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周刊编辑部的年度书选已经持续存在了逾二十年。在这二十几年中，我们选出了众多触动心灵、启发智识、开阔眼界的书籍，试图让这些书籍帮助我们相对更好地面对生活，面对自我。正是在对这些领悟的阅读中，我们看到生命困惑、痛苦、愉悦、狂喜的丰富可能性。
在2024年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中，除了向12本年度阅读推荐书目致敬，我们还特地选出3项“特别致敬”（包含年度文学教育实践、年度教育写作和年度出版品牌）。其中“年度教育写作”是向《寻找裴斯泰洛齐》致敬。本书作者徐平利通过将裴斯泰洛齐带回现代人的视野之中，完成了一次兼具历史故事与当下反思的教育写作。
在现场，我们也邀请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与徐平利围绕人文与职业教育展开对谈。为什么所有大学——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职业院校——的师生都在忙？如何重新让读书这件事变得幸福？本篇推送的第二部分为两位嘉宾现场对谈。内含视频。
年度阅读推荐相关推送：
2024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 2024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年度特别致敬 《你们去荒野》：那些渺小但鲜明的人之命运 《维吉尔之死》：与整个宇宙存在合一 《荒野之境》：重新发现生命与自然的联系 《凡人琐事》：如何面对历史与自己？ 张秋子：用文学对抗生命的无常，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事了 陈希颖：照亮阅读的人，照亮女性的书 《“娜拉”在中国》：检视不同叙事主导的多样女性论述 《康熙的红票》：重新理解清朝中西文化的对话 《正当法律程序的早期发展》：从正当程序角度理解现代性 《不必向长安》：关注日常生活，度过自得的一生 《借地而生》：人与地的非凡旅程 《猫鱼》：几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史 《鸡蛋讲的故事》：将儿童视作与成人同样复杂的读者 《春晖》：温柔又执拗的自我剖析
年度阅读推荐
2024
新
京
报
徐平利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技术与职业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出版学术专著包括《浮躁与焦虑》《职业教育的历史逻辑和哲学基础》等。
致敬词职业教育处于教育的暗面，它的实践过程鲜为人知。大多数时候，职业学校的任务被认为只是让学生快速掌握一项技术、一种服务，与机器配合，以一技之长谋生。作为职业教育工作者的徐平利见证了职业教育的努力，也目睹了其问题，他最终在教育史上找到了18世纪的瑞士人裴斯泰洛齐。这位职业教育开创者口齿不清，文法不好，但是他办学的“爱的原则”使其成为“高贵的裴斯泰洛齐”。
我们致敬《寻找裴斯泰洛齐》，致敬这本书将职业教育视为一种有关人、有关人文的生命现象。我们也致敬作者徐平利，他通过将裴斯泰洛齐带回现代人的视野之中，完成了一次兼具历史故事与当下反思的教育写作。唯有以人和生命为方向的教育范式才能让职业教育在“文凭社会”和“人工智能”的种种围困中突围。
答谢词
《寻找裴斯泰洛齐》写的是职业教育，寻找的是教育生命。长期以来，职业教育被置于教育的底层和职业的低端，学生被效率主义绘制成为“可及时就业”的群像，我们的社会精英似乎不愿意与之为伍。
裴斯泰洛齐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奠基人，但是他的职业教育“初心”和“使命”被教育史忘记了。裴斯泰洛齐是一个教育行动主义者，他不给教育进行分类和命名，他只是把自己的生命、爱和救赎奉献于教育的生命生长当中。他不把自己的学生制作成为仅仅能够就业的谋生者，他懂得每一个孩子的生命需要，他要把每个人培养成为美好生活的创造者。
《寻找裴斯泰洛齐》能够获得“2024年新京报年度教育写作”非常荣幸！感谢评委们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在此也特别感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对职业教育的关注，感谢王海燕、王丹两位编辑老师在本书出版中的辛勤付出。感谢每一位关心职业教育生命、关心大众美好生活的人！
——徐平利（《寻找裴斯泰洛齐》作者）
陈平原、徐平利对谈
