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统治山西那些年，晋军中有句口头禅广为流传——“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

这句口头禅鲜明地体现了阎锡山的用人特点，同时也反应了他土皇帝的突出缺陷，那就是地域观念过于强烈，器量狭窄，难容外人。

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当时晋军中有三大派系，五台定襄系、惇县（今原平）系、晋南系，因为阎锡山最为重用晋北人，他的亲信徐永昌、杨爱源、王靖国、赵承绶、李服膺、周玳、傅存怀等都是五台及周边的老乡，所以五台定襄系是晋军中绝对的主流，一旦越过晋北这道界限，即便是晋南人，阎锡山一般只会利用，少有真正信任、重用的时候。

长期担任阎锡山参谋长的河北人郭宗汾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阎锡山不信任外省人，一做到军长，就要被卸去兵权。”

因为阎锡山是这样的心胸，这样的格局，这样的性格，晋军中一旦在五台核心圈子之外出现强悍的枭雄人物，那就注定了他们之间必定会出现色调阴暗乃至杀机涌动的“恩怨情仇”。

傅作义与阎锡山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历史关系。

傅作义是晋南荣河人，虽然是山西人，但算不上五台核心圈子里的老乡。阎锡山1883年生人，傅作义1895年生人，两人相差十二岁，正好一轮，在那个年月，已是标准的两辈人。

1918年，傅作义从保定军校毕业后返回家乡，参加晋军，在蔡荣寿团任见习官。此时，阎锡山割据一方，已经做了六年的山西督军，实属一方诸侯。

毫无疑问，这个时候，在阎锡山的视野里是没有傅作义的。

他想不到，也看不到晋军中能藏着这样一位日后将超越他的悍将。

傅作义在晋军中崭露头角，纯粹靠的是强悍的本事，一点水分没有，甚至连运气的成分也少之又少。

1921年3月，傅作义凭借过硬的军事素养升任第10团少校团副兼技术队队长，第二年升任少校团副兼团技术队队长，负责全团技术训练，第三年直接升任营长。

1924年8月，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阎锡山站队直系，率晋军攻占石家庄。此战，傅作义负责全军警戒，滴水不漏，表现极为出色，从而得到晋军前敌总指挥张培梅的嘉奖，力保其升任第4旅第8团团长。

1927年，为配合国民军北伐，西北军宋哲元部进攻山西，傅作义率第8团独守天镇。天镇地处平绥铁路要冲，想要守住这一战略要地并不容易，但傅作义凭借超一流的守战之功，坚守城池三个月，导致西北军全线溃败，晋军大获全胜。

阎锡山并不昏庸，围绕天镇的硝烟还未散去，他便形成鲜明的判断，傅作义乃乱世不可多得的将才，于是立即擢升其为第4旅旅长，不久又升为第4师中将师长，为己所用。

1927年（民国十六年）6月，眼见国民党革命军势如破竹，阎锡山见风使舵，自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倒戈反奉。

9月，晋奉大战爆发。

此战，傅作义先是扮演了尖刀奇兵的角色，在阎锡山的命令下，趁奉军换防之机，率领第4师附炮兵团发动奔袭，一举攻占涿州，造成对奉军的致命威胁。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战局突然发生了逆转。

阎锡山错误估计了北伐的推进速度，因为奉军战力强悍，国民革命军北上受阻，晋军各部迭告失利，纷纷撤离京汉、京绥铁路沿线，如此一来，傅作义的第4师就成了孤军，涿州就成了被奉军团团围困的孤城。

此时的傅作义，只有不足万人的守城部队。

奉军攻城部队则有两个师外加两个旅，乌云压顶，黑压压一片。

在密切关注战况的各方看来，此战毫无悬念，傅作义凶多吉少。

然而，就在这活命都难的至暗时刻，傅作义却创造了令所有人都惊愕的奇迹。在没有任何后援的情况下，他率部竟然坚守涿州近100天，若不是阎锡山随后授意与奉军停战议和，奉军不知还要付出多少时间、何等代价，才能攻破涿州。

