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黄龙元年（229）孙权在武昌称帝，曹魏、蜀汉、孙吴三足鼎立的局面终于正式形成。尽管天下一分为三，但其中曹魏、蜀汉在后世受到的关注无疑远远超过孙吴。诚然，曹魏的奠基人曹操、蜀汉的建立者刘备尽管一个奸诈狠辣、一个宽仁坚毅，但都极具魅力、实力，堪称东汉末年的两大枭雄。相较之下，孙权尽管并非一无是处，但背弃盟约、兵败合肥等劣迹长久以来一直为人诟病。

建安二十五年（220），六十六岁的曹操病逝于洛阳。三年后，六十三岁的刘备则是兵败夷陵后病逝白帝城。将两位枭雄的遗诏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他们临终前关注的内容可谓大相径庭，且充分体现了各自的性格。那么，曹、刘二人都在遗书中写了些什么呢？

首先，曹操的遗书分为《终令》和《遗令》，其中《终令》被记载于《三国志》正文，乃是曹操于建安二十三年（218）六月早早颁布的，其中写道：“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夫、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显然，《终令》是自知时日无多的曹操提前对自己墓地进行的大致规划。

西晋初年，孙吴丞相陆逊的孙子陆机官至著作郎，正是他在宫中秘阁内偶然发现了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颁布的最终遗嘱《遗令》。在《遗令》当中，曹操更加详细地规划自己的安葬事宜道：“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时，勿遗。百官当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

除了要求丧葬从简之外，曹操还特意叮嘱道：“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馀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甚至，曹操还将自己的遗物进行分配道：“吾馀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临终之时，曹操所在意的除了自己的葬礼就是诸姬妾的安置问题，这将他喜好女色的性格体现得淋漓尽致。2006年，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的安阳高陵被发现，由于西门豹祠同样位于安丰乡，此陵墓正符合《遗令》中“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的记载。2009年，安阳高陵被确认为曹操的陵墓。

刘备的遗诏见于裴松之注解《三国志》时引用的《诸葛亮集》，其中写道：“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

显然，这篇遗诏是刘备临终前写给自己继承人后主刘禅的。在简单提及自己身体状况不佳，恐怕时日无多后，刘备先是自我宽慰一番，认为人年过五十再去世就已经不能算作早逝了，如今自己已经六十多岁，就算离去也没什么可惋惜的。

随后，刘备将话题转移到了对刘禅的教导上。他先是对刘禅因智慧、气度得到诸葛亮认可进行了表扬，又金句频出，提醒刘禅道：“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於人。”接着，刘备建议刘禅主要读《汉书》、《礼记》等经典，闲暇时间则遍览诸子百家学说，不断提升自己。

显然，和临终前还在关心铜雀台上众多姬妾日后如何生活的曹操相比，刘备最在意的唯有后主刘禅。一方面，曹操本就多情，而刘备则多次为了逃命抛妻弃子，显然更看重事业；另一方面，曹魏阵营在实力上占据绝对优势，身为继承人的曹丕身边也有众多贤臣良将辅佐，曹操不必仔细嘱咐。

相较之下，蜀汉实力弱小，刘禅当时又只有十六岁，还处在学习阶段，刘备自然要多加叮嘱。当然，由于历史资料的缺失，我们也无法确定曹操临终前有没有给曹丕留下嘱托，更无从知晓刘备是如何安排自己后事的。如此看来，我们还得对偶然找出曹操《遗令》的陆机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