重述职业教育：
让“人文转向”发生
1
技术的挑战
新京报：对人文关怀、人文视野的思考一直贯穿于陈平原老师的写作中。当下考试、就业、科研，竞争都非常激烈，整个世界（首先是北美和欧洲）的文科教育开始陷入危机，技术的智能化也强势崛起。这种情况下，如何定义人文，以及人文和教育的关系？
陈平原：我这几年关注的大学教育话题是这几个层面：第一是985、211双一流的大学差异；第二个是公立和私立的关系；第三个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
我父亲是职业学校的老师，我知道他在职业学校里面的酸甜苦辣。但是事情过去很多年了，今天的职业教育怎么样我不了解，所以我很有幸读到了徐平利的书。
关于人文学和人文思考的话题，2012年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东”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人文学的发展轨迹以及面临的危机。13年过去了，今年回头看我当时很多论述的问题还在，又还增加了一个新的话题，就是技术的进步。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对今天的人文学造成了挑战，但是它不仅是针对人文学，而是所有的教育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今年《光明日报》元旦节刊发学者的讨论话题，我谈的是人文学者应该做好面对人工智能挑战的准备。
我们把今天很多问题放在这个大的背景状态中思考，需要面对的困难会更大。所以不仅仅是哪些学校招生多少的问题，而是整个教育，整个大学制度都面临这样的挑战。
新京报：谢谢陈老师。职业院校处于人文话题的边缘，是未被讨论的。徐平利老师一直在观察和思考职业教育，是什么让你开始思考职业教育的人文问题？
徐平利：首先我特别感动，感谢新京报把这本写职业教育的书拉到大众传播中。我在跟同事朋友交流，他们说我们职业教育终于“出圈”了，到了大众视野中，到了顶流媒体中，之前都是我们自己在自我陶醉。这次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件事让职业教育进入到大众视野，这是我要表达的感谢。
然后再回答问题，为什么我会潜心研究和关注职业教育的人文问题。首先与我个人的经历是有关的，从普通教育进入到职业教育，从基础教育进入到高职教育。我曾经在深圳的一所高级中学做了四年素质教育实验研究，但最终的结果——我现在总结是被应试功利主义强大的气场挤走了。当时我走的时候一个老师嘲笑的情景，还在我的脑海里闪现。
我进入职业院校，从不认识到熟悉，再到最后的反思，是跟我自己的从业体验有关系的。我个人感受到我们的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的转变，是从应试功利主义转向就业的功利主义，这个转变实际上内核没有变，都是功利，但是外壳从应试转向了就业。可能有人问就业不好么，当然非常好，就业是民生，是美好生活的基石。但是当就业变成功利主义的时候，我们在就业的过程中可能就不择手段。
徐平利。图片来自对谈现场。
我在我工作的职业技术学院24年，体会和观察有三个方面：
第一，我们职业教育头顶上有一个光环，职业教育等于就业教育。如果说哪一个学校的就业率低了，那就失败了，所以各个学校都在想尽各种办法，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就业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就业极端化、绝对化甚至于偶像化就出现了。各种报道上都会看到这种极端的现象。
第二，我们把就业教育当做岗位技能训练。训练是好的，我们实践的就是训练的，训练的就是实践的，最终是把学生当作一种训练的机器。这种训练在我们现在的职业院校是当做一种偶像崇拜的。
第三，我们的职业教育前期有一个预设，这批孩子“动手能力极强，头脑不发达”。但是这些孩子实际上是高考分流来的，这种前提和假设存在问题，但是因为有这种假设，我们就给学生实施强化的动手训练，很多学生转专业不像普通大学那么容易的，有的三年比较痛苦。有时候我们就会走偏，采取各种各样的可以想像的很多技术手段实现就业的成功，这种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陈平原：我做一个补充，我接触过北京职业教育做得很好的学校的校长，他告诉我说他们就业率很高，几乎百分之百。但是发展的天花板，导致了他们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
