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后期，要解决藩镇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打碎旧制度，重建一个新秩序出来，但要胜任这个任务，除非太宗复活，其他人干不了这个活儿。
当时旧的制度已经被证明行不通，历代皇帝也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修修补补，熬过一年算一年，根本没人有这个能力彻底打碎旧制度。
首先，我们得知道唐朝中后期究竟面对的是怎样的严峻问题。
简单说，有三个问题。
一是宦官专权，二是藩镇割据，三是土地兼并。
其中，宦官专权与藩镇割据两大问题，有着内在的因果联系。
从安史之乱开始一直到唐朝后期，由于武将谋反的事情多次发生，导致皇帝对武将失去信任，为了压制武将，皇帝们选择了宦官。
宦官就是太监，是无后之人，所以无论宦官的权势有多大，都不可能篡位，他们的权势最终还是要依附于皇权而存在。
因此，宦官是一把用来压制武将、文臣的好刀。
唐朝的节度使制度也越来越泛化，以前李隆基时代，只有十镇节度使，每个节度使的辖区也很大，往往控制很多个州郡，甚至地方千里。
安史之乱结束后，唐朝遍地都是节度使，但地盘没有李隆基时代那么大了，唐朝的疆域被划分成几十块小区域，每个区域都设立有节度使。
到了唐朝末期，甚至长安周围的凤翔、邠宁、山南西道等地区都设立有节度使，最终在唐朝末年的时候，整个唐朝疆域内，有大约50个节度使（大概数字）。
可谓是遍地军阀，从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十镇节度使发展到唐末大约50个节度使，到最后，李唐皇帝手里实控的地区就只剩下长安。
这就有点像东周时代的周王室，除了京畿之地，其他广大区域全都是诸侯王的地盘，周王室没了地盘，再也无法控制诸侯。
唐朝末期也是这个局面，节度使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就削弱了单个节度使的实力，因为地盘小，掀不起风浪，但要是节度使们都不听话了，各自军阀混战，扩展地盘，到那一步，朝廷也就彻底玩儿完了。
宦官在这个过程中，最核心的不是对付藩镇节度使，而是对付朝廷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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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朝廷为了对付节度使，组建了一支中央禁军，名为神策军，是朝廷直接掌控的精锐武装，也是威慑各地节度使的一张底牌。
但是安史之乱以后的皇帝们，都患上了疑心病，总是担心武将会谋反，万一哪个神策军大将有异心，再加上藩镇捣乱，很可能导致李唐覆灭。
因此，皇帝们干脆将神策军的兵权交给宦官掌管。
因为宦官即使掌握了兵权，他也不会篡位，把兵权交给武将，那么武将可能有异心，甚至演变成权臣，最后篡夺李唐江山，但宦官不一样，他们归根结底还是依附于皇权，兵权给他们可以确保绝对安全。
但是宦官哪儿会打仗啊，要是藩镇作乱，宦官不懂用兵，往往会导致朝廷在讨伐藩镇的战争中战败，唐朝中后期就有好多次讨伐藩镇的战争就是因为宦官瞎搞导致的失败。
而打赢藩镇的那些战争，往往都是皇帝任用了有能力的武将，才打赢的。
由此，唐朝形成了“内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的格局。
再来看藩镇问题，节度使们为什么能如此嚣张？
因为他们掌握了辖区内的兵权、人事任免权、财政支配权，一旦有人掌握了这三样东西，那基本上和土皇帝没什么区别了。
他们有兵有地盘，还有钱，所以有资本和皇帝叫板。
而李唐历代皇帝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首先，是长期让宦官把持神策军的兵权，有几个皇帝是前期试图重振大唐，打击宦官，把兵权交给武将，但往往到了后期，又重新让宦官掌权。
对于藩镇，李唐的皇帝们基本上都是以打服为主，要是哪个藩镇不听话，就派兵打他，直到对方服从朝廷为止。
