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那年的记忆，如今想来依旧清晰。那一年，我从一个热闹的家庭，搬到了另一个同样充满爱的家。我叫崔世昌，那一年，我七岁，成为了三叔的儿子。
我的亲生父母家境贫寒，兄弟姐妹三个，我排行老二。七岁之前，我的童年和普通孩子一样，围绕着父母嬉戏玩耍。一场特殊的家庭变故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的三叔三婶结婚多年，却一直未能生育，这在当时农村的传统观念里，是难以接受的。按照老家的规矩，无后就意味着死后不能进祖坟，这成了三叔心头的一块重石。
原本说好过继大伯家的小儿子给三叔，但大娘坚决反对。大娘生二哥时难产，拼死才保住了孩子，她视二哥为命根子，自然不愿送人。过继仪式当天，大娘的话深深刺痛了三婶，她伤心欲绝地跑出去痛哭。我的母亲追出去安慰她，回来后便和父亲商量，决定把我过继给三叔。
得知这个消息，我年幼的心灵充满了恐惧和不解，在院子里大哭大闹。母亲将我抱回屋里，耐心地解释，告诉我三叔曾两次救过我们家人的命：一次是她小时候不慎落水，三叔奋不顾身地救了她；另一次是父亲年幼时在河里遇险，也是三叔及时相救。听完母亲的讲述，我被三叔的恩情所感动，最终同意了过继。
第二天，在家族祠堂里，我正式成为了三叔的儿子。离开父母的那一刻，我的内心五味杂陈。虽然三叔家离我家只有五百多米，但从此以后，我的称呼变了，我的家也变了。我管三叔叫爸，管三婶叫妈。当我喊出这两个字时，他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承诺会好好待我。
来到三叔家后，他们立刻带我去集市添置新衣，买了香甜的香瓜。三叔三婶待我视如己出，甚至比我的亲生父母还要疼爱我。三婶每天骑自行车接送我上下学，三叔则教导我“农民的孩子想要出息，唯有读书”。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即使家境拮据，也咬牙供我读书。
我牢记三叔的教诲，勤奋学习，最终考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那一年，三叔三婶为了凑齐我的学费，急得抱头痛哭。这一幕深深地触动了我，我跑回亲生父母家，将情况告诉了他们。父母二话不说，拿出给大哥娶媳妇的钱，让我带回去交学费。
大学毕业后，我放弃了留在省城工作的机会，回到县城，进入体制内工作，以便照顾三叔三婶和亲生父母。我和妻子每个周末都回老家看望他们，并多次提出想把三叔三婶接到县城同住，但他们总是以不习惯城市生活为由拒绝。
十年前，三叔被查出患有不治之症，病情发现时已经晚了。三婶告诉我，三叔的病是拖出来的，他舍不得花钱治病，却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我的教育上。三叔去世时，我为他披麻戴孝，料理后事。料理完后事，我再次提出接三婶一起生活，但她依然拒绝，并告诉我三叔临终前的遗愿是让她搬去养老院，不要拖累我们。
三婶是个固执的人，我们拗不过她，只好把她送进了养老院。第二年，老家的房子拆迁，三婶家分到了120万的拆迁款。她执意要把这笔钱全部给我们，让我们在县城换一套大房子。
那天晚上，妻子对我说：“世昌，这笔钱我们不能要。”我惊讶地看着她，她接着说：“妈不是想把拆迁款都给我们吗？那我们就对她提一个要求，如果她不来我们家住，这笔钱我们一分不收。”
妻子的这番话让我豁然开朗。三婶把所有的家产都给了我，自己却孤苦伶仃地住在养老院，作为儿子，我不能再让她这样下去了。第二天，我和妻子带着孩子去养老院，在孩子的再三哀求下，三婶终于同意和我们一起生活。
如今，三婶已年近八十，但她身体硬朗，还能给我们做饭。能有这样一位母亲，是我一生的荣幸。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平衡好亲情与物质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类似的家庭问题并不少见，我们又该如何妥善处理，让老人们安享晚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