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们想借鉴德国的模式推职业教育或者普通大学转职业教育的方向，很多大学做这个转型。这个转型他们本身就是本科教学，他们有博士，有硕士。这方面的工作值得我们关注。
徐老师值得我们学习，是因为他从职业教育出来谈的话题不限于职业教育，教育的目的何在，是培养人还是培训技术，他做了很多的思考。
徐平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德国有一个“双元制”（指德国手工业行会“学徒制”进入机器工业时代的新型表现方式，以“企业学徒”身份学习岗位技能，以“职业学校学生”身份学习理论知识，企校双元，工学交替），实际上他们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开始做这样的实践。他们有一个根基，就是传统的行会组织力量特别强大。我们现在的工会实际上跟他们是某种对等，他们的行会有特别大的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跟学校是以企业为本的，但是我们国家基本上是学校为本，所以在学习他们的时候，就是在实践中成功率没有像他们那样高，虽然到现在一直还在做。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即使是德国这样，他们现在也在改变，因为他们那种方法在当下的数字时代已经难以为继了。当时德国工业1.0发展的时候特别需要及时就业和企业捆绑在一起的人才，但是现在人才的拓宽以及年轻人在求职的时候，他们对于当下也有一种思想性的追求，也在寻求更高的学位，更高的社会地位等。所以德国的“双元制”如今也在从过去的狭窄化到现在的泛化改变。
2
“忙”是很大的问题
新京报：陈平原老师是人文研究最重要的当代学者之一；过去二十余年，徐平利老师一直以人文的视野观察和思考职业教育，是这个领域的孤行者。大多数时候，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被归为两种教育类型，彼此也缺乏了解、交流。接下来，我们请两位老师问彼此一个关于人文和教育的问题。首先请徐老师。
徐平利：陈老师是我的前辈，我一直关注陈老师的作品。您谈到了大学的文学教育与闲暇的关系，包括大学整个的风景、自由精神都与闲暇有关系。您说的闲暇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由人闲暇、自由教育的闲暇是什么关系？因为在我们一般认知中，职业教育和自由教育是一个对立关系。当下我们的职业教育中是特别忙的，所以我们认为职业教育培养劳动者就是应该忙，我们有时候提的口号是忙教学、忙科研、忙充电，忙得充实，闲得无聊，甚至提出来拼命工作才能优秀，忙竞赛、忙评比，各种各样忙。现在我们也是职业技术大学，我们需要不需要闲暇，如何做到闲暇？
陈平原。图片来自对谈现场。
陈平原：其实今天的难不是职业大学忙，而是所有的大学都在忙，所有的大学里面的老师和学生都在忙，过度繁忙是中国教育很大的问题。
1941年梅贻琦写《大学一解》的时候说，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没有时间闲暇，没有时间空下来是中国教育的大问题。但是当时西南联大是非常闲的，他们有很多的时间思考人生，思考跟学习无关的的问题。今天，学生们都被各种功课和计划填满了，导致学生没有时间闲暇，没有时间独立思考和判断。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绩点制度，现在的学生已经被绩点捆绑到没有办法做独立的选择，每门功课分数确定以后，三年后做了一个平均绩点。这个导致所有的学生上大学以后每门功课必须优秀，忙着各种各样的课，各种各样的题，没有办法发展自己的兴趣。
陈平原现场对谈视频片段。
我今年马上发一篇文章，我建议取消（绩点）或者把它跟所有的评奖以及研究生入学选择脱钩，如果不脱钩我们的大学就办成了小学、中学，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分秒必争，争每个功课的分数，以前我觉得我评分已经不错了，不会特别计较，但是现在每个学生都在计较每一分。
即便好大学，我们所说的北大清华也被这套制度捆死了。所以我说制度上不仅是个人的思考，而是要做一些调整。最关键的就是绩点制度会导致中国高等教育就业问题，我们忙，不仅是职业教育忙，而是所有的大学都在忙，你不知道你闲暇的时候别人在干什么，别人在忙你在闲暇，你的分数就下来了。
这套制度本身应该呼吁更多的政策制定人参与，才能改变忙而无序的状态。
