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是古代中国的最终完成形态

跟其他朝代相比，大清离今天太近，清朝末年的一系列屈辱遭遇，让国人难以释怀。

如果我们用现代国家的概念去思考大清，这个帝国无疑是失败的。

但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就会发现，实际上，大清的帝国统治有着非常高超的政治智慧，差不多可以被理解为古代中国的最终完成形态。

就是说大清差不多是把中华帝国所需要的各种要素都成功地整合进来了。

大清不是现代政治体，我们不能用现代政治的标准来简单化地衡量大清，那会严重地扭曲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如果我们错误地理解鸦片战争之前的大清历史，就没法恰当地理解今天的中国，因为今天中国的疆域版图，是继承于大清帝国的。

大清，为今天的中国攒下了丰厚的家底

公元15世纪之后，世界气候进入小冰期时代，但对游牧者来说，他们进入了政治上的春天。

小冰期是农耕帝国的恶梦，但却是草原帝国的春天。

由西往东，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波斯帝国、印度帝国、大清帝国，都是在这一两百年里由游牧民族主导建立。

大清入关，只不过是游牧民族在欧亚大陆上普遍获得主导地位的一个案例。

欧亚大陆上，唯一能躲过游牧民族肆虐的，是西欧和北欧，那边离草原太远，游牧民族没法深入进去。

冷兵器时代的游牧民族，不仅是战斗力强大，纵横驰骋的空间尺度也大于农耕民族。

大清入关之后，在大明的基础上大规模开疆拓土。

其实，明朝的有效管理疆域并不大。

明朝对东北地区的统治是象征性的，给当地的土著首领发了个任命状，人家接受不接受，主动权并不全在大明这边。

所以，当时的东北，对于明朝来说，和附属国朝鲜、越南、缅甸是一样的。

明朝的统治，仅仅限于完整的中原地区，比北宋稍微强点，包括了西夏、幽云十六州、大理等地。

大明王朝的疆土，没有草原、没有西域、没有雪域。

1644年，满清入关，自带了东北和内蒙的庞大领土。

到1660年代，最终击败了南明政权的剩余力量，征服了整个中原。

郑成功家族在台湾坚持与大清对抗，到1680年代也被征服了。

1690年代，大清第一次打败了准噶尔，把外蒙纳入帝国疆域。

1720年代，再一次击败准噶尔，把雪域高原，即现在的青藏高原纳入帝国统治之下。

到1750年代，经过又一次大规模战争，最终灭亡了准噶尔汗国，把整个西域，即现在的新疆和部分中亚地区纳入帝国。

乾隆说西域是汉唐时期的帝国故土现在重新回归，这叫故土新归，赐名为“新疆”。

到了这个时候，统治了汉满蒙回藏的大清帝国，终于全部整合起来了。

此时大清帝国的领土接近于明朝末期的四倍。

尽管后来晚清的时候又丢掉了不少，但剩下的领土仍然是明未领土的接近三倍，今天的中国继承的就是大清留下的疆域。

在领土意义上，大清曾经为中国攒下了多么厚的家底。

大清高超的统治术：建立多元帝国

大清征服的疆域极为庞大，治下的人口也是极为复杂，没法用同一套办法吃遍天下，在不同的地方必须发展出不同的统治技术。

大清在这个过程中把大辽开创的二元帝国治理技术，发展为多元治理技术。

大清的最高统治者，在不同的统治区域，拥有不同的身份。

大清统治者在中原以皇帝的身份出现，这是儒家所赋予的身份。

汉人为主体的中原地区，是整个帝国最有钱的地方，所以这里主导着大清帝国的财政秩序，依靠这里的庞大财富，统治者可以把八旗的军事贵族都给赎买掉，克服周期性的继承危机。

这点在《草原部落，为什么能征服中原，并建立“草原-中原”二元帝国 》有详细阐述。

在草原上，统治者则是大可汗。

冷兵器时代最强大的军队是草原骑兵，只要有满蒙骑兵，就能控制中原。

反过来，只要有中原，就有足够的钱来统御满蒙的军事贵族。

满蒙里面的满，那完全就是大清自己人，“蒙”的内部则很复杂了。

比如蒙古的科尔沁部，世世代代和满洲贵族通婚，康熙的奶奶孝庄太后就是科尔沁部的，这个部落早就被满洲皇室当做自己人了。

此外还有内属蒙古，就是由大清皇帝派人直接统治的蒙古部落，这里不设置世袭的土著首领，也算半个自己人。

再有外藩蒙古，算是作为藩属的蒙古部落，它们有自己的世袭土著首领，和大清皇室有点类似于合伙人的关系。

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与后来的内蒙古、外蒙古有部分重合，但并不是一回事。

对大清皇上来说，外藩蒙古还是要加以某种控制的，以避免当年大金被成吉思汗征服的历史重演。

怎么控制呢？这就要看外藩蒙古的战斗力的基础是什么了。

蒙古地区的自然条件支持不了大规模人口，所以它的战斗力不是靠人多，而是靠蒙古骑兵的高度机动性，一旦把这个机动性给控制住，外藩蒙古就不会构成威胁了。

大清有一个非常高超的办法，就是大力鼓励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尤其是格鲁派的信徒，都会从属于某一个寺庙。

