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原捷
吴锡祺曾经其父在县城经营布店，家中生活较宽裕。1918年考入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毕业后赴日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四期步兵科，1923年9月毕业回国。经王耀东介绍，入冯玉祥部学兵团，任上尉教官。
1924年北京政变后，学兵团扩为第八混成旅，任旅参谋长。1925年1月，冯部大将李鸣钟任绥远都统，吴任都统署军务课上校课长。10月，调任北京警备总司令部（鹿钟麟）少将参谋长。
1926年初，直奉联军进攻冯玉祥部，4月，冯部西北军分成东西两路分别迎战奉直军阀，鹿钟麟任东路军总司令，吴任东路军司令部参谋长，参与指挥了南口及察东诸战。南口大战失利后，随军撤往甘肃。
1925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组建国民联军，吴任国民联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不久处长李兴中调任职，吴升任处长。1927年5月1日 国民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仍任参谋处处长。
因队伍扩大过快，冯玉祥为加强军官素质，将西北军干部学校改为西北军军官学校，任命吴为校长。吴采取日本军校训练方法，大力培训基层军官。
1929年9月，鹿钟麟代理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调吴任军政部总务所所长。不久，吴赴上海、北京治病，1931年11月出院，此时中原大战已经结束，西北军解体，吴便投蒋介石，任陆军步兵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教育处处长。1935年春，吴赴北京治病，时原西北军大将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吴治好病后被宋任命为天津长芦盐务稽核所税警团团长、稽核所帮办。1937年8月上旬第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任集团军高参。1938年6月，吴奉调回南京，仍任陆军步兵学校教育处处长。1940年初，受蒋介石之命赴印度，入美军驻印军军官战术学校学习二个月。1940年春，陆军步兵学校于广西全县设立西南分校，吴任分校中将主任，即校长。
1944年冬，日军袭扰湘桂，分校并入本校，时军政部兵役署脱离军政部，扩大为兵役部，由鹿钟麟任部长。鹿调吴到重庆任兵役部征补司司长,负责为抗战补充定员.抗战胜利后,吴调为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后又调任国防部中将参议、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干训班副主任，1949年12月7日在广东钦县被俘。后任解放军第4高级步兵学校训练部军事教员，解放军中南军区级步兵学校训练部军事教员、解放军中南军区高级研究班助教，1952年8月分配到北京市教育局，1953年6月，经李兴中、邓熙哲介绍加入民革，后任民革北京市委委员。1982年8月30日在北京病逝。
韓复榘被扣目击記
吴锡祺
由于蒋介石反动集团对日抗战毫无准备，战争进行了四个多月南京即告沦陷，他指的軍队，从各方面紛紛后退。当时国民党在华北的軍队,也各自为保存实力,争先恐后地向河南撤退。蒋介石为了挽救这种分崩的局势,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开封召集北方各将領会議。第一集团軍总司令宋哲元驻在新乡，奉命前往参加,我以高級参謀身份随行,兹将目睹韓复榘被扣的一些情况写出,以供参考。
一月九日我們乘专車到达开封,宋哲元、秦德纯、过之瀚等下車住在开封图书館，我和其他随员即住在火車上。次日上午忽然发出了空袭警报,我們当即下车疏散躲避,先听到了炮声咚咚两响继闻机声隆隆,均以为敌机来到,但紧接着却解除了警报,弄得大家全莫名其妙。事后才获悉，所听到的机声，正是蒋介石的座机,并不是敌机前来空袭。事情是这样的:开封防空司令(姓名记不清了)是蒋軍大将刘峙的一位老同学，为了在蒋到时警卫上的方便临时发出空袭警报,以便断絕交通。不料这个办法,事前未向高射炮队說明,以致在蒋介石的飞机到时,誤认成敌机,当命开炮射击幸而打的不准，没有命中。蒋介石也不知道。只是刘峙把这位老同学撤职了事。
十一日下午即通知开会，会場在开封南关的袁家大楼,到会的約三、四百人。我随宋哲元出席。会場为礼堂式，宋坐在第一排的坐位上,韓复榘坐在宋的左侧,我坐在第二排宋的后边。会議开始后,蒋介石在台上讲話,他手里拿着一本书,先問大家誰带有步兵操典这本书,結果几百人中,只有一人带有此书。蒋说在俘获敌人的身上,常常发现带有步兵操典,而我們带这本书的却很少,足見我們不注重战时的教育訓练。
接着說:“国际形势很好，抗战是有'把握’的，但是我们要顶得住，大家一定要服从中央和战区司令长官的指揮，没有命令，绝对不准擅自后退。要不怕牺性，如有揖失,我一定負责代为补充。”說了些欺人的鬼话。中間休息的时候,蒋派入請韓复榘到讲台后边的休息室談话,刘峙也陪着去了，去后即未再回到会場。約半小时之后，蒋又出来讲话，随即宣布:“山东省主席兼第三路总指揮韓复榘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現在已經把他扣交軍法讯办。”
