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贝特兰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我国的一名外国记者，当时他住在边区政府“处事处”一间空荡荡的客房。
1937年一天，他接到邀请，去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的毕业典礼。
在一所交叉地悬挂着国民党旗和镰刀斧头旗的庙宇式建筑前，1000名学员坐在地上。一条英文的白色标语上面写着：“欢迎中国的外国朋友！”
他在一个木板凳上坐了下来，有人递过一搪瓷杯盛的茶。一个高大的、背微微有些弯的人站起了，向他伸出手。
“毛主席”，年轻的外事政委介绍说。
“抽支烟吗？”毛泽东说，向贝特兰递过一包揉皱了的“老刀牌”香烟，这是他喜欢的香烟牌子。他从边区政府得到一笔特别津贴，让他有烟抽。
在1937年的那个夏天，毛主席虽然不是那么瘦了，但是仍看得出长征中艰苦的痕迹。
他的长头发从中间分开，垂到耳际，他那温和而不同寻常的风度，他那敞开的上衣，这一切都使他更像一个心不在焉的学者，而不像一个军事和政治上的掌权人。
他站起来向学员演说时，没有呼喊口号，也没有用“第一”、“第二”、“第三”来列举他的论点，不是作那种煞似旧式牧师说教般的很费力气的中国式政治演说。
他用浓厚的湖南口音轻松地讲话，生动地运用农民的幽默和粗俗语言——当他出人意料地讲个玩笑话时，听众发出阵阵的笑声。
他告诉学员们:“我们的任务是在实践中找出日军的弱点。那么，只要我们有头脑，有决心，我们就能够一点点地打败它....。”
“要记住我们决不要拿农民的一块红薯。如果你拿了一块，你就会想拿得更多。这是过去中国旧军队的毛病。我们必须使八路军成为模范的军队：通过我们的战斗，也通过我们在老百姓中的工作来实现。要牢记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中国革命尚未成功，因为还不是所有的民众都已经唤起了。我们的任务就是唤起他们，因为我们是人民的革命军队。”
道理简单明了，语言通俗浅近，几句笑话使空气轻松下来，然后再重复主要的观点。
这就是毛泽东对群众讲话的风格，这肯定起了作用。他的幽默是很调皮的，几乎有点学生娃娃的味道。
在毕业典礼之后露天会餐时，他得在合作食堂一张条子上签字。他还用同一支毛笔在另一张账单上匆匆签上字，这张账单是用英文写的，是经过吴亮平的指示写得很正确的借据：
“凭此证支付——中国货币拾元——100年后....”贝特兰添上了自己的签字，毛泽东慎重地把纸条重叠起来，放在他上衣的口袋里。
“如果有人索取这个账单，”他郑重其事地对贝特兰说：“英国财政部也不会有那样多的钱来支付——按照中国的利率计算！”
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贝特兰对毛主席在他那个在黄土峭壁上开出来的宽敞的窑洞居室里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
这些采访都是在夜间进行的，因为夜晚是他的最佳工作时间。
他靠在一张折叠帆布躺椅上，阅读从前线或晋南军队总部不断发来的电报或无线电文。
他会在每一份电文上草草写些批语，交给一个助手，然后回头来继续谈贝特兰书面向他提出的一长串问题。
他谈的这些话后来载入了他的选集：《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这些谈话署的日期是1937年10月25日，其中既有关于到此时为止战争的性质的深刻论述，也有关于这个战争如何必定会同更大范围的世界大战溶为一体直至日本最后失败的十分准确的预测。
贝特兰在后来回忆时说：在这里，从我第一次与这位处于权力高峰的人物个人接触中，我只能这样说：在我所曾见过的人当中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在智力，在集中的意志力，在对整个远东政治的从容自如的掌握上，给过我如此强烈的印象。
最后，他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道：毛泽东的思想对国际舞台是开放的，他对国际形势的对策是灵活的。这是蒋介石那样的头脑僵化的封建人物根本办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