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白宫的欢迎仪式

1979年1月29日，华盛顿清晨的寒意弥漫，但在白宫南草坪上，迎接中国贵宾的氛围热烈而庄重。南草坪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和美国的星条旗高高飘扬，这是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的首次正式会晤。此时，聚集在白宫草坪上的一千多名群众挥舞着两国国旗，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神情，不时发出欢呼声。

上午10时，邓小平与夫人乘坐的车队缓缓驶入白宫，车辆停下时，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车门的位置。车门打开，邓小平身穿深色大衣，面带微笑走下车，紧随其后的夫人身着得体的服装，神态沉稳。白宫方面早已安排妥当，红地毯自台阶一直铺到礼台前方。卡特总统与夫人早已等候在礼台前，他们快步迎上前，与邓小平及夫人热情握手，交换寒暄。

随着一声令下，军乐队开始演奏中美两国的国歌。草坪上的人群随之安静下来，仪仗队整齐列队，昂首挺胸，手中军旗迎风飘扬。乐声中，两国国旗在风中轻轻飘动，周围的一切仿佛被定格，现场氛围庄严肃穆。礼炮随即鸣响，整整19响的礼炮在草坪上空回荡。随着最后一声礼炮的落下，卡特总统与邓小平肩并肩走向三军仪仗队，检阅正式开始。

两人缓步走在检阅队列前，仪仗队士兵目光笔直，动作整齐划一，每一位士兵都保持着完美的站姿与军容。卡特不时转头与邓小平简短交流，邓小平则时而点头回应，表情始终带着温和的微笑。

检阅结束后，两人一同登上礼台，卡特总统在简短的欢迎致辞中强调了这次访问的重要性，并表达了对中美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期待。他的发言简洁有力，充满外交礼节，时不时停顿间，现场观众会响起掌声。邓小平随后接过话筒，他的发言语调平稳，句句掷地有声，感谢美方的热情接待，并提及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来之不易。他强调两国关系应当“面向未来，增进合作”，话语虽简短，却赢得了现场一阵热烈的掌声。

刺杀未遂事件

1979年2月2日，邓小平的访美行程正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这一天早上，邓小平准备从下榻的酒店出发，前往下一个行程地点。酒店外早已聚集了不少人，既有美国民众，也有媒体记者，他们手持相机，准备捕捉邓小平出行的画面。

邓小平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从酒店的楼层电梯走向大厅。走廊里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走在最前面的是我方的随卫人员，他们时刻保持警惕，目光不时扫视四周，注意着每一个细节。后面稍远一点的地方，是美方安全警卫团队，负责外围的安全保障，凯利便走在其中。

来到大厅时，一切看似正常，安保人员已提前清理了人群，并在出口两侧设立了警戒线。邓小平在随卫的护卫下向酒店门口走去，酒店外的车队早已准备就绪。就在邓小平即将跨出大厅时，突然，一名陌生男子从人群中猛地冲出，动作迅速地向邓小平的方向奔去。这一异常情况立刻引起了警卫人员的警觉，只见凯利反应迅速，几乎是本能地向前一冲，手臂一挥，将这名男子狠狠推倒在地。与此同时，我方随卫人员也迅速包围了邓小平，将他保护在中间。

凯利动作一气呵成，将袭击者制服后，美方警卫人员立刻冲上前来，将他牢牢按住，并迅速带离现场。整个过程虽然紧张，但由于凯利和安保团队的反应及时，现场并没有出现更大的混乱，邓小平安然无恙地被护送上了车。

路易斯·比姆与三K党的崛起

试图刺杀邓小平的男子名叫路易斯·比姆，出生于德克萨斯州，是当时美国臭名昭著的三K党成员。这一组织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恐怖组织之一，以极端种族主义、反移民和排外立场著称，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南部地区仍有较大影响力。路易斯·比姆自青年时代便受到极端思想的影响，逐渐与三K党建立联系，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

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比姆看准时机，在周密谋划后制造了这起刺杀未遂事件。尽管他未能成功，但这一事件在美国引发巨大震动，他的名字也因此迅速传播开来。三K党内部对他的举动大加赞赏，将其视为“捍卫白人权利”的象征。

