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漳县，古称邺城、邺，是河北省邯郸市下辖的一个县，因境内有漳河，故名。

东汉建安年间，三座气势恢宏的高台在古老的漳河边拔地而起。这三座高台中最著名的一座名为铜雀台。它的修建者正是占领邺城，以图霸业的曹操。此后一千多年，三座高台和它们所处的邺城成为后人抚今追昔的文化符号。

有关这座王城的故事传承于诗词歌赋的吟咏，也埋藏于乡土民情的礼赞，这里就是今天的河北省临漳县。

20世纪50年代，当时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专程来到临漳考察。耸立在漳河岸边的两座残存的土台，如同散落在荒烟蔓草中的明珠吸引了他的注意。

这两座土台及其周边的古城遗迹，从位置到建筑形态，都与史料中记载的邺城极为吻合。《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邺城，旧在县西20里”。这座分布着铜雀、金凤、冰井三座高台的古老王都吸引着历代文人的考证。

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从这里出土的文物不断颠覆着考古工作者们的想象。上图这件残长近2米的青石角螭首出土于三台所在的地点。

这是国内考古发现中将螭首形象运用于建筑构件的首例。学者们根据其形制和规模推测，修建于此的铜雀台高度超过30米，极有可能具备皇家建筑的规格。

在后续的考古过程中，一座规模惊人的古代城池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如今保存在邺城博物馆的这件邺城复原沙盘，再现着这座城池的设计之精妙。

经过测量后的邺城东西长约3公里，南北宽约2160米，其布局规模之大，功能分区之详细，为史上空前。

其中沿南北中轴线分布的城制“回”字形相套的宫城与郭城呈棋盘状分布的街区，深刻影响着此后一千余年的都城规划和设计理念。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这座久藏于泥沙之下的城池，为人们揭开了临漳一带高岸深谷的变迁历史。

春秋时期，齐桓公为了保卫“诸夏之地”，开始择地兴建城池。临近漳水，又靠近太行山东麓南北通道的临漳一带，地势高耸，植被繁茂，成为他的首选之地。

奔涌的漳河为人们带来了良好的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但是频发的旱涝灾害也给邺城的发展带来了转折。

这座祠堂是当地百姓为纪念邺城县令西门豹修建的。战国魏文侯在位时期，西门豹为治理水患，发动百姓在漳河两岸挖掘水渠，引漳河水灌溉庄稼，并实行“寓兵于农，藏粮于民”的政策。

水患平息后的邺城民富兵强成为当时魏国北部最为重要的战略屏障之一。

曹操击败袁绍后，占据邺城，其后又在邺北城营建王都。东魏孝静帝迁都邺后，令洛阳40万户北迁。这座规模巨大的城池，先后经历六朝，占据黄河流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地位多年。

直到北周年间，邺城毁于大火，又被漳河泥沙掩埋。此后，这里先后置邺县、临漳县。

北宋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邺县并入临漳县，县名沿用至今。

“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这是曹操的次子曹丕写给友人的信件。在信中他充满感情地回忆着自己在邺城饮酒作诗，笑语酣歌的岁月。

“从明后而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这是铜雀台建成之时曹植所描摹出的壮丽景象。

就在邺城三台高高筑起的同时，文化与精神的高台也在这座城池中悄然耸立起来。

东汉末年，州牧割据，战祸延绵，在那个充满苦难和巨变的时代，

诗歌在吸收汉乐府民歌之长的同时，追求清峻简约的风格以反映现实主义题材。这个时期涌现出的大量作品，被后世称为“建安文学”。

曹魏政权将王都选在邺城以后，身处政权中心的曹操父子三人，以汪洋恣肆的文风，迅速成为了当时的文坛领袖。在邺城，他们“唯才是举”，广纳天下贤士。千古才女蔡文姬的归来，正是其中最具华彩的片段之一。

汉献帝建安12年（公元207年），曾经在战乱中被掳走的蔡文姬决议辞别居住了12年的匈奴，离开两个尚未成年的幼子，孤身一人回到中原。派遣使者重金将她赎回的正是父亲蔡邕多年以前的好友曹操。

时隔千年，当代人已经难以想象蔡文姬在乱世中无奈诀别的心绪。也许是被邺城海纳百川的文化氛围所感染，蔡文姬归汉以后，在这里居住了多年，并整理默写了父亲蔡邕所遗书稿四百余篇，留下了《悲愤诗》二首等传世佳作。

《胡笳十八拍》这首蔡文姬创作于告别匈奴之时的自叙长诗，经过后世的不断改编、演绎，被谱写成了传世秦曲。

“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在《胡笳十八拍》的词句中，乱世之流离，身世之飘零，千年之后依然令人感怀。