与奉军停战议和之后，傅作义虽然暂时投降奉军，但涿州守城之战却成为傅作义的成名之战，轰动军界。

这不是自吹自擂，或者哪一方的吹捧，而是公认的近代军事史上城市攻防战的经典战例，含金量极高。

奉系张作霖因为激赏傅作义大才，甚至表示只要傅作义归顺，奉军愿意给他一个方面军的指挥权。客观的讲，跟着张作霖干，傅作义施展的空间更大，但傅作义是讲道义的，所以他拒绝了张作霖。

对待大才，乱世枭雄有一心诀，不能用，就要杀。

见傅作义不能为己所用，张作霖一度对其起了杀心，所幸张学良与傅作义惺惺相惜，暗中保护，最终成全傅作义潜逃天津，回归了晋军。

1928年6月，国民党蒋、冯、阎、桂四大派系联合“北伐”宣告胜利，论功行赏，南京国民政府特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

8月，阎锡山划分手中地盘，任命傅作义为国民革命军第5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与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河北省主席商震、绥远都统徐永昌、察哈尔都统杨爱源并列为阎锡山手下五位封疆大吏。

那一时期，老蒋见阎锡山手下有这样一位不可多得、能攻善守的悍将，艳羡不已，曾暗中派人携一笔巨款，前去游说傅作义。

傅作义不为所动，婉言谢绝了老蒋的拉拢。

为示坦荡、忠诚，随后傅作义更把老蒋拉拢他的巨款上交阎锡山。

阎锡山很高兴，曾当着心腹赵戴文感慨：“傅作义是咱们得关云长，义重如山啊！”

可是，随着傅作义位列“阎锡山十三太保”之一，锋芒越来越盛，阎锡山的狭隘与猜忌之心，便很快发作起来。

正所谓，蜜月之后有冰霜。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傅作义作为第四路军总指挥，指挥李生达等6个军沿津浦线北段一路北进，所向披靡。

见傅作义有功高震主之势，阎锡山不放心，开始玩弄龌龊权术。

就在傅作义所部形势一片大好之时，阎锡山突然宣布成立第二路军，由张荫梧率领，指挥王靖国、李服膺两个军，进驻济南，旋即又成立二、四路军联合指挥部，张荫梧任总指挥，傅作义任副总指挥。

张荫梧是傅作义的死对头，这家伙在任北平警备司令时就曾嫉恨辱骂傅作义是奉张降将，没有气节，不配与他同列。此次进军，张荫梧见傅作义进军神速，又用密信诬告傅作义与张学良、张群等人密谈，有临阵倒戈、叛变投敌之嫌。

此时，阎锡山正有掣肘监视傅作义之意，所以张荫梧的诬告密信一到，他便一刀插向了傅作义腋下。

古往今来，国人玩权术，搞内斗，枪打出头鸟，防范功高震主，往往是不惜自残的。

简而言之，为了搞死自己人，是可以便宜外人甚至是敌人的。

由于张荫梧处处掣肘，不给补给弹药，上下离心离德，军心涣散，傅作义有心难为，部队很快被老蒋各个击破。

傅作义痛心疾首，却又无力抗争。

就在这时，军中又有传言说这次战败的责任要全归傅作义。想到自己很有可能成为半途遭废弃的牺牲品，傅作义激愤之下，竟试图拔枪自杀，幸被夫人及时发现，把枪打掉，这才作罢，渡过此难。

否极泰来。

自涿州之战后，张学良与傅作义因惺惺相惜而交往甚密。此前，张作霖求而不得，激起杀心时，张学良暗中保全了傅作义；后来奉军退出关外，张学良负责断后，遭到北伐军包围，傅作义及时派兵护送张学良出关，投桃报李。