新京报：此时此刻，年度阅读盛典现场也有许多在校学生，大家在这么忙的情况下还来到现场，感谢大家。那么据徐老师观察，职业学校里的忙和闲暇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徐平利：像北京大学这样顶尖大学，教授说了可以算，所以可以不忙。我们教授说了不算，所以特别忙。今天一个文件，明天一个会议，后天那样一个比赛，反正就是这个活办完了，另外一个活就来了。
我们对我们的学生认知不像研究型大学，似乎他们自主学习能力很差，安排得密密麻麻，高中你不进行强化训练他们就上不去，将来就很差，所以学生的自由空间非常非常少，特别特别忙，课本压得密密麻麻，学生自主的时间很少。
陈平原：我们的老师自主性会强一点。我们课程之间的张力没有他们那么大，相对来说职业教育里某种意义上都是职业的思考和学习。半个世纪以来，所谓的博雅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的论证一直没有停过，但是两者之间在互相借鉴，而且两者都会因为人工智能而面临我们所说的技术变化之后出现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是博雅还是专业都必须直面这个难题。以前的边界不太重要了，反而自由的选择和独立的思考会变得更加重要。整个大学的教育体系我觉得都必须重新做调整，从课程设计、教材到教学都必须做出调整，或许这是一个机遇，我们借助于职业教育的提问来思考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路径。
新京报：人工智能强势崛起，最先感受到影响的可能是职业教育。徐老师在过去二十多年的观察中感受最深的是什么？职业院校的教育过程如何才能有一次人文转向？
徐平利：我是60后，我从小学一直到职业院校，什么类型的教育都经历过。
徐平利现场对谈视频片段。我最深的感受就是两个：一是爱的教育可以消灭一切的教育技巧，爱可以消灭一切，学生是知道老师爱他们的；第二，教育的生命大于一切教育类型，所有的教育类型在生命的意义上，在教育之爱的意义上，所有的类型、层次都可以取消。
如何让我们现在的职业院校转向人文？我们谈到的浮躁、功利是大问题，这是学校治理机制的问题。我个人有两个简单的回答。第一是思想观念上，要从强工具性转向思想性，这个背后的逻辑是物与人的关系，关系到把学生当作物还是人。第二，我们要从训练性转向教育性，当然教育性不是说转向理论多一点，课堂教学多一点，而是转向教育之爱。现在很多人说课堂上职业院校的学生睡觉一大片，你没有这个爱，你不懂他们每个人，那么可能是这样的效果。
最后，我要说正是因为基于这个转向，我才关注，才寻找这样的教育生命。
陈平原：我想讲一句话就可以结束这一场了。
我心目中的教育第一是专业性，这个专业性可以是职业教育的专业性，也可以是专业学科研究的专业性；第二是自尊心，我觉得今天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让很多不是顶尖学校的学生丧失自尊心，这是让我很伤心的，动不动排各种排名，虽然孩子很聪明，但是缺少自尊，学习是不可能好的；第三是幸福感，读书是很幸福的事情，尤其读大学这段时间，我回想一辈子，读书是最幸福的时候，但是现在我的学生都“苦哈哈”的。读书那么愉快，以后会有各种领导的要求和各种经济压力，相对来说最单纯的是大学期间。可是今天让我感到困惑的是，我的学生应该很聪明，条件也很好，他们都学得“苦哈哈”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想象不到。重新让读书幸福，不管哪一类学校的学生，让他们有自尊心和幸福感，比什么都重要。
对话徐平利
这一年：
转向职业教育的生命性
新京报：据你观察，在2024年，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和讨论有增多吗？职业教育在教育话题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徐平利：据我观察，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和讨论是逐年增多的。2024年引发社会讨论职业教育的有两份文件：一份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另一份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两份文件都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强调了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对于促进充分就业和培养大国工匠的突出作用。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和讨论逐年增多的背景是：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化、类型化、国际化，毕业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学而“无用”的专业招生越来越难，产教融合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特别是“双减”政策之后，资本界从基础教育的学科培训大量转向职业教育，更引发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和讨论。