文姬归汉后（公元210年），铜雀台开始修建。与之相隔不远，一座供文人创作、集会的园林也将要完工。许多像蔡文姬一样才华卓著的文士齐聚于此，见证了邺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

文姬归汉前后的数十年间，建安文学逐渐走向巅峰。这一时期反映现实，抨击黑暗的文学风格得到广泛认可。建安风骨自此成为后世不断追怀的文化现象。

代代不绝的追溯和怀缅之间，邺城故地高抬依旧。在这里，心忧天下的诗人仿佛从未走远。那些记录着苍生疾苦的诗句，在悠长的琴声中响彻千古。

农历七月是临漳人段倩倩儿时最盼望的时间。“新羊见陈羊，年年有余粮。”临漳人世代流传的这句名言，表达着当地人自古以来对于羊的喜爱。

据传，南北朝时期邺城地处交通和战略要地，北方游牧政权先后定都于此。为了稳固疆域，居住于此的少数民族常常以羊为礼赠送给汉族人。

久而久之，临漳一代的人们每到年节便互相赠送以羊为图案的礼品，以当地盛产的小麦为原料的面羊应运而生。

传统的面羊以白面蒸成，一般四只卧成一圈，最大可达1米多长，十余公斤。面羊身上的装饰以手工捏花为主。黑豆作为眼睛，周边是以体态各异的小动物。

解放战争中，临漳百姓曾经抬着担架，推着小车为人民子弟兵运送物资，救助伤员。运送给解放军的干粮中，就有简易制作的面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漳河数次泛滥，危及两岸农田，数万临漳百姓投入到河流整治的工作当中。面羊也是他们随身携带必不可少的干粮。

如今农历六月的临漳，家家户户都要聚在一起，定制一套精美的面羊，再吃上一顿团圆饭。

漳河岸边的美食从故土家园的守望到平安喜乐的愿景。香软的滋味里是临漳人难以忘却的浓浓乡情。

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内，有这样一段文字：“好礼同志一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艰苦卓绝英勇牺牲之精神，足为三军楷模。”这是刘伯承和邓小平写给临漳郭好礼烈士家属的唁电。

郭好礼出生于临漳县郭小屯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在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进步师生的影响下，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投笔从戎，献身抗战。

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郭好礼自发地组织了家乡的第一支自卫武装。1937年10月中旬，日军的铁蹄踏破了临漳原本的安宁。

家国存亡之际，郭好礼沉着地指挥保安中队将城内的粮库打开，把粮食分给贫民，然后掩护一部分群众从南门撤离。

1940年1月，郭好礼率部编入八路军，并于当年参加了百团大战和晋南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

1942年，郭好礼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冀豫地区恶劣的斗争环境迫使各县政府和主力部队先后转移，仅留下郭好礼领导的临安支队坚持战斗在路南地区。

部队生活艰苦，缺衣少食，经常以糠菜充饥，而郭好礼和将士们不顾个人安危，坚决与日军周旋，一次又一次的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为牵制日军南下保护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郭好礼却因此成为了敌人的眼中钉。

1943年1月，日军挟持了郭好礼的妻女，以此相要挟。郭好礼断然拒绝，无奈任家人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悲愤之中，郭好礼带领刚刚成立的路南支队接连拔除了敌人多处重要据点，又一举攻克了魏县县城，消灭了一批日伪军。

敌人穷凶极恶，调集九路日伪军向魏县以东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进行大规模的“铁壁合围”。在接应战友的途中，郭好礼不幸被敌人包围，壮烈牺牲，年仅39岁。

1945年11月，在棉花园里，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被捕，其手下部队被全数歼灭。以这场战事为重要节点的邯郸战役对拖延国民党军北犯，掩护解放区各部队向东北进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临漳热血儿女踊跃参军，漳河的波涛埋藏着烈士们不屈的灵魂。这是临漳千年挺立的铮铮傲骨。

图中正在表演的绝活儿是这场名为“撵花”的民俗表演中最为惊险的桥段。表演者头顶油灯，不用手扶，钻过板凳。

与撵花同出一源的西后坊表村花样花鼓，同样展现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与撵花表演形式不同，花样花鼓结合了民间说唱与秧歌，由六位艺人共同表演。角色古今交杂，活灵活现。

河水蜿蜒，就像平展土地上生长的脊梁。漳河故道两岸，临漳没有忘记来时的路。这座历经千年风霜的城池，遥望着远古的星辰，也延续着发展的远道。

千里平畴的土地上，高耸的楼台，如同古人沟通万物的一座天梯。而今，临漳城内曾经淹没在衰草斜阳下的高台，再度迎来如织的人潮。

这座城市的宏阔气象弥散在追古怀今的诗词雅颂之间，矗立在重新建起的巍峨楼宇之上，也洋溢在世代延续的质朴民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