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科技巨头微软公司给俄罗斯企业客户发函，表示“在俄罗斯不能再接受本地银行电汇方式支付微软服务……2023年9月30日之后，任何服务都将不可续订。”

一时间，外界关于俄罗斯被进一步封锁的讨论再次热烈，甚至出现“俄罗斯遭受灭门式打击”“退回原始社会”等论调。但事实上，我们仍应从正反两方面客观看待这个问题。一方面，微软的制裁措施无疑将对俄罗斯的数字化转型带来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微软作为跨国公司也并非对美国政府的外交立场亦步亦趋，其制裁风暴并未达到最高等级。

微软公司给俄罗斯企业客户发函

微软霸权的影响

众所周知，微软公司在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云服务、人工智能研发等领域拥有卡脖子的强制性权力、标准设置的制度性权力、技术扩散的网络性权力和相互依赖中自行其是的权力。早在20多年前的世纪之交，微软就曾因其垄断地位受到美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的反垄断调查。虽然随着互联网、移动设备的兴起，微软的技术霸权在一定程度上被稀释，但其占总营收约70%的三大业务版块——Windows操作系统、Office办公软件、Azure云计算服务——以及个人计算机、工业生产平台等领域仍保持极高的市场占有率。与个人消费者比较熟悉的苹果公司不同，微软主要面向企业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微软生态中的企业难以退出。

在俄罗斯，微软产品亦深度融入其私营和公共部门。截至2023年7月，俄罗斯83.16%的计算机仍使用Windows系统，其中76.82%使用Windows10，9.98%使用Windows11，9.6%使用Windows7。加上办公软件、数据库系统和集成在该系统中的应用程序，70-90%（两年前这个数字超过95%）的俄罗斯企业用户使用微软产品[1]。在卫生、教育、交通等绝大多数公共事业部门，俄罗斯“数字国家”项目的注册表、数据库以及图形用户界面均以微软、甲骨文等平台为基础设计。

毋庸讳言，如果微软技术全生态封禁俄罗斯，势必影响其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正常工作流程，提高经济社会各部门的运营成本，增大网络攻击、数据泄露等数字安全风险。

例如，早在一年多前，俄罗斯便在开发国产办公软件，但无缝过渡难度很大，试图替换微软技术生态时，为确保业务连续性，需要确保现有系统中的宏能够平稳迁移或替代，并重新设计或开发一些宏实现与先前相似的定制功能或用户体验。而为了解如何使用新工具和脚本语言来实现类似功能，对于已经熟悉使用微软产品和宏的用户和开发者来说，适应新技术生态需要时间不短的培训和适应过程。

再如，2022年以来，伪装成Windows安装工具的恶意软件数量在俄罗斯激增，而使用盗版软件则无法获得微软提供的安全更新和技术支持，程序出错、故障和安全漏洞的发生概率大增。

因此，俄罗斯数字进口替代进程将伴随阵痛，俄罗斯数字主权的真正建立任重道远。只有当成熟的类似产品在客户体验或安全方面不逊于微软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大多数俄罗斯大型企业才会准备放弃微软。而由于兼容性、集成、定价过程非常复杂，这类产品的质量也很难保证。

微软制裁的限度

微软目前的对俄制裁措施仍是有限的。虽然2022年6月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曾在话语实践上表示逐渐减少对俄业务直到“一无所有”，且在行动实践中基本解散了俄罗斯办公室（仅保留了两名员工），但除此之外，从俄乌冲突爆发后的2022年2月底至今，微软实际采取的制裁措施主要是暂停销售新产品和服务、暂停保修等。2022年12月底，微软还曾恢复俄罗斯用户下载Windows10和Windows11系统权限。2023年4月也曾为不受制裁的俄罗斯公司延长许可证，甚至一度取消许可证地区验证。这些措施限制了增量，但最大程度维护了存量市场，已有许可证的俄罗斯用户使用老版系统和软件并无问题。而本次电汇禁令事实上也可通过其他汇款方式规避。

由此观之，微软在挤牙膏式地推出制裁措施，尽可能留有余地，以保持其在俄罗斯的存在。与此相应，俄罗斯企业的软件供应商也在用平行进口的办法规避制裁，如通过邻国的微软分销商购买新产品。此外，微软在本次禁令函件中用“nolongerableto”的微妙措辞表达了可以做但不能做的释义弹性。正应了那句充满荒诞色彩的俄罗斯名谚——“我不是我，马也不是我的”，微软失去了对自我行为的控制，不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负责。