现在，张学良负责改编中原战败的晋军，念及与傅作义的情义，将晋军缩编为四个军之后，张学良不仅任命傅作义为35军军长，而且举荐他任绥远省主席。

老蒋以为这是拉拢傅作义的好机会，欣然同意。

此时的阎锡山因中原战败已下野蛰伏在大连，眼见傅作义渐渐脱离晋军，已呈半独立之势，他是既郁恨，又无可奈何。

傅作义一辈子有个特点，不说硬话，不做软事。

在随后的局面里，在名义上他依旧尊重阎锡山，这不仅是胸襟，也是智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老蒋迫于现实需要，与昔日反对势力握手言和，阎锡山因此重新出山，主政山西。

在重新掌控山西军政大权后，阎锡山看待傅作义就不简单了。面上，他视傅作义为部下，内在，他视傅作义为潜在威胁，有朝一日是有可能取代自己的。

为了压制傅作义，阎锡山曾多次伺机袭扰傅作义，而后又在1932年，集中大量编余官兵，组成屯垦部队，到绥远的河套地区，开垦肥沃土地，种植大量鸦片，获取厚利，补充军饷。

傅作义十分痛恨鸦片，但对待老长官阎锡山，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隐忍，甚至将河套地区新修的水渠命名为百川渠，为的就是以德报怨。

1933年到1936年，傅作义在抗战战场上打出了红格尔图大捷、百灵庙大捷、大庙大捷等一系列好仗，而阎锡山在1937年被老蒋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后，在对待傅作义一节上，并没有以大局大义为重，相反非常的心狠手辣，面目可憎。

1937年11月间，侵华日军攻占娘子关，直逼太原。

就战场态势而言，此战守卫太原，杨爱源第6集团军熟悉太原地形，最为合适，但阎锡山为了保存嫡系部队的实力，诿过于人，借刀杀人，执意让只有一个残破的第35军可用的傅作义来守。

更不利的是，由于阎锡山指挥不利，坐失良机，在大敌压境之时束手无策，致使城外的有利地形——东西两个制高点相继落入日军手中。

大战一触即发之时，第二战区总司令卫立煌召集所属各部高级将领在太原举行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傅作义明知守城危险，但没有丝毫逃避，毅然决然挺身而出。

孤军抗敌，将生死置之度外，坚守四个昼夜后，傅作义所部死伤惨重。

这时，阎锡山居心叵测，以战区副司令长官口吻问傅作义，守城的最后决心是什么？

傅作义回答：“愿与城池共存亡！”

卫立煌视察前沿阵地，对以死相抗，临阵督战，面临全军覆没的傅作义衷言相告：“宜生（傅作义字），勿温守涿州旧梦。今日敌情，非昔日可比，战争持续将与我不利。你应保全有生力量，撤至安全地带整训补充。”

傅作义说：“曾有誓于阎长官，人在城在。”

卫立煌厉声警告：“不要忘了扬州十日！”

听到这话，傅作义这才向卫立煌要了一道“相机撤至安全地带，整军再战”的手谕。

阎锡山原先指定傅作义太原城至少要守六天，傅作义在太原顽强拼守七天后，为保全力量，被迫撤出，然后赶到临汾谒见阎锡山。

阎锡山指责傅作义，当年能守涿州三个月，现在太原只守了七天，这是丢山西的人，应该军法从事。

据傅作义的秘书长赵伯纯说，阎锡山在国难当头之时，希图抗敌守城的傅作义将军战死于阵前，即使不是阵亡，退却下来也要以军法治傅作义于死地。谁知半路杀出了卫立煌，让傅作义将军跳出了阎锡山的圈套。

这一次欲将傅作义置于死地未成，很快，阎锡山又搞了一次谋杀。

这是一次鲜为人知的“鸿门宴”。

据傅作义的办公室主任智南屏讲述——

太原失守后不久，阎锡山宴请一些高级将领，傅作义、王靖国、梁化之、孙楚、赵承绥等都参加了。

阎锡山说道：“一为战势紧迫，诸位难以同堂聚首，今朝借机会于一席，以便互通情报；二为各战线诸将领洗尘。诸位与日本强盗拼命厮杀，救国救民功高无量。宜生转战晋察两省，抢重担冒风险在所不辞，守太原之战殊堪嘉许。请诸位落座，宜生功高，宜坐主座。生达未到，次位让他。其余均可随便。”随即命侍者用双层酒壶将酒杯斟满。

