕降临，长桥古街，组成了一幅大写意的水墨画，纵横寻探，哪里还有更美的画图？”

如今，因为申遗保护工作的启动，不少沿途的古迹遗存都被重新发掘和保护，得以用崭新的面貌迎接着这个瞬息万变的新世界。用朱炳仁的话来总结：这一切都是应“运”而生。“对于运河的保护，大家都是在等待着时机，我们是很幸运的。对我来说，跟两位老专家去争得这么好的（发布公开信）机会，参与了大运河的申遗和保护，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我们对整个大运河保护的理念和思想，也是很有意义的。”

让大运河奔流不息

大运河的存在，让朱炳仁感觉到“历史就在我们身旁，未来就在我们前面，我们要继续努力。”在朱炳仁的江南铜屋里，还专门开辟了一间与运河有关的板块。里头陈列着他铸造的与运河有关的艺术品、他参与起草的公开信、运河三老首日封、T恤等物品。

采访中，朱炳仁用三个字——“大”、“运”、“河”，来总结他对中国大运河的理解，“大运河是一条河，就因为它是一条很重要的河，我们绝不能让它断掉，要永远保持它的作用。大运河是大的，它的大不光是它的规模，2000多公里，而且这么长的线性民族文化，远远超越了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大运河的活力体现在‘运’上，不只是单纯地作为一道美丽的风景，它承载了很多的活动，包括日常的或者是国家层面的，活力是它的灵魂所在，所以我们要保护它。”

对于承载了历史、文化、技术等众多意义的大运河，其保护措施需要全方位，多元化地进行。对此，朱炳仁曾提出了“零保护”概念，即零干预保护、零使用保护和零发展保护，“大运河的文化是多元的，对大运河的保护也应该是多元的。我提出的‘零保护’概念是多元保护中的一元，与其他的多种保护方式可以共存，可以互补的。”

其中，“零干预”保护即是将运河沿岸的某一区域完全保护起来，任何人都不进去干预，将它完全交给大自然。而“零使用”保护和“零发展”保护，则是保持大运河历史风貌的同时，让它也有一定能力发挥原有功能，但不能做进一步商业开发。

“我们要改造、要保护运河，就是要让运河变得更加‘清晰’。在改造的过程当中，把现在的生活设施植入到运河边老百姓原来生活的老房子里，用科学技术让运河本身和周边的环境变得更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以前很多老百姓破破烂烂的房子被打造得干净、整洁又宽敞。除此之外，原来被污染的河流，现在旁边都是一片绿地，非常美丽。”对于后两种“零保护”的实施方式和成果，朱炳仁举例道。

朱炳仁常说，运河是在向前奔流的。“所以它一定是要从现代走向未来的，也一定会出现很多跟我们新一代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历史见证，这是好事情。运河在向前走，必须要与时俱进地前进。我们在运河发展过程当中，也要做好这篇文章，不仅是保护它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也应该在更好地保护我们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创造更多文化，留给我们的后代。”

（图据朱炳仁·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