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赶出家门的富家子
1938年，魏宗万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殷实家庭。父亲是个典型的传统中国家长，务实而讲求名声；母亲温柔敦厚，却一贯顺从父亲的决定。魏宗万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与哥哥姐姐相比，他从小就显得调皮好动、心思活络，但在父亲眼中，这些都成了“不成器”的象征。在兄长们努力学习，争取进步的同时，小小的魏宗万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魏宗万人生中第一次找到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是在一次机缘巧合下走进梨园戏院。当时年仅六岁的他，跟着父亲去听京戏。漆黑的戏院里，台上的锣鼓响起，戏子一个甩袖、一声唱腔便牢牢吸引了他。他的目光从未离开过台上的人影，那一刻，他仿佛看见了另一个世界：一个装满英雄、奇人、爱情和仇恨的舞台。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脑中只有一个念头——“如果我也能站在台上该多好！”
然而，他的这个想法却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戏曲虽为大众娱乐，但戏子的地位却极为低下。尤其是在魏宗万这样的富裕家庭眼中，“戏子”与体面无缘，是一种“下九流”的职业。魏宗万父亲对戏曲的喜爱仅限于欣赏，从未想过自己的孩子会投身其中。当魏宗万天真地向父亲表达自己想学戏的愿望时，父亲脸色骤变。他严厉地呵斥：“学戏？戏子是干什么的？那是穷人家活不下去才干的！我们魏家绝不能出这种人！”
在魏宗万坚持之后，父亲的反应更为激烈。他指着年幼的儿子训斥道：“要是你真敢做戏子，就别指望家里再认你！”兄长们听说此事，也对他嗤之以鼻，认为这个小弟的想法简直荒唐可笑。
面对家人的排斥，魏宗万默默选择了妥协。他的梦想就此被埋藏，但却并未熄灭。他的父亲安排他进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学习，希望通过教育将这个“不安分”的儿子引入正途。可惜，魏宗万对学业并不感兴趣，他依旧被戏曲吸引，每当学校有文艺活动，他总是最积极的那一个。
时间很快来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时的魏家逐渐衰落。随着时代的变迁，魏宗万的家庭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再也无法维持往日的优越生活。为了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17岁的魏宗万被迫进入上海汽轮机厂工作，成为一名钳工。
在那个年代，工厂工人是一份相对体面的职业。许多同龄人羡慕魏宗万能进汽轮机厂工作，有了“铁饭碗”，还可能为家庭积累嫁妆或买房的资本。然而，魏宗万并不觉得满足。他不喜欢机械重复的工作，更不懂“察言观色”，因此在厂里并不受待见。师傅们对他的努力视而不见，时常在背后嘲笑他“太笨”：
“侬哪能嘎笨啦！”
更让他觉得难以忍受的是，尽管这份工作收入尚可，但它和魏宗万心中的梦想背道而驰。每天穿梭在嘈杂的机器和钢铁间，他的心却仿佛被紧锁在冰冷的铁匣里。在这种困顿中，他的内心深处一直隐约有个声音在召唤他：追逐舞台的光芒！
魏宗万并未完全放弃梦想。即便在厂里，他也努力寻找一切与表演相关的机会。他加入了工厂的话剧团，开始在小范围内尝试表演。起初，他得到的只是一些不起眼的小角色，而他的外貌也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长得这么丑，还想当演员？你也不照照镜子！”
虽然听到这些话心里难受，但魏宗万并未退缩。他坚信：舞台的价值不在于长相，而在于表演的真诚。一次次的排练和演出中，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感受到舞台带来的满足感。