美国政府与美国高科技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复杂系统。政府追求国家利益，同时也需要考虑企业发展需求，高科技企业则需要遵守政府的监管要求，确保合规性。当美国政府出台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美国企业与特定国家或实体进行商业往来时，尽管跨国公司会意识到遵守制裁政策对其利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但由于合规性和透明性对于公司可持续发展和长期成功至关重要，为避免严重的法律后果和声誉损害，美国公司通常不会直接试图规避美国政府的法律和要求，而是会非常谨慎地在评估与受制裁国家或实体的交易风险后，在法律边界内寻找合规性方法，最大程度地保护自身商业利益，例如调整业务模式和交易结构，或与相关政府机构合作以获得许可或豁免。

从技术地缘角度看，微软断供俄罗斯完全不符合其商业利益。从1988年微软开始在苏联打广告，1990年比尔·盖茨首访莫斯科发布适用于MS-DOS的苏联版MicrosoftWorks2.0，到1992年11月27日俄罗斯子公司MicrosoftRus正式成立，退出俄罗斯市场意味着30年沉没成本的丧失，从以俄罗斯1.4亿人口为基础的技术地缘竞争中退出。

与以往国家或私人领主在自然地理空间中争夺战略高地、咽喉要道、自然资源的传统地缘政治竞争不同，今天国家与科技巨头间的交织博弈是在数字空间里争夺关键技术节点、技术扩散渠道和数据资源。在这种空间革命背景下，包括微软在内的任何科技巨头将俄罗斯数字空间拱手相让都是个战略性错误。相反，就像大不列颠曾一方面宣布海洋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利用海军占取海洋那般，美国对数字空间的占取亦在宣告信息自由的同时通过美国私人公司和国家安全局试图控制赛博空间。而控制需要的是进入，并非离开。

此外，从资本角度看，在微软公司的股权分布中，先锋领航（8.6%）、贝莱德（7.1%）、道富（4%）是其前三大股东。而这三家资产管理公司同时也是美国最大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前三大股东。即便俄罗斯市场收入不到微软收入的1%，这样的资本配置也意味着它们在俄乌冲突中“既要又要”的基本策略，既要发战争财，又不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微软制裁俄罗斯的启示

当然，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微软在俄业务已严重萎缩。其收入在2014年首次下降并持续至2021年，俄罗斯员工数量从2014年的1000余人减少至2021年的300余人，乌法、车里雅宾斯克、克麦罗沃、伏尔加格勒、加里宁格勒和萨拉托夫的分支机构相继关闭。这不仅缘于美国逐渐升级的制裁烈度，还有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例如2021年俄罗斯国有公司更新采购程序，规定90%的电子产品和50%的电脑采购应来自本土；2024年之前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系统转移至国产解决方案。

这再次印证了技术与地缘政治的相互作用：技术是地缘政治对抗的工具，地缘政治冲突在看不见的技术空间进行得更为激烈；地缘政治竞争推动着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技术民族主义、技术民族化的发展。掌握技术的任何实体在全球发展大势面前难以独善其身。

30年前冷战结束时微软来到俄罗斯，30年后又渐行渐远。即使技术已迭代，但最先进的技术似乎也没能承诺必将带来社会进步，陈腐的冷战观念反而被新技术强化。如果这种势头继续，互联网或将被分裂网（splinternet）所取代，巨型技术体系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将被放大，两个或多个“平行市场”或将在数字空间中产生。

尽管如此，各种技术体系孰优孰劣，不同尺度下会有不同答案。铁路运输可能比运河上的小船更快，但世人若要欣赏景色，那么运河船的缓慢可能更满足要求。照此，效率并不是衡量技术发展的一个客观中立的标准，追求权力并不是技术进步的唯一意义，技术成就与道义优越感更不能混为一谈。要给技术注入更高远的含义，用人类的理想同化技术，用技术守护人类的理想。

（华盾，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西索观欧亚”是教育部、上海市和上海外国语大学（SISU，即“西索”）共建，并由上海外国语大学负责运营的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俄罗斯-欧亚研究团队的集体专栏，坚持以多语种为前提、多学科交叉融合为方法，提供有关俄罗斯、东欧和中亚的可信可靠的在地知识。

注释：

[1]АнтонРазмахнин,«Будеттормозить»:айтишникиназвалипоследствияуходаMicrosoftизРоссии,https://www.mk.r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