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东园在海淀区北京大学校园东门外大约一里的位置，自1926年到1930年间建成，居住过多位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知名学者教授。因为进院子要上缓坡，老燕京人管它叫“东大地”。燕东园采取美式乡间别墅模式，西部木条式风格，灰砖小楼，棕红窗框，每栋小楼带有修剪整齐的松柏绿篱围着的小院，楼前钉着一块黑底白字的小木牌，用阿拉伯数字标着楼号。
这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徐泓在近日出版的非虚构作品《燕东园左邻右舍》中的描述。抗日战争胜利，燕京大学复校，教授们纷纷回到校园。徐泓的父亲徐献瑜曾任燕京大学数学系主任，她出生于燕京大学燕南园59号，从1946年深秋在她出生一百天时搬家至燕东园40号，至今一直住在燕东园。据媒体报道，2021年底，北京市完成首批历史建筑示范挂牌，燕东园21-24号楼、31-37号楼、39号楼、40号楼入选并挂牌。然而徐泓环顾四周，这样的老住户，可能仅此一家了。
燕东园一层带阁楼的小楼章新新绘
建设中的燕东园
作者徐泓的百日照，摄于1946年11月，燕东园40号小楼的主卧，母亲抱着她。一搬家落定，父亲就拿起相机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燕东园左邻右舍》中有一幅绘制于1925年燕东园设计规划平面图，徐泓在书中写道，自她搬进来时，园子就是这个格局，由分别建在两块高地上的两个住宅区组成，中间以一座水泥桥相连，分别叫“桥东”“桥西”，她家就在桥西坡脚下。据她各方搜集到的资料显示，“东大地”在乾隆年间为太监营房，老太监们从宫里出来，死后就葬在这些地方。司徒雷登当年颇费周折买下这77亩地，建成了如今的园子。
百年间，燕东园里不少名人大师来了又走，聚聚散散。令徐泓记忆深刻的先生不少。
被鲁迅先生称为“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的冯至先生就住在燕东园22号楼。徐泓叫“冯伯伯”。在燕东园，先生们书房是谢绝孩子入内的禁地，徐泓永远记得某个儿时的午后，她寻宝似的得以进入冯家的书房，简直是图书馆，满墙都是高大的书柜，地上、架子上、中文的、外文的、出版的、未出版的……这让年幼的徐泓挑花了眼，最后只借了一本《格林童话》，当时的她暗自下决心：等将来长大了，一定要把这些书都看一遍。书中还写到冯至先生和杨晦先生“一个甲子的友谊”，北大中文系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吸纳了四路八方的中文泰斗级人物，大师云集，录取分数线最高，被戏称“天下第一系”，杨晦先生就是时任中文系主任，他1917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时与邓中夏、朱自清等是同班同学，还是五四运动中最先爬进赵家楼的热血青年之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金岳霖先生也是燕东园住户，徐泓的童年记忆中，“他家门口有棵枣树不知得了什么风水，结出的枣又甜又脆，枣熟的时候，园里的男孩子们结伙来打枣，在院子里吵成一团。这时金先生会踱步出来，挥手让大家先回家，不久，金先生家的师傅就一家一家地上门送枣”。金先生搬家时，孩子们悄悄去看，看到了满院子的蛐蛐罐子，各式各样精致的，罕见的，才知道原来金先生是玩蛐蛐的高手。如此种种故事，书中还有很多。
徐泓的母亲韩德常是幼儿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几代儿童传唱的《摇啊摇》《小小鸭子》《粗心的小画家》等都是她的作品，燕东园的孩子们许多都跟她学过钢琴。徐泓的另一本书《韩家往事》就详细讲了母亲的家族天津“八大家”之首韩家的百年风云。韩家姐妹是二十世纪中国女性中最早接受教育的一代先驱。