几年后，他在偶然间得知，上海戏剧学院开始招生。这让他眼前一亮，他知道，这或许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但梦想的实现谈何容易。魏宗万中学时成绩平平，毕业后又四年未碰书本，早已将知识忘得一干二净。他决定从零开始复习，白天在工厂干活，晚上回家挑灯夜战。尽管生活艰难，他始终咬牙坚持。第一次报考，他没能通过。第二次，他依然失利。但这并未击退他的决心。
经过三次努力，1958年，20岁的魏宗万终于拿到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结果，但对于他的家庭来说，这却是一次彻底的决裂。
当魏宗万兴奋地将录取通知书带回家时，他的父亲并未流露出一丝喜悦。父亲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说：“你真的打算干这种丢人现眼的活？”魏宗万没有犹豫，坚定地点了点头。父亲的脸色变得铁青。他怒吼道：“既然你要做戏子，那就别回来！魏家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不久后，魏宗万的哥哥以“婚房不够”为由，将他的行李扔出了家门。对家人的失望与痛心深深刺痛了魏宗万，但他没有退缩。他默默收拾起自己的行李，离开了这个不再接纳他的家。
离开家庭的庇护后，他靠自己在工厂攒下的积蓄租了一间五平米的小阁楼，开始了孤独而艰苦的求学之路。小小的阁楼仅够容下一张床，身高1米78的魏宗万每晚都要弓着腰才能躺下。尽管生活窘迫，但魏宗万从未放弃。他告诉自己：“只要能演戏，我就值得再坚持下去。”
对于魏宗万来说，进入上戏并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真正起点。他明白，要在这个领域立足，仅仅有热爱是不够的。他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才能追上那些从小受过专业训练的同学们。因此，他格外珍惜在上戏的每一天，刻苦学习表演技巧，不断打磨自己的舞台表现力。他的老师后来回忆说：“即使是在班级排练的最不起眼的位置，魏宗万的眼睛依然在发光。”
那双发光的眼睛，承载着他的坚定与信仰。没有家人的支持，也没有捷径可走，他靠着对梦想的执着，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正如他多年后所说：“只要站在舞台上，我就是最幸福的人。
十年龙套，演技与磨砺的积淀
1963年，魏宗万从上海戏剧学院顺利毕业。这是他踏入演艺世界的重要一步。然而，刚走出校门的他，很快发现，外面的世界比想象中更为残酷。他的表演天赋在校园里备受赞誉，但在剧院这个充满俊男靓女的地方，他却毫无优势。他并非生得英俊挺拔，也缺少符合主流审美的外貌条件，而这一点几乎决定了他无法轻易获得主角的机会。
怀揣着对舞台的憧憬，魏宗万进入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在这里，他原本期待着能演绎自己热爱的角色，但现实却让他感到深深的挫败。他的外貌与气质，使他很难在一众英俊的演员中脱颖而出。于是，他被分配的角色大多是站在舞台角落的背景板，甚至连露脸的机会都没有。
魏宗万的龙套生涯，几乎贯穿了他从剧院初入职到十年之后的整个职业初期。他出演过的角色，往往是最不起眼的杂兵、随从，甚至连台词都没有。他曾回忆起自己的那段岁月：“别说主角，连露脸的角色都不容易。”
在《雷雨》的舞台上，他扮演了一个搬凳子的仆人；在《日出》的剧目中，他仅仅是个站在角落的店员。这些角色在演出结束后，不会被观众记住，也不会得到同行的称赞。更让人难受的是，他的家庭并未对他的职业选择表现出一丝认可。
毕业那年，魏宗万回到家中，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满怀期待地向家人分享自己的新工作。然而，父亲的态度冷淡而疏离，兄长们更是以轻视的口吻调侃他：“这算什么工作？站台上的小角，挣的钱够吃饭吗？”家人始终无法理解他的选择，这种冷漠让魏宗万更加心寒。