牧民是可以移动的，但寺庙移动不了。

信了教的蒙古游牧民，游牧半径就被寺庙给固定下来了，就进入某种准定居状态。

高度的机动性没有了，对大清就不构成威胁了。

康熙曾经说过“一座庙胜十万兵”，这是实打实的胜过十万兵。

在藏区，统治者是文殊菩萨转世。

大清统治者除了皇帝和大汗之外，还有第三个身份，那就是文殊菩萨转世，在藏传佛教里获得了一个特别高的地位。

da*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转世，皇上是文殊菩萨转世，咱俩级别差不多。

这样，皇上凭这身份，对藏传佛教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控制力。

藏传佛教可以说是在特殊意义上提供了帝国的精神秩序。

在西域，大清的统治者是一个保护者的身份。

西域的西边，几乎无险可守，本地区因为自然条件恶劣，无法诞生强大的帝国。

西域各绿洲部落，为了保障安全，必须依附于外来帝国，自大汉帝国起，西域就归顺中原帝国。

只要中原有了统一的大帝国，西域必然来寻找保护伞。

而西域地区，则是主导着整个中华帝国所需要的安全战略空间。

因为外蒙与新疆、尤其是北疆，在军事地理上可以说是同一个空间。

所以，清末重臣左宗棠要收复被中亚冒险家阿古柏所割据的新疆时，就上书朝廷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也就是说，如果新疆没了，蒙古就悬了，如果蒙古没了，那北京可就悬了，大清也就完蛋了。

汉满蒙回藏这些地方，彼此之间有着极为深刻的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关系，以至于脱离开一方完全解释不了另一方，它们共同构造了一部作为体系的中国史。

直到大清，才把这些地方全都纳入到同个帝国之中，汉满蒙回藏各得其所，每个区域都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功能。

满蒙回藏的人数少，但在帝国内部的权重并不低，汉族人数多，但权重并不会更高。

所有这些区域，通过大清统治者的多元身份而获得统一，多元帝国实现了内在的均衡。

作为体系的中国，到这时才完整地获得其政治统一性，为今天的中国奠定了政治基础。

大清帝国通过中介性来稳定内部统治

大清帝国的治理技艺之高超，还体现在，它善于寻找到各种中介性因素，作为帝国治理的依靠力量。

在清朝时期，台湾的人口主要分成三类。

一类是从东南沿海迁徙过去的汉人。

一类是当地已经汉化的土著，被称作熟番。

还有一类是没有汉化的土著，被称作生番。

我想你已经猜到大清统治的依靠力量是谁吧？

是熟番，熟番就是汉人和生番之间的中介性要素。

中介性的要素有着一种跨界性的身份，它与两边都有相似之处，两边对它都会有所认可。

但它与两边也都有不同之处，两边也都会对它有所排斥。

于是，中介性要素要想获得比较好的地位，便只能依赖于朝廷的支持。

在朝廷这边来看，中介性要素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别无选择，只能对朝廷保持高度忠诚，所以是可信赖的。

而另外两边的任何一边如果反抗朝廷的统治，朝廷都可以联合起中介性要素与另外一边，来压制反抗者，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二比一的关系，统治就更稳定。

这样一种了不起的政治智慧，在大清治理各个地方的时候都能看到。

比如，在蒙古地区，用皇上直接统治的内属蒙古，作为满洲与外藩蒙古之间的中介性要素。

再比如，大清通过藏传佛教来统御蒙古，却又规定，蒙古的两个大活佛，必须从藏族地区转世，而不得在蒙古地区转世，以这两大活佛系统作为藏与蒙的中介性要素。

还比如，对新疆的统治，在南疆地区，是依靠当地传统的头人制度，叫做伯克制。

大清允许当地穆斯林都保留过去的着装习惯，也不用剃头梳辫子，但是土著头人也就是伯克，干得好了，朝廷赐给他剃头梳辫子的权利。

在内地，梳辫子是义务，到了新疆反倒成了恩典。

为了得到恩典，伯克就会努力干活，等到他梳起辫子，也就成了当地穆斯林和北京之间的中介性要素。

在整个帝国的层面上来看，大清以汉文化水准已经很高的满洲为中介，把蒙古和中原给联系起来。

又以蒙古为中介，把雪域高原以及西域新疆与整个帝国联系起来。

而在这样一种帝国结构下，大清皇帝也不再是满洲人，或者汉人的皇帝，只要他固守这个身份的话，就无法统治这个庞大帝国。

大清皇帝成为超越于汉满蒙回藏之上的天下共主，以皇帝的多重身份凝聚于一身为基础，把整个帝国统合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大清帝国通过高超的统治术，把雪域、西域、草原、中原完整地统一起来，互相制衡，又互相依赖。

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体系，为了维持这超大规模的大一统帝国，灵活性就失去了，因为任何一个改革，都会导致体系的崩溃。

这就让中国历史走上了一个自我锁死的状态，选择闭关锁国，不是大清皇帝愚蠢，而是权衡利弊的选择。

所以，中国要想向前发展，必须是外部力量来打破这个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