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夏季的一天上午，薛永才奉命前往牛山后方侦查敌情。他骑上队里的大红马，健步如飞，很快逼近牛山。但就在离目标还有四五里路时，稳健的大红马却突然放慢了脚步，耳朵不停转动，似乎在聆听着远处的动静。紧接着，这匹平日听话的大红马猛地调转方向，不顾薛永才的指令，径直向驻地飞奔回去。
薛永才连连拉缰绳、挥马鞭，试图让大红马恢复原路前行，然而大红马不为所动，拼命加速，把他带回了驻地。这匹战马，究竟察觉到了什么？
从教书育人到组建抗日武装
1934年，国民党的内部斗争达到了白热化，每天都是勾心斗角，这使得孙伯龙深感失望和疲惫。最终，他决定退出这个充满权力游戏的环境，回到了他的家乡山东峄县。
孙伯龙回到峄县后，选择了在当地创办一所学校，这是一座老旧的文庙，历史悠久，氛围庄严。他将这座文庙转变成了一所小学，名为文庙小学。学校的每个教室都清扫得一尘不染，古朴的木桌椅焕然一新，墙上挂着中华文化的经典名言，教室里回荡着孩子们的朗读声。孙伯龙亲自站在讲台上，用他那富有磁性的声音讲授中国历史。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的侵略进一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也促使孙伯龙决定采取更积极的抗日行动。他在峄县家乡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队伍，共计百余人。起初，这支队伍主要由当地青壮年组成，随后一些自愿参军的爱国人士也加入其中。孙伯龙从军队管理、作战方式等方面着手，将这支武装力量逐步正规化，并设立严格的纪律要求。他亲自教授队员们基本的军事技能，并讲解抗战形势，以提升队伍的作战能力和士气。
组建初期，物资条件艰苦，武器装备十分简陋。许多士兵只能使用自制的刀枪和简单的火器，防护装备几乎没有。然而，孙伯龙凭借他早年在军队中的经验，对部队的训练和管理进行了严格要求。他强调，尽管装备不足，但必须确保队伍纪律严明，以少胜多，克敌制胜。
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的组建与孙伯龙的指挥
1938年6月，在朱道南的提议下，孙伯龙与邵剑秋等部队商议，决定将各自的抗日武装力量整合，组建山外抗日军四部联合委员会。孙伯龙担任联合委员会副主任，参与协调各部队的作战任务和后勤支持。
在委员会的组织下，联合部队开始在运河沿岸展开游击战术。由于敌我实力悬殊，游击战成为抗日力量有效牵制敌军的一种方式。孙伯龙和其他指挥官通过对地形的熟悉，灵活选择战场，在日军的后方频繁发动袭击，主要针对日军的运输线和补给站，消耗敌军的资源。日军虽多次派遣部队清剿，但联合部队在孙伯龙等人的指挥下，利用熟悉的地形迅速撤退，避开敌军的锋芒，从而减少了自身损失。
1938年12月，为了进一步加强抗日力量的组织化、正规化，孙伯龙带领部队加入八路军体系，组建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并担任支队长。
在运河支队成立之后，孙伯龙带领支队多次出击，袭扰日军据点，攻打敌人的交通枢纽，切断敌人的补给线。运河支队的活动极大地削弱了日军的战斗力，使得敌军在这一带的作战行动频繁受阻。同时，孙伯龙还利用这一机会，不断将地方民众组织起来，向他们宣传抗日形势，并将有志青壮年吸纳到队伍中，进一步壮大了抗日力量。
薛永才奉命侦查
1940年夏季某日上午，支队长孙伯龙亲自下达命令，派遣薛永才前往牛山后方执行侦查任务，侦查敌情动向。薛永才在接到任务后，立刻整装待发。他向支队长请示，表示希望可以骑上部队里速度最快的大红马，以便能迅速完成侦查任务后返回，尽量减少行程时间。
孙伯龙准许了他的请求，并立刻派负责马匹管理的徐继平带来大红马。徐继平很快牵着大红马来到薛永才面前。他站在马头旁，抚摸着大红马的脑门，叮嘱道：“去吧，听话，跟他去完成任务！”这是大红马第一次承担侦查任务，徐继平的动作小心谨慎。薛永才接过缰绳，调整了一下马鞍，确保马具稳妥后便熟练地翻身上马，径直策马奔向牛山方向。
薛永才骑着大红马一路向前，马蹄声迅速消失在地平线上。大红马不仅体格健壮，四肢修长有力，而且经过长期训练，跑起来速度惊人。一路上，薛永才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大红马稳健地在崎岖的小路上奔跑，蹄声清脆而稳定。