工作带来的收入微薄，与此同时，他还面临着剧院内激烈的竞争。为了能够离工作地点近一些，魏宗万租了一间仅有五平米的小阁楼作为自己的住所。这个小屋的面积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而身高1米78的魏宗万，每晚睡觉都要蜷缩着身体，稍不留神就会撞到屋顶。冬天寒风刺骨，他只能靠破旧的棉被勉强取暖；夏天闷热潮湿，汗水浸透了被褥，蚊虫嗡嗡作响，却也无计可施。
除了生活环境艰难，魏宗万还需要面对心理上的压力。作为一个舞台上的“透明人”，他得不到观众的掌声，更没有机会被导演重视。他的同事们，有些人凭借外貌和家庭背景迅速上位，有些人因为社交手腕灵活而受到导演青睐。但魏宗万的倔强和不善交际，让他始终与这些机会无缘。
尽管如此，魏宗万从未放弃。他坚信，只有演技才能真正改变他的命运。于是，他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角色研究和表演技巧的磨炼中。他知道，龙套虽然卑微，但每一个角色都是锤炼自己的机会。
舞台上默默无闻，台下却是魏宗万最努力的时候。每一次排练，他都认真观察导演的指点和同事们的表现，仔细琢磨每一个细节。他会在休息时反复推敲自己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力求将角色演绎得更加鲜活生动。对于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的小角色，他依然全力以赴，用心揣摩角色的情感和内心世界。
有一次，他在剧院排练《家》的话剧时，仅仅需要扮演一个端茶送水的仆人。为了更贴近角色，他查阅了大量民国时期的资料，学习当时仆人的举止和台步。导演看他如此用心，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在心里对这个不显眼的小角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十年里，魏宗万的生活并不快乐，但他的表演却愈加精湛。尽管他总是出演配角，但他却用对细节的坚持，悄然为自己的未来积累了巨大的实力。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83年，44岁的魏宗万终于等到了一个属于他的机会。这一年，导演张军钊筹拍电影《一个和八个》，魏宗万被选中扮演老万头。这个角色原本并不复杂，但魏宗万凭借自己的独特表演赋予了角色新的生命。他没有刻意用力去演，而是通过细微的表情和动作，将角色的内心世界传递给观众。
电影上映后，魏宗万的表演震撼了整个剧组，甚至被张军钊导演盛赞为“灵魂附体”。通过这部电影，魏宗万一举获得了业内的广泛关注，也让更多的导演开始发现这位“龙套专业户”的不凡实力。
同年，他还参与了多部作品的拍摄，比如《海滩》和《湘西剿匪记》。特别是在《湘西剿匪记》中，他将一个凶狠狡诈的土匪形象演绎得入木三分，观众看得毛骨悚然，对他的表演大加赞赏。从这时起，魏宗万的演艺生涯终于有了起色。
魏宗万常说：“我不是大器晚成，而是大器老成。”这句话正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龙套十年的经历，是他作为演员的蜕变期。虽然这一段历程充满艰辛，但却赋予了他无与伦比的耐性和磨砺出的精湛演技。他不仅通过这些年积累了扎实的基本功，还培养了对角色的深刻理解与对表演的执着追求。
或许正是这段“龙套岁月”的沉淀，造就了后来的魏宗万。他从未因为生活的困苦而放弃对表演的热爱，也从未因为角色的渺小而敷衍自己的工作。正是这份敬业与坚持，让他在岁月的积累中焕发光芒，为之后塑造无数经典角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龙套的十年虽无光芒，却充满了魏宗万对梦想的热忱与执着。正如雨果所说：“艺术的大道上荆棘丛生，这也是好事，常人望而却步，只有意志坚强的人例外。”魏宗万用他的行动证明了，凡事不放弃，就一定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
拒演司马懿，王扶林“三顾茅庐”