徐泓的父亲徐献瑜是我国计算数学学科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先后执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徐老先生百年生日过后病逝。徐献瑜一代是燕东园学者教授们的缩影：他们出生于清末民初，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学欧美，立志于科学救国、科学报国，许多人当时已站在学科的最前沿。他们在国难时毅然归来，以科学文化报效祖国，历经各种磨难，始终一片冰心在玉壶。
书中提到一个动人的细节：燕东园四十号小楼院子里有一种奇特的花，每年七八月都会蹿出紫色形似玉簪的花，年年开放。她听父亲说，这是1952年从燕京音乐系主任范天祥家的院子里刨回来的，淡紫色的花朵令人啧啧称奇，因为罕有人认识，无数亲友邻居们也跑来移栽。父母给这花取了个名字叫“叶落花挺”，并为这些花儿命名：泓泓、溶溶、澂澂、浩浩、五儿、小六，这是徐家6个孩子的小名。母亲病逝后，徐泓就搬回燕东园陪伴父亲，花儿每年冒梃的时候，父亲继续站在花畦前分配着名字：小路、徐徐、小熊、铁蛋、小虎……这是孙辈们的名字。父亲去世后，一楼南窗前，儿女们种了一株白玉兰，一株紫玉兰。
因为看望导师的缘故，我去过不少次燕东园40号小楼。如今的40号小楼就像一座孤岛，隐藏在如今燕东园小区周围相对高层的、一模一样的数个居民楼当中——从小区门口进来，左拐右拐，在某个岔口停住，拐上一条小路，穿过几栋似曾相似的楼，看到一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小楼就藏在树林之中，这片树林夏日繁茂翠绿，冬日萧索苍白，每个季节景色都大为不同。
燕东园的小楼们各不相同，有大有小，有的是二层带阁楼，有的是一层带阁楼，我去的徐老师40号小楼的家便是一层带阁楼的那一种。拉开院门那一刻，外面的声音突然消失的一干二净，弯弯曲曲的小路穿过花草丛生的小院，上三级花岗岩的台阶、穿过门廊、按响纱门旁边的门铃，老师便会笑意盈盈地来开门，木地板吱呀吱呀的声音由远及近，迎接我的是一句爽朗的“快进来”。每每与老师同学们在客厅谈话，会偶尔抬头望着通往阁楼的木楼梯发呆，我想，不知道哪些年，也有这样的场景发生着。脑海中的画面如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丁石孙先生描述的那样：大家在客厅开会，徐家大师傅做菜特别出色，会后众人美餐一顿，欢声笑语。
每次从小楼出来，天光转瞬即逝，走过一段大路，就看到灯火通明的北京大学东门地铁站口，扶梯滚滚而下，人群熙熙攘攘，而我，全然像做了场梦。
徐泓是记者出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她一直倡导做专业型记者和研究型记者，她也是这样做的——22栋小楼，192位住户，每章背后有人物附录，共211位。她想以特稿的笔法、详尽的史料搜集，以及对数十位燕东园老人的访谈实录，抢救对现场的记忆，抢救被淹没的历史，缅怀与致敬那一代学人：她深入每个家庭，记录了感人至深的夫妻情、父子情、父女情，还有邻里之间的同事情、师生情，重现了那个时代学人的精神世界以及书斋里的日常生活。
想查清楚这近百年间有多少名人名家曾在此居住，何时搬入，何时迁走，每户都住了谁，不是件容易的事。采访背后是一种记忆抢救：燕京大学东大地时期的“燕二代”们，都是九十岁以上的老人了。写书也是漫长的事，对于年过七旬的徐老师来说，是一篇一篇地攒，一点一滴地抠。在成书过程中，有些接受过采访的老人病逝了，没等到书的出版。
在书里，有两个词反复出现，那就是“打捞”和“抢救”。“我一辈子学了五年新闻，在媒体当了三十年记者，回到大学教新闻，又教了二十年。我把这本书作为我的一份答卷，献给我终身从事的新闻业。”徐泓在这本书出版后感慨：“我今年77岁，而我书写的是五十多年前的人与事，把历史真相和人物的真实状态保留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是非常艰苦的事情。”
建筑是历史记忆的一种符号。当故人逝去，还有建筑在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