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1937年唐生智坐镇指挥的南京保卫战，朴素的历史印象是这样的——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先是拍着胸脯说誓与南京城共存亡，为此他是又沉船又封堵城门，摆出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然而当日寇破城之后，他却如丧家之犬，丢弃城中部属百姓，乘一孤舟，向江北狼狈逃去。

这里的唐生智很可恨，尤其是拍完胸脯，喊完口号，就成丧家之犬这一点，特别让人鄙夷。

可是历史如此的非黑即白，难免让人生疑，1937年的唐生智是否是一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呢？

有经验的历史审视者都相信一点，如果事件的开端是经过涂抹的，那么整个事件的逻辑必是错的。具体到1937年南京保卫战这一历史节点，唐生智守城之初的历史真相，就是事件的开端。

他真的是像打了鸡血一样，拍着胸脯站出来的吗？

这种说法，是桂系李宗仁首先宣扬开来的。

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说——

上海会战失败后，委员长乃约在京高级将领和德国顾问商讨南京应否固守的问题。应召到会的，计有白崇禧、唐生智、何应钦、徐永昌和我等多人。

委员长首先便问我：“敌人很快就要进攻南京了，德邻兄，对南京守城有什么意见？”

我回答说，我不主张守南京。

我的理由是：在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新受挫折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守。历史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何况我军新败之余，士气颇受打击，又无生力军增援；而敌人则夺标在望，士气正盛，南京必被攻破。与其如此，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而我们可将大军撤往长江两岸，一面可阻止敌人向津浦线北进，同时可拒止敌人的西上，让他徒得南京，对战争大局无关宏旨。

委员长再问白崇禧，白说，他极同意我的主张——放弃南京。

蒋先生说，在他看来，南京为国府和国父陵寝所在地，断不能不战而退，他个人是主张死守的。接着，他便问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军令部长徐永昌。二人皆异口同声说，他们没有意见，一切以委员长的意旨为意旨。

询及德国首席顾问，他也竭力主张放弃南京，不作无谓的牺牲。

最后，委员长问到唐生智，唐忽然起立，大声疾呼道：“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特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

唐氏说时，声色俱厉，大义凛然，大有张濉阳嚼齿流血之概。

委员长闻言大喜，说孟潇兄既然有这样的义愤，我看我们应死守南京，就请孟潇兄筹划防务，担任城防总司令。

唐生智慨然允诺，誓以血肉之躯，与南京城共存亡。

死守南京便这样决定了。

当唐生智在会上发此豪语时，我就揣测他是静极思动，想乘此机会掌握一部分兵权，所谓与城共存亡的话，不过是空头支票罢了。

会后，我便向唐生智跷起大拇指道：“孟潇，你了不起啊！”

唐说：“德公，战事演变至此，我们还不肯干一下，也太对不起国家了！”

在李宗仁的讲述中，唐生智的慷慨陈词，主动请缨，看似热血，实则是一场心存异志的虚假表演，内心深处，他想的根本不是报效国家，而是静极思动，乘机掌握一部分兵权，以图东山再起。

如果李宗仁的讲述是真的，那么唐生智后来的懦弱、狼狈、惧死、可耻，也就顺理成章了。那时那刻，他根本不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更没有牺牲精神，他算计的还是旧军阀的那些私利，不可能有大义之举。

然而，历史的真相从来不是一家之言。

随着大量一手史料的铺开，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李宗仁关于南京保卫战的讲述，是他个人立场下的杜撰，当时，他根本不在南京（身在徐州），更没有出席过老蒋主持召开的相关会议。

直白地讲，在南京保卫战这一历史事件上，李宗仁不负责任地“黑”了唐生智一把。

据当时担任大本营作战部作战组组长的刘斐将军在晚年写的回忆文章中说，1937年11月中旬，蒋介石连续在他的官邸召集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专门商讨南京防守问题。

曾经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宋希濂将军，当时担任大本营作战部部长的徐永昌将军，以及桂系的白崇禧将军，均有类似的说法。

关于第一次幕僚会议，根据刘斐、宋希濂、徐永昌、白崇禧几位的记载，大致是这样的：老蒋召集的第一次会议，只有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作战部部长徐永昌和作战部作战组组长刘斐等少数几人参加。

会上，刘斐首先阐述了南京不宜死守的理由，但他也认为：南京是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不应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池的得失，只用象征性的防守，作适当抵抗之后就主动撤退，在兵力上只用12个团，顶多18个团就够了，部队太多将不便于机动。

白崇禧首先表示支持刘斐的意见，说应该这样做。

何应钦和徐永昌也说有道理，但他们两人素来老成矜持，往往只说三两成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话，以便留出余地来揣摩老蒋的心理。