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无论学生家长、教育界还是资本界，人们关注职业教育的重点始终是工具性而非生命性，职业教育缺少人文关怀。因此，2024年新京报年度图书评选将视角转向职业教育的生命性，我认为是媒体界的一个重要信号。我愿意把《寻找裴斯泰洛齐》的获奖，看作职业教育人文关怀在2024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这个人：
当称他为“职业教育思想家”
新京报：你的《寻找裴斯泰洛齐》将19世纪的裴斯泰洛齐带到了当下。他开创了职业教育，并倾尽所有做这件事，却很少被视为职业教育思想家。其实裴斯泰洛齐并未被教育史忘记，而是人们认为职业教育似乎不会有“职业教育思想家”。你为什么认为裴斯泰洛齐是职业教育思想家？
徐平利：人是思想与技术（或灵与肉）的合一体，任何人都有思想，也都是思想家。人们之所以说某人有思想、某人是思想家，是因为在观念中把思想和技术分开了。裴斯泰洛齐是教育行动主义者，但是也创作了大量的教育理论著作，为什么教育史可以给他很多关于教育家的赞美，却从不称他为职业教育思想家呢？
一是裴斯泰洛齐从没有声称他从事什么类型的教育事业，二是在后世的教育史叙事中很少有职业教育思想的位置。今天，即使有少量专著涉及职业教育思想，也几乎不会把裴斯泰洛齐作为职业教育思想家，因为100多年来，职业教育思想已经被固化到某个阶段、某种类型、某项技能的效率主义标准化训练当中。我特别指出裴斯泰洛齐是职业教育思想家，旨在强调在今天数智时代的职业教育火热实践中，使职业教育回到技术与思想合一的“初心”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代人：
爱的奉献胜过一切教育技巧
新京报：裴斯泰洛齐办学的年代是现代社会之初，职业教育在当时还未被彻底类型化。他作为教育者也一样未被类型化，他还出访和诸多哲学家积极探讨。这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职业院校教师和普通高校教师被归为两种类型，彼此缺乏交流。你们这代人最初是如何认识职业教育的，有过怎样的观念变化？
徐平利：我们60后这代人见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教育从精英走向大众的全过程。80年代初我初中毕业遇到了中师中专技校招生，这种现在被低视的中职学校当年却是精英教育，名额有限，竞争激烈。90年代中期读研究生时开始听说职业教育，并且遇到《职业教育法》颁布，不过没有任何触动。没想到几年后我居然入职职业院校，此时正值职业教育发展步入快速道，我应当是被时代浪潮“裹挟”了。我个人对职业教育经历了从无知到新奇再到熟悉和批判的过程，我总感觉技术与思想的强行分离使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成为两种类型的“平行世界”，而且它们彼此很少有教育圈内的学术交集，当然最近两年随着教育资源泛在化和就业形势不好，两者开始尝试融通。
新京报：自1986年中师毕业进入教育开始，你做过小学教师、进修学校教师、高中教师，后来于2001年进入职业院校。你观察和研究职业教育也有20多年了。几十年的酸甜苦辣是不平凡的。你也见到了许多为教育事业甘愿奉献的长辈、同辈。教育工作对于你或你所知的同代人来说，感受最深的意义是什么？
徐平利：几十年来，经历了很多学校、很多人事和很多故事，感受最深的是：爱的奉献胜过一切教育技巧，教育生命胜过一切教育类型。盼望我们的教育多一些生命的、生长的、生态的绽放。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罗东；编辑：西西；校对：薛京宁 柳宝庆。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2024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
打开2024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