刺杀事件后，比姆很快被释放，因为美方缺乏充足证据证明他有事先策划。但从此以后，他的影响力逐渐超越了三K党的框架，成为另一个更为激进的极端种族主义团体的核心人物。比姆利用这一“声名”不断吸引支持者，他公开发表极具煽动性的演讲，四处宣扬白人至上主义，鼓动支持者采取行动反对联邦政府及少数族裔。

进入1980年代，路易斯·比姆开始通过书籍和文章系统化地传播他的极端主义理论。他提出了所谓的“领袖抵抗”概念，主张分散化的小型极端组织应采取游击式的破坏行动，而非依赖于单一的集中领导。他的理论一经问世，便被美国各地的极端分子奉为圭臬，甚至为日后多起极端暴力事件提供了理论支持。

路易斯·比姆并未满足于理论传播，他数次策划针对联邦政府的破坏活动，包括试图组织武装袭击和煽动叛乱。他的行动逐渐引起联邦调查局的高度关注，很快被列入FBI的十大通缉要犯名单。在此期间，他频繁更换藏身地点，利用各种掩护手段与当局周旋，长时间躲避追捕。与此同时，他在极端主义团体内部的号召力却不断上升，影响力已不再局限于美国南部，逐渐扩展到全美各地。

在被通缉的数十年里，比姆通过地下网络继续与追随者保持联系，并通过匿名渠道传播他的观点。他的出版物包括多本极端主义著作，这些书籍通过非法途径广泛流传，并成为新一代极端分子的思想基础。

直到90年代，比姆的活动逐渐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政府也加大了对极端主义团体的打击力度。路易斯·比姆虽然最终被捕，但他的理论和言论已在一些极端分子中根深蒂固，成为日后多起暴力事件的重要思想来源。他的名字与美国种族主义、极端主义运动紧密联系，甚至被一些历史学者称为“种族主义教父”。

凯利的角色与中美友谊的深化

事件过后，凯利的迅速反应和果敢表现受到了高度赞扬。美方安保负责人在总结会上专门提及了他的表现，并表示他的机警为邓小平的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而中方随行人员凌云也特意向凯利表达感谢，双方进行了简短而礼貌的交流。凯利站得笔直，语气谦逊，微笑着用流利的中文说道：“这都是我的职责。”他说起中文毫不费力，引起了中方人员的注意。凌云好奇地问他是否学过中文，凯利解释说，他从事安保工作多年，为了更好地执行任务，学习了汉语。

凯利的经历的确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在交流中，凯利提到自己年轻时曾是一名水球运动员，凭借优异的表现，他曾代表美国队出战国际赛事。他特别回忆起1975年跟随福特总统访问中国的经历，彼时的凯利作为随行安保人员，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说自己对中国文化印象深刻，尤其是北京的胡同和紫禁城，让他觉得古老而神秘。

这次刺杀未遂事件后，凯利在中美关系中逐渐扮演起了更具象征意义的角色。由于他精通中文并对中国文化有一定了解，他常被安排在与中方相关的安保任务中。他与中国同行的接触也更加频繁，彼此间的沟通逐渐增多。几年后，他曾多次随美国代表团访问中国，每次到访，中国同行都会亲切地称他为“老朋友”。

退休后，凯利仍然保持着与中国的联系。他曾作为美国安保行业的专家受邀参加在中国举办的安全论坛，与中国同行继续交流经验。在论坛上，他分享了自己在安保工作中的实践和心得，也回忆起自己多次与中国的“缘分”。

多年后，凯利再次访问中国，受到了中方朋友的热情接待。北京的变化让他感到惊讶，他兴奋地告诉接待他的中国同行，这座城市已经完全不同了。在一次晚餐中，他用中文和大家畅谈，从安保经验聊到中国文化，还回忆起当年邓小平访美时的点点滴滴。

参考资料：[1]凌云谈邓小平访美期间的警卫工作[J].毛泽东思想研究,1996(3):137-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