在这次会议上，老蒋也说刘斐的看法是对的，但与此同时他又说，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但究竟该如何守，守到何种程度，见会场气氛冷淡，老蒋没有说下去。

因为第一次会议，没有形成结论，解决问题，隔了一两天，老蒋又召集了第二次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作战部副部长王俊、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以及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等几人被扩大了进来。

在这次会议上，老蒋既没有作肯定的决策，也没有改变以前的部署，但基调是形成了的，南京应该努力抵抗，以掩护迁都的问题，但具体的守城人选，有待于最后敲定。

结合这两次会议的相关史料，有两点是很明确的：第一、李宗仁不在京，没有参会；第二、唐生智只是第二次被扩大进来，参加了会议，但会上他没有打鸡血，更没有慷慨激昂的讲那一大套东西。

了解老蒋或者说洞悉高层政治的都知道，凡是决策敏感的、棘手的、隐含高度风险的难题，老蒋之流的做法通常是先在桌面底下达成一致，然后再搬到桌面上打配合，唱高调。

确定南京保卫战的人选，就是这样典型的难题。

从这个角度讲，唐生智本人的回忆，可信度非常的高。

据唐生智回忆——

直到上海的部队将要全部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在中山陵园的住宅内，召开了一次会议（应该是第二次会议），我也在座。他提出了守南京的问题，并问大家：“守不守？”他自己又说：“南京一定要守。”

我说：“我同意守南京，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以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

蒋说：“哪一个守呢？”

当时，没有一个人做声。

蒋说：“如果没有人守，我自己守。”

我说：“用不着你自己守，派一个军长或总司令，带几个师或几个军就行了。从前方下来的人中间派一个人守，或者要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守都可以。”

蒋说：“他们不行，资历太浅。”又说：“再商量吧！”

第二天，蒋又找我去。

他说：“我们出去看一看。”

到了复廓一带，主要是看桂永清所指挥的教导总队的阵地。

他说：“这个地势，应该有办法。”

我说：“现在从上海撤下的部队伤亡很大，新兵多，没有几个老兵，任务是艰巨的。”

我回家以后，就要参谋处赶快拟一个城防计划准备次日亲自送给蒋看，并推荐谷正伦、桂永清为城防正副司令，或再加上罗卓英为总司令。因为罗是陈诚的副手，我考虑到将来陈的队伍退到皖南时，他们还可以相互呼应。

下午，蒋又找我去，对我说：“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

我说：“你怎能够留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

他立即问：“你看把握怎么样？”

我说：“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

蒋介石在离开南京的前夕，和宋美龄到我家里来。

蒋对我说：“孟潇兄，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有劳你守南京，我很难过。”

我说：“这是军人应该干的事嘛！我还是要重复前天对你说的话，我可以做到‘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撤退。”

蒋送走了以后，好几个高级幕僚都围着我来谈话。我记得一个陆军大学的老同学欧阳起莘对我开玩笑说：“你真是个湖南骡子。”

我说：“骡子也是人所需要的。”

于是一笑而散。

在唐生智的回忆中，少有激昂，流露出来的多是一种悲壮。在守备南京这个问题上，他原本的看法很理性，算的是军事账，南京只做有限度的抵抗就行了，没必要做无谓的牺牲，但蒋介石算的政治账比他大，比他深，此时需要一枚有分量的政治棋子来压台面，于是乎他就成了合适的选择，最终被蒋介石使用政治手段，架上了台。

为此，有人曾抨击蒋介石阴险，不仁义，总是趁机对付异己。

但也有人认为，如此抨击蒋介石也是戴有色眼镜，在1937年的南京城下，残酷的不是蒋介石，而是政治以及历史本身。

在守备南京这个问题上，蒋介石在军事账外算政治账，这是无可厚非的，如果他执行南京不设防的方略，而后的灾难与黑锅可能是他无法承受的，很难说桂系白崇禧之流主张南京不设防，这其中就没有趁机给老蒋下药的成分。

老蒋对唐生智说，要么你留下，要么我留下。

这固然是在将唐生智的军，但从很大程度上讲，老蒋道出的也是残酷的政治现实。

在老蒋的观念中，守备南京，分量一定要够，唯有如此，才能在政治和历史层面上交代过去。

什么叫分量要够呢？

北伐军兴以来，国民党先有八大军长，二次北伐时有四大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曾是第一军军长，谭延闿是第二军军长，朱培德是第三军军长，李济深是第四军军长，李福林是第五军军长，程潜是第六军军长，李宗仁是第七军军长，唐生智是第八军军长；二期北伐时的集团军总司令，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是蒋介石，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是冯玉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是阎锡山，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是李宗仁。