傅作义的酒杯中是毒酒。

正待举杯，傅作义隔着竹帘看见杨效欧进了院井。

傅作义与杨效欧情谊深厚，见杨效欧进来，立即起身，将主座让了出去。

阎锡山见此无法阻止，遂任凭事态发展。

酒过三巡，杨效欧感觉腹痛难忍，只好谢座说外出活动一下，但一去不回。

傅作义到外院一看，杨效欧已躺在地上，口吐污物，屎尿不禁，经抢救无效而亡。

傅作义呆呆地站在杨效欧挣扎过的地方，始悟出阎锡山的阴谋。

此后，傅作义率部开往绥远，敬鬼神而远之，时刻提防阎锡山的暗害。

1938年底，老蒋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绥远省主席，并在绥远设立副司令长官部，这次任命就傅作义的命运而言，是一次决定性的转折点，它意味着傅作义正义脱离了阎锡山的羁绊，并逐渐呈现出势压阎锡山之势。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8月，贺龙、聂荣臻率解放大军围攻大同，此时的阎锡山势弱无力，已无暇救援，而近在咫尺的傅作义则隔岸观火，不动声色。

老蒋见状，顺水推舟，亲自出面将大同从阎锡山手中划归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傅作义得了地盘，旋即出动三十五军火速驰援，拿下了大同。

不久，老蒋派嫡系部队进攻张家口，受到顽强阻击，无法前进，这时傅作义故技重施，迫使老蒋又将第十一战区的张家口划归第十二战区。傅作义此时战力依旧强悍，旋即出兵，又攻下了我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

老蒋大喜过望，同时欲压下重任，于是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司令，总揽冀、晋、热、察、绥、平、津华北五省二市军政大权，如此一来，阎锡山在名义上就成了傅作义的部下。

据说，傅作义在受命之时，曾申明不便接受山西，因为阎锡山是自己的老长官。

老蒋则力挺傅作义，表态说了一句：“五省不能变，你们之间的事，可以变通。”

通过这一轶事可以看出，尽管实质上与阎锡山已经决裂，但傅作义并没有公然与阎锡山翻脸，相反他时时刻刻还是顾忌老长官颜面的。

傅作义这种为人处世的作派，也是他能坐上“华北王”宝座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是一个讲实力，能认清大势，同时不轻易树敌，善于自留后路的聪明人。

1948年11月，正当阎锡山在太原垂死挣扎之时，我解放大军战略进军平绥，在保定切断傅作义的退路，接着迅速包围平津，对傅作义形成围而不打的压迫之势。

傅作义在撤守西北无望，南逃不成的情况下，最终接受和平方案。

在决意走和平之路后，傅作义曾给阎锡山去了一封信：“依弟之见，走此路，于国于民于己利多弊少。此事已成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弟与兄相交多年，故事先通告。山西何去何从，已成当前亟应裁定之大事。望兄明晓大义，为国家计，速来北平面商。”

阎锡山对傅作义不战而降，陷太原于不利，充满了愤恨，他回信傅作义，表面客气，实则决绝。

“此种做法，宜生可行，阎某决不从命。”

1949年1月7日，北平和平解放。

阎锡山得知消息，愤愤然地说了这么一段话：“介三（陈长捷）在天津城破后被俘，是历史上常有的事，不足为怪；宜生这么干是过去历史上没有的事情，说是为了保存文化古物，这话是不能成立的。什么是文化古物？你不打就投降了，这么做已没有了文化精神，难道说剩下的一些字画、瓷器、古董和建筑等，才算是文物吗？”

这是阎锡山对傅作义最后的态度。

而傅作义从此再没有提及阎锡山。

大历史淹没了他们的恩怨，也分出了谁才是真英雄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