1994年，中国电视剧史上最宏大的项目之一《三国演义》正式开拍。这部投资巨大、耗时数年的历史巨制，由导演王扶林担任总导演，张纪中任制片人。筹备阶段，王扶林秉承“精益求精”的理念，尤其在演员选择上，他提出一个明确的要求：“要让角色本身站出来，而不是让观众记住演员。”
对于司马懿这个复杂多面的角色，剧组筹备组一致认为：这是整部戏的核心之一。这个人物隐忍深沉、智慧超群，甚至可以说是“三国”最有深度的反派之一。然而，经过多轮选拔，合适的人选始终没有出现。张纪中突然想到了魏宗万。他说：“司马懿这个角色的复杂性，与魏宗万的表演功底很契合，他一定能演好。”
王扶林也表示认同，随即提议亲自登门拜访。然而，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当他们找上魏宗万时，这位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演员，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当张纪中提出邀请时，魏宗万沉吟片刻，然后语气坚定地说：“我恐怕演不了这个角色。”这一句话让剧组工作人员感到无比震惊。彼时，《三国演义》是整个影视圈的重点项目，能参演其中几乎意味着荣誉和名气。许多演员削尖了脑袋争取机会，而魏宗万却选择推辞。
对于拒绝的理由，魏宗万并未拐弯抹角。他坦言：“我从未演过司马懿这样的角色。他是历史上的‘白脸丑角’，腹黑又阴险，但同时又有极大的智慧和隐忍。他太复杂了，我怕演不好。”
另一个让他感到顾虑的问题，是司马懿大量的骑马戏份。年过半百的魏宗万体力大不如前，而骑马本身对身体的协调性和耐力要求很高。他斟酌再三，觉得自己的身体条件恐怕无法胜任。
面对魏宗万的拒绝，王扶林并未轻易放弃。他知道，这位演员的倔强并不是源于傲慢，而是对角色和表演的敬畏。他决定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打动魏宗万。
王扶林特意请人绘制了一幅司马懿的肖像画，并将魏宗万的面部特征融入其中。在肖像中，司马懿的眼神阴郁而深沉，嘴角微微上扬，透着几分算计与狠劲。这幅画不仅让人物形象更加鲜活，也巧妙地展现了魏宗万与司马懿的相似之处。
王扶林将这幅画带给魏宗万，并动情地说：“你看这张脸，除了你，谁还能演？”魏宗万仔细端详画作，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你们这不是给我下套吗？”他虽然嘴上不答应，但心中已有所动摇。
为了彻底打消魏宗万的顾虑，张纪中也祭出了“激将法”。他故意对魏宗万说：“魏老师，您是不是觉得司马懿太难了？怕自己演不好？”魏宗万听后，眉头一挑，冷笑道：“这世上还没有我不敢接的戏。”
张纪中见状，趁机抛出了“保障条件”。他说：“魏老师，我们知道您担心骑马的问题。您放心，所有的马戏都可以用替身，绝不让您受伤。”他还补充道：“这部剧绝不会像以前的古装剧那么粗糙，我们会用实景拍摄，保证还原历史。”
在导演和制片人如此诚挚的邀请下，魏宗万终于点头答应了。但他也明确表示：“既然接了这部戏，我就一定要演好，不能给你们丢脸。”
虽然张纪中承诺可以用替身，但魏宗万却选择自己上阵。他认为：“司马懿是个智将，更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军事家。他的一举一动，都要体现出他的气势。如果用替身，很多细节就不够真实了。”
为了克服自己的身体短板，魏宗万专门请来驯马师，开始接受高强度的骑马训练。年过半百的他，每天坚持练习数小时，不论冬夏，从不间断。他的腿部多次被马鞍磨破，手上也满是老茧，但他毫无怨言。一次训练中，他不慎从马背上摔下，伤了腰，却咬牙坚持了下来。他说：“司马懿一辈子心机深沉、隐忍不发。我这点苦，算什么呢？”
除了外在表现，魏宗万还花了三个月时间研究历史文献，深入了解司马懿的性格和行事逻辑。他甚至找来了几位历史教授进行讨论，从司马懿的家族背景到魏晋历史的权谋斗争，逐一研读。他还特意重读了《三国演义》，统计司马懿与诸葛亮交锋的战绩，以此揣摩角色的心理变化。
拍摄期间，魏宗万与扮演诸葛亮的唐国强展开了一场“暗中较劲”。在剧中，司马懿与诸葛亮是一对宿敌，两人斗智斗勇，互相算计。戏外，魏宗万总觉得自己“吃了亏”。