在这小十位大佬中，谭延闿、朱培德已先后在1930年、1937年去世，另外，程潜的实力较弱，算不上北伐主力，李济深、李福林是留守的角色，没有参加过当年的北伐，总而言之，这几位都有瑕疵，在1937年这个历史关口，他们的分量已经不够。

这样算下来，有资格，有分量的就只剩下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何应钦、唐生智这几位了。

在当时，谁都知道，守备南京，是一项极残酷极凶险的任务。

不管怎么守，最终的结局只有三种——要么被俘，要么战死，剩下一个就是侥幸逃脱，事后承担责任背锅下课。

在这种局面下，显而易见，老蒋是不可能干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何应钦，要么是一方诸侯，要么是身居要职，也是不适合、不愿意干的，算来算去，只有正赋闲的唐生智是最合适的。

要分量有分量。

牺牲了不要紧。

事后背锅也符合政治现实。

对这种残酷的现实，唐生智也曾给出过稍加粉饰的解释——

我自从“九一八”回到南京以后，始终是主张抗日的。同时，担任的工作也是筹划抗日的工作。上海战事开始时，我又兼任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我能违抗命令，不守南京吗？加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这样来将我的军，我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事后，有人说我办蠢事。我说：世界上有些事也是要蠢人办的。在当时情况下，我虽身患重病，还不得不担任南京的任务。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如果你相信唐生智的人品，你就会相信他所说的是肺腑之言，在1937年的南京城下，除了决意赴死之心没有，诚如他所言，“临危不乱，临难不苟”这八个字，他还是对得起的。也就是说，说他事前打鸡血是一种抹黑，说他城破后，不下撤退命令，独自逃跑，也是一种抹黑。

有人抹黑，是为了维护当权者的正面形象。

有人抹黑，是为了掩盖那一众逃跑将领在南京城下的丑行。

然而，针对唐生智的非议，到此并没有结束。有人相信，人性是幽暗的深渊，有些历史人物，注定比呈现在历史帷幕上的形象，更加的复杂，更加的扭曲，甚至更加的荒诞。

在大本营作战部部长徐永昌眼中，唐生智真实的面目就是异常荒诞的。

1937年11月24日，徐永昌就曾在日记中写道：“晚8时会报，唐孟潇（唐生智）决敌不到南京。此种判断似又出乎军事政治以外。”

徐永昌的意思是说，唐生智之所以敢站出来，那是因为他断定日寇压根就不会打到南京来。

这么疯狂、荒诞的结论，唐生智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四年后，徐永昌在日记中揭开了真相——

日前，养空述据刘君实谈，唐孟潇守南京原可13日离南京，乃以星相者言唐13不吉，遂提前于12日出走云云。

按唐素迷信，平昔恒养一术士在家，一切凭之。忆在南京，当情况较紧之时，唐屡谓倭寇决不到南京。知之者，谓系该术士所预示，唐信之。唐坚请任南京卫戍司令亦即以此。

当时绍戡曾论唐未必因倭寇不到南京，特因可以收获耳！余嫌其言苛。今闻其出走又凭术士，术士奇，唐更奇。

晚近伟人，恐皆是此等奇人。

徐永昌所讲的依附在唐生智身边的这位江湖术士，确有其人。

此人名叫顾伯叙，长期为唐生智出谋划策，指点迷津，唐一生的大起大落与这位术士军师有极大的关系。

唐生智之所以在别人都认为南京不可守的时候主动跳出来，就是这位军师怂恿的。

据说，顾伯叙曾告诉唐生智，他的前世是“金陵王”，而且占卜的结果，日寇占领上海后不会再进，南京是安全的，他东山早起，成为“金陵王”的时候到了。

唐生智迷信，这是真的。

但唐生智竟能迷信到这种程度，却有些让人不敢相信。

如果是真的，那他就是晚近以来又一个既可耻又可笑的妄人了。

关于这是是非非，一向跟唐生智不和的白崇禧后来倒是为唐生智说了几句话——

南京失守后，曾有人纷纷责难唐氏。平心而论，以残缺疲败之师是不能与优势战胜之敌相抗的。唐之错误在于事前未能知己知彼，谨慎考虑，详细计划，贸然承担守城重任。虽勇气可嘉，终不免受全国舆论之指责，则殊为不值矣。

白崇禧的意思，唐生智守南京城有失误的地方，但勇气可嘉，换作其他人，在那种局面下，未必就能做的更好。

总而言之，白崇禧为唐生智感到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