这种政策，说白了就是在以修补的方式维系节度使制度，让李唐在修补的过程中，过完一年算一年。
但唐朝真正需要的是，彻底打碎节度使制度，重新构建一套新的制度出来，才能彻底解决藩镇之祸。
然而，藩镇问题究竟要制定怎样的制度才能解决呢？
唐朝灭亡后的五代十国，其实就是藩镇割据的延续，赵匡胤结束五代十国乱世后，针对唐朝中后期以来的种种弊端，重构了一套新制度出来。
主要分为朝廷中央的制度和地方制度两个方面。
首先，在朝廷中央，把禁军的兵权一分为三，禁军被分成殿前都指挥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三个部分，合称三衙。
这样就避免了一家独大的局面，哪怕其中一支禁军有异动，其他两支可以随时将其扑灭。
另外，在军队管理机构上也做了变革，设立了枢密院来管理军队。
枢密院与三衙之间存在互相制衡的关系。
枢密院属于宋朝的最高军事机构，但是，枢密院的权力也是受到限制的，它只有调动军队的权力，但没有统领军队的权限，而且调兵也必须有皇帝的圣旨才能调动。
平时军队的训练、招募等具体的统领工作，则是三衙长官在负责，但三衙长官没有调兵的权力，只负责具体的军队训练、招募等具体工作。
如果需要打仗的时候，三衙长官也不是统兵之将，战争期间，是由皇帝临时指派一个人统率军队出征。
这样就形成互相制衡的局面，无论是枢密院的最高长官枢密使，还是三衙长官，都没有能力成为权臣，更没有能力谋反。
战争期间带兵出征的武将同样没有能力谋反，因为士兵不是他们带出来的，兵和将之间不存在深度的关系。
至于对付藩镇方面，赵匡胤时代，新建立的宋朝，中央禁军的实力远远强于藩镇武装，因此赵匡胤可以顺利地削弱藩镇。
按照宋朝的制度，藩镇节度使最后被架空，成为名誉性职务。
赵匡胤从朝廷中央到地方，采取了一套新的制度。
简单说，就是在朝廷的中央，实施三权分立制度，以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三个机构分别掌管三大权力。
参知政事就是宰相，掌管行政权。
三司使俗称“计相”，掌管财政权。
枢密使是最高军事机构，掌管兵权。
三个机构的最高长官互不隶属，地位对等，且互相制衡。
各位发现没有，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军阀，他们是掌握着辖区的行政、兵权、财政三大权力的，现在这三大权力在宋朝被分成了三个机构独立管理，形成互相制衡的局面。
在地方上也是一样的，每个州、县，也都是一样的道理。
每个州、县的官员，都由朝廷委任文官担任，但是，也是互相制衡的关系。
比如，一个州除了有知州这个职务外，还设立有通判这个职务，与知州地位对等，互不隶属，相互制衡，此外，地方的财政权是设立有转运使来管理的，转运使也不归地方官员管辖，直接对上一级财政机构负责。
由此，宋朝从中央到地方，都形成了行政、兵权、财政三权分立的格局。
在这种处处充满制衡关系的制度下，宋朝彻底防止了武将谋反、权臣专权之类的问题。
唐朝中后期，如果想彻底解决藩镇问题，首先得有个人能思考出赵匡胤的这一系列方案。
就算有人想到了这种绝妙的方案，要想实施下去，难度比赵匡胤时代要大很多倍。
因为赵匡胤时代，中央禁军是天下第一精锐，地方节度使没有能力和中央禁军抗衡，所以他们只能乖乖听话。
但唐朝不一样，藩镇割据的局面已经形成，藩镇军阀掌握着强大的武装，他们是不会交出手里的权力的。
因此，即使在唐朝，有人想到了赵匡胤的那一套制衡方案，并且得到了皇帝的大力支持，那么在实施的过程中，一定会遭到藩镇军阀的抵制。
最终，藩镇军阀为了手中的权力，必然以武力和朝廷对抗。
其次，皇帝要想推行这种底层制度的变革，需要先从宦官手里收回兵权，再组建一支精明强悍的文武团队。
对内需要有一个文臣团队充当智囊团，来主持朝廷内部的制度变革，对外需要一支精锐武装以及统兵大将去讨伐藩镇。
而李唐中后期的历代皇帝，已经被历史证明，他们无法担当大任，也没有能力去进行底层制度的变革。
他们完全是在现有的烂摊子上进行修补，持续重用宦官统领兵权，对节度使也是打服为主，从未想过彻底废除节度使制度。
唐朝的中后期，就是朝廷中央持续重用宦官，外部持续镇压藩镇叛乱的过程中苟延残喘一百余年的。
想要彻底的变革，除了李世民复生外，其他人没这个能力去实施这种高难度的大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