原因是，唐国强的诸葛亮戏份大多是坐在轮椅上或马车里，而司马懿则需要亲自骑马。魏宗万累得满头大汗，心里不禁抱怨：“凭什么他坐着指挥，我却要跑来跑去？”他半开玩笑地向张纪中抱怨：“导演，我也要马车！”
张纪中听后哈哈大笑，说：“魏老师，这就是角色的魅力啊！司马懿就是出将入相的大忙人，他能不动手吗？”听了这番话，魏宗万心服口服。他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将司马懿的每场戏都演得淋漓尽致。
1994年，《三国演义》正式播出。魏宗万饰演的司马懿，以其深邃的眼神、诡秘的笑容和沉稳的语调，成功征服了观众。他在剧中的表演展现出司马懿的多面性：有隐忍时的冷静，也有得意时的张狂，还有在家族面前难以掩饰的真情流露。他将一个复杂而深刻的历史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
这一角色不仅成为《三国演义》的亮点，更让魏宗万的名字深入人心。观众纷纷表示：“魏宗万的司马懿是不可逾越的经典。”许多人甚至认为，他让司马懿成为了整部剧最有魅力的角色之一。
对于魏宗万来说，司马懿不仅是一个角色，更是一种人生体验。这次挑战让他更加明白，真正的表演是对角色的全然投入，而不是敷衍和应付。有人问他：“为什么当初坚持接下司马懿的角色？”他说：“一个演员不能害怕角色复杂，这种挑战，才是表演的意义所在。”
在司马懿之后，魏宗万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他用这场成功的表演证明，年龄从来不是限制，只要热爱和坚持，就能创造奇迹。他的“司马懿传奇”不仅成为了个人表演的高光时刻，更为中国电视剧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慕名利
魏宗万的婚姻堪称演艺圈中的一股清流。他的妻子周惟明比他年长六岁，是一名普通教师，更曾是一名离异的单亲母亲。两人初相识时，魏宗万刚从戏剧学院毕业，正在剧院跑龙套，经济拮据，生活窘迫。而周惟明则带着女儿，独自一人承担起生活的重担。
虽然两人的生活一贫如洗，但他们却在彼此身上找到了温暖和希望。结婚后，魏宗万将继女视如己出，为这个小家庭尽心尽力。他每月的工资交给妻子掌管，自己只留下几块钱零用。他总是对妻子说：“你辛苦了大半辈子，以后咱们就好好过日子吧。”
后来，两人又有了一个女儿，生活虽然艰苦，但其乐融融。魏宗万曾说：“我们家没什么大富大贵，但有了妻子和孩子，我觉得心里很踏实。”
早在上世纪90年代，魏宗万便因在《三毛从军记》和《三国演义》等作品中的出色表现，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演员。许多观众对他的评价是“演什么像什么”，称他为“老戏骨中的老戏骨”。伴随着知名度的提升，魏宗万收到了无数广告商的邀请。他们许诺高额报酬，只需他拍几个广告，便可轻松赚取足以改变生活的财富。
然而，魏宗万却一一拒绝了这些邀请。他坚守一个原则：演员的职责是表演，而不是借作品攫取商业利益。他说：“广告是为了说服别人买东西，可我不觉得我有资格让人因为我而买什么。”
最令人惊讶的是，魏宗万拒绝的广告类型五花八门：有房地产、有保健品，甚至还有地方特产。广告商们为了说服他，不惜开出巨额报酬，但魏宗万依然保持着一贯的冷静：“那不是我要的生活。”
魏宗万的生活态度，与当今娱乐圈的浮躁氛围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一个充满名利诱惑的行业中，他始终保持本心，不被物质和流量绑架。他并不反感现代化的娱乐圈，但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他们喜欢赚钱，那是他们的事情；我喜欢演戏，做好我的事就够了。”
这种从容的态度，也让魏宗万在晚年生活中更加坦然。他的两位女儿都已成家立业，他也用自己一生的积蓄给她们买了房子。他自己和妻子依然住在出租屋里，却过得怡然自得。他常对女儿们说：“爸爸的戏演够了，现在就是享福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