距离牛山还有四五里路时，大红马突然放慢了速度，渐渐停止了奔跑。此时，薛永才明显感到马速的减缓。他紧了紧缰绳，催促大红马继续前进，但马匹的耳朵却不停地向四周转动，似乎在捕捉什么声音。大红马的表现异常，仿佛听到了远方的动静。就在薛永才准备再次催促时，大红马竟突然调转了方向，不顾骑者的指令，直接向来时的路奔跑起来。
薛永才迅速收紧缰绳，试图控制住大红马并让它返回牛山的方向。然而，大红马似乎执意要回去，完全不受薛永才的指挥。它不断加快速度，径直向驻地的方向飞奔，薛永才感到情况紧急，于是挥起马鞭，连抽两下，试图令其听从指令前行。马鞭抽下去后，大红马非但没有改变方向，反而用力冲向驻地。
急速返程后的疑惑与交流
薛永才回到驻地后，带着一丝不满下马。此时，负责马匹管理的徐继平正在整理草料，看到薛永才比预期快了许多回来，便产生疑问。通常侦查任务来回所需的时间较长，而薛永才此次明显提前了许多。徐继平停下手中的活，走过来，带着疑惑问道：“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牛山的情况怎么样？”
薛永才刚下马，听到徐继平的问话，便带着一股气发起牢骚。他说道：“根本没到牛山，大红马就不听使唤了。跑到一半突然停了下来，无论怎么拉缰绳，它就是不肯往前走。叫它往牛山方向走，它反倒掉头往回跑，一抽它反应还更大了。结果，别说敌情了，牛山的影子都还没看到，就被大红马直接带回来了！”
听到这番话，徐继平心中不解。这时，驻地外围传来一阵脚步声，孙伯龙和梁巾侠的身影随即出现在驻地门口。两人刚完成巡查任务，听闻薛永才已从侦查任务中返回，便急匆匆赶过来查看情况。孙伯龙走上前，关切地问道：“永才，侦查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发现敌军的动向？”薛永才见孙伯龙到来，便再次将情况详细汇报了一遍，包括大红马半途返回的情形。孙伯龙听完报告后沉思片刻。
孙伯龙应对突发敌情
孙伯龙听完薛永才的汇报，分析道：“大红马的视觉和听觉都极其灵敏，它多半察觉到你前进方向不远处有敌人活动，可能正朝你这边而来，所以才会突然转向返回。如果它盲目地继续往前跑，后果恐怕不堪设想。”他冷静地总结了情况，并迅速布置下一步行动。
他当即命令薛永才立刻通知驻地部队集合，做好战斗准备，同时安排人员根据情况制定战斗与转移的应急方案。考虑到可能的敌军规模，孙伯龙决定采取多方联动，立即派出传令兵紧急通报副支队长邵剑秋以及兄弟部队，以便他们能够提前做好防御部署。
侦察员们分组前行，各自奔赴指定区域，争分夺秒地展开搜索。大约半小时后，各路侦察员陆续返回，带回的消息几乎都是“未发现敌情”，只有派往沿大红马返回路线的侦察员显得极为紧张。他飞快地跑回驻地，气喘吁吁地向孙伯龙报告：“发现敌情！鬼子和伪军数百人正沿着大红马逃跑的路线，在青纱帐中向我们逼近！”
得知敌军具体位置和动向后，孙伯龙迅速下达应对指令，组织部队进入防御状态，并安排人员监控敌人接近的进程，成功击退了敌人，让日军想要偷袭的阴谋彻底失败。
1942年新年之夜的悲剧
1942年1月1日晚，峄山支队与毛楼子村的村民共同举行了欢庆新年的晚会。这是一个在抗战阴影下的罕见庆典，村民和战士们聚集在村中的开阔地，点燃了篝火，共享着丰盛的食物和欢笑。晚会上，人们通过唱歌、跳舞和表演传统戏剧来尽情释放一年来的压抑与不易，以此迎接新年的到来。
在这片欢乐和温馨的气氛中，危机正悄然逼近。日军情报部门得知了峄山支队的位置和晚会活动，随即制定了夜袭计划。日军指挥官调集了千余名士兵，在夜色中悄悄接近毛楼子村，准备在村民和抗日武装最放松的时刻发动攻击。
1月2日拂晓前，日军已完全包围了毛楼子村。当村民和支队成员还沉浸在节日的余兴中时，日军突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峄山支队虽然在数目上远不及日军，但他们迅速组织起抵抗，展开了顽强的防御。
孙伯龙作为支队长，在这次突发的袭击中迅速采取行动，组织部队进行反击。尽管处于绝对劣势，孙伯龙仍然指挥着队员们利用村中的房屋和地形进行抗战，试图找到突破口。然而，在一次试图冲破日军包围圈的行动中，孙伯龙不幸被敌军的火力击中，英勇牺牲。这一夜，毛楼子村的抗日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许多勇敢的战士和无辜的村民在战斗中牺牲。
参考资料：[1]刘柏峰.血沃毛楼[J].戏剧丛刊,2013(4):80-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