当时到会的人，均为之愕然，宋哲元接着站起来,迟迟钝钝地说:“韓复榘不听命令，罪有应得，委員长原諒他是个粗人，沒有知識，請从輕办他。随后宋又回过头来，請大家站起来为韓复榘求情，当时前边的一些人都站了起来。蒋介石連声“嗯嗯，好好”，遂即散会。
至于蒋所說的“违抗命令:擅自撤退”,是指的这样一段事实:当日寇向山东进攻的时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电韓說，津浦路方面的敌人，兵力并不大命他坚守济南。韓竟复电說，所謂敌人兵力不大，不知何所据而云然’。便擅自放弃了济南。随后又命他守兖州，他也未遵照执行,竟擅自退到鲁西。他的后方物品，大批地运送到河南的漯河舞阳一带。
李宗仁命令他运到归德,不得逾越战区的范围,他不但未听,还說“到这个时候,还分什么界限。”当时李宗仁对韓很是不满。蒋介石召集这个会,主要是为了扣韓,借以吓北方的一些杂牌軍队,遂行其借抗战以消灭杂牌軍队的惯技。
至于蒋要杀韩,可以說是蓄意已久,其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其一,在“双十一’西安事变时韓复榘給张学良有个馬(二十一日)电，出諸他的旧友何其巩的手笔,大意是称赞张学良的举动,说他扣留蒋介石进行兵諫,主张停止内战、共同对外,是一个英明的壮举,表示同情。另外說:“他的部队曾奉南京的命令向西开动,請于接触时勿生誤会等語。
在二十二、三日,蔣伯誠自南京赶回济南,見到韓的馬电原稿,馬上对韓說:“现在委員长就快出来了,怎么还发这个电报呢?’韓知事情不妙,逐对蔣說:“这都是何克之(何其巩字)搞的,我也沒仔细看,就发出去了。将责任推在何的身上。同时告何說,南京追究他,叫他当日离开了济南。韓在事变发生后,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他以为张学良擒虎容易放虎难，绝不致一下子会释放蒋介石复张电云拟派代表刘熙众前往西安晋谒，张表示欢迎，并派飞机来接。不料飞机到济发生故障,十九日刘改坐火车到了洛阳，找到了空軍負青人王某,說是为营救委员长拟搭机赴西安一行,王說正有架飞机拟去西安,刘途搭乘起飞,想不到飞机降落后，到的不是西安,而是太原,阎錫山的人在机場迎候。刘乃随机应变地說,他是为了商救委員长而来。
当时黄紹竑等均在太原，于是随声附和地参加了营救蒋介石会商，掩饰住自己的身份。不久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刘才回返济南。至于韓派刘赴西安的用意,主要叫他到那里先看一看情况,如形势好,作进一步的拉拢。其次,即在抗战开始时,韓与四川的刘湘已有勾结,负责奔走其間的是和刘湘有关系而又与西北軍有渊源的郭春涛(在一九二七年曾任第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经过郭的拉拢,韓力图保存实力,立意退赴川陕边区,所以韓始終未作抗战的打算。
最初,拟将后方物资运往河南南阳一带,曾向南京报告,幷云有一部分新兵也开到那里訓练,南京未直接批复，而是命第五战区予以制止。所以当韓的物资和部队(鲁东专員张向武部的两个团，是抗战开始后由鲁东民团扩的)过归德时,战区不准过,韓不听从,結果还是运到河、舞阳一带，准备进一步再向川陕边区靠攏，与刘湘打成一片。这是蒋介石最忌恨的一点。他前前后后的一举一动，都不过蔣伯誠的耳目。况且在过去七年中,与蒋介石的关系，变得非常坏，蒋方已經把他列为早晚必除的对象,加以抗战后的所作所为,更足以促成杀他的动机。
此时,恰巧有李宗仁告他不听命令,于是以此为借口,决心下他的毒手。当时大家說,开封会議,是蒋介石仿效汉高祖伪进云梦扣杀韓信的老办法。韓被杀以后,不久刘湘亦死,当时有一种传说:杀了韓复榘吓死刘甫澄(刘湘字)。
在宋哲元到开封之日，当晚韓复榘借蒋伯誠去看宋，韓向他介紹蔣伯誠,說这个人如何热情,如何誠悬。那时我們全知道,蒋伯誠是蒋介石派去监视韓,幷且从旁作他的工作的;而竟以心腹入目之,我們全认为韓早晚要吃他的大亏。后来才知道,那去开封之前,幷不是沒有戒心,最后还是在蔣伯誠的恿和保证下才去的。当晚朱、韓二人約定十一日下午联名請客，不料是日即被扣,届时只剩下了一个主人,客入到的很少,席上彼此面面相觑,均未談到韓被扣的事。
飯后宋和我們几个人,研究营救的办法当时有人說:“韓这位先生，向来六亲不认,我們在河北抗战，他不但袖手旁观,冯先生(馮玉祥任第六战区长官)他出两旅人,他也置之不理。当我們撒到德州的时候,他不但不予支应,反下令不准客軍人境，界限分的很清。可是到他撤退的时候，就不讲界限了。他和各方面的关系的全很坏,现在谁还肯替他說話。即便有人說話,也没有一点用处。”宋说:“现在不能談那些了,他只管不仁我們不能不义。
随后有人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或可救他不死就是請他的部下几位师长去个电报,说这次济南的失守,我們全有责任,自請处分,替韓分过,这么一来,蒋不能沒有顾虑。”宋很同意这个办法。当郎派人(誰去的記不清了)赴鲁西曹县,去找孙桐萱曹丽林等。不久回来向宋复命說，幷未完成使命，其过是:初那里之后，韓的参謀长和另外一些人,也至成这个办法,不过伯誠在那里早已作好了下层的工作,幷且把持的很紧,以致这个替韓分过的电报,无法发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