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湘潭的一片墓地上，一群人缓缓围在墓碑前，手中捧着一束束白菊。
微风拂过，带走了花香，也掀起了记忆的尘埃。站在人群中央的彭钢，双手轻轻抚摸着墓碑，泪水不由自主地滑落，她轻声说道：“伯伯，您终于回家了，我终于实现了您的遗愿。”
25年前，她的伯伯——彭德怀，带着牵挂去世。他曾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一直印刻在家人心中：“我死后，骨灰是不是能和你们的父亲埋在一起呀？”
可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愿望，为何却迟到了整整25年？
1940年，彭德怀在华北指挥百团大战，无法保护他在家乡的家人。在湘潭的国民党势力在寻找与共产党有联系的村民，因为彭德怀是彭荣华的兄长，彭荣华成了不可避免的目标。
晚上，几名身着便衣的国民党士兵闯入了彭荣华的家。彭荣华被几个人按倒在地，不久，一声枪响彭荣华倒在血泊中。
士兵们搜查了整个房间，抢走了一些家庭财物后。
几日后，弟弟彭金华被几个国民党士兵抓走，被关押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四面都是冰冷的石墙。狱卒们对他拳打脚踢，逼他交出兄长的下落和其他可能的共产党联系人。
彭金华坚决不说，经过几天的折磨后，他也被执行枪决。
龙国英和二嫂肩负起整个家庭的重担，为了让兄弟二人的遗体得到妥善安置，龙国英和二嫂在村中寻求帮助，借来工具，在村口的空地上挖出了一方墓穴，将他们合葬在一起。
安葬完之后，生活更加困境。
龙国英年仅29岁，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障。家里的口粮本就不多，而田里的活又急需劳动力。村里有好心人送来一些粮食，可也只能解一时之急。
更大的问题是——孩子们怎么办？家里最大的孩子秀兰才14岁，这个年纪的她应在家帮助父母做些简单的家务，却因为家中突如其来的变故，被迫提前嫁人。
出嫁那天，龙国英帮她简单地整理了头发，给她披上一件略显破旧的外衣，看着她跟着一辆牛车离开，眼中满是疲惫。
大儿子也不能再继续留在家中，他被送到镇上一家小作坊当学徒。年纪虽小，却要干成年人的活，吃着半饱的饭，忍受师傅的训斥和劳累的工作。
他每天早出晚归，回家时带着满身污垢，但他从不多说一句话。
二儿子选择了外出谋生。他一个人背着小小的行囊，步行到几里外的村子里找活干。
那时候，孩子打短工并不少见，帮人挑水、喂牲口、砍柴，能干的活都干。他的脚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衣服被汗水和泥土浸透，经常几天才能回家一次。
小儿子还小，无法做重活，只能给村里的地主放羊。地主家只给他留一点饭吃，还时常苛责他。他偶尔会带一些野草回家，想给家里的牛喂食。
更小的孩子们同样没有闲着。
二女儿彭爱兰帮着母亲洗衣做饭，手上经常布满裂口。最小的女儿，也就是彭玉兰，背着比自己还高的柴篓，上山砍柴，采摘猪草，挖些野菜补贴家用。由于营养不良，彭玉兰小小年纪就留下了胃疼的病根。
湖南解放时，彭玉兰和她的兄妹们被地方组织接到石潭镇安置，为了保护他们，孩子们改姓为“胡”，生活在相对安全的环境里。
1950年初，彭玉兰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带着简单的行李，从湖南老家辗转来到北京，进入华北小学就读。华北小学里有许多像她一样的革命烈士后代，专门为他们提供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同年秋天，北京一场重要的会议准备召开。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的彭德怀从西北战场来到北京，参与筹划国家建设与国防工作。
彭德怀终于有机会与失散多年的侄女见面。
彭德怀没有亲生子女，侄子侄女便是他最亲的家人。
这是彭玉兰第一次见到伯伯彭德怀，真正站在伯伯面前时，她却感到一丝拘束。彭德怀简单问候后，强调读书的重要性，也提醒她不要因为自己的身份而懈怠。
10月，彭德怀临行赴朝前夕，他心中已做好战死沙场的准备。在战前，他为每一位自己收养的孩子开设了银行账户，存入100元。
他并没有告知彭玉兰真实的行程，只是在次日清晨将她送到华北小学门口，说了一句：“孩子，你去上学吧，我还有事，就先走了。”那时的彭玉兰还以为伯伯只是去忙公务。
彭玉兰非常珍惜读书的机会，从苦难的童年一路走来的她比同龄人更懂得学习的重要性。三年内，她连跳几级，完成小学课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师大女附中。
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彭德怀返回北京。由于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经常出差，家里显得冷清。
为了让家中多些生气，彭德怀便让彭玉兰从寄宿改为走读。对于这个决定，彭钢一开始并不愿意，她更喜欢学校那种活泼的氛围。
家人轮番做工作，她始终不肯妥协。直到某天，她突然提了一个条件：“如果要我走读，那就给我买一辆自行车。”让她意外的是，一向节俭的伯伯竟然爽快答应了这个要求。
不久后，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出现在她面前，她每天骑着它上下学，珍惜无比。
彭钢与彭德怀之间的感情愈发深厚。每次她写作文，伯伯都会在旁认真观看。偶尔看到老师的评语中夸赞彭玉兰有写作才能，他却摆摆手笑道：“这小孩子，能有什么写作才能！”话虽如此，却难以掩饰骄傲。
彭德怀对侄子侄女们的严格要求也是出了名的，在他眼中，亲情固然重要，但原则更不能动摇。
1957年，二姐彭爱兰临盆的时候，她丈夫正在外地出差，孩子随时可能出生。
那时候，家里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去医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彭爱兰一度想打电话向伯伯求助，希望用一下他办公室的小车，但想到伯伯平日里对家人严格的要求，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她知道，伯伯从不允许家人使用公家的车辆，也不允许家人因私事影响工作。最后，她忍着阵痛叫来一辆三轮车，自己扶着车边，一步一步挪了上去，然后赶往北京公安医院。
她在路上摇摇晃晃地坚持，最终顺利抵达医院。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侄子彭康志的婚礼上。
1961年，彭德怀回乡调查期间，正巧赶上侄子彭康志的婚事。家里人一开始想着，这场婚礼既然遇上伯伯在家，应该能办得体面一些，于是有人提议用小轿车去接新娘。
但彭德怀听说后，当即制止了。他明确表示，小车是公家的资产，绝不能为了私事动用。他说，婚礼应该从简，铺张浪费不仅会损害家庭的形象，更可能让老百姓觉得彭家脱离了群众。
他的态度非常坚决，家里人也不敢再提这件事，最终婚礼还是以最简朴的形式举行。
彭德怀对于他们的衣食住行，他常常强调要朴素节约。他们的衣服大多是补丁摞补丁的旧衣裳，饭桌上的饭菜也是家常简单的米饭和蔬菜。
即便是这样，彭德怀还经常告诫他们不能浪费粮食，碗里的每一粒米都要吃干净。他不允许家里的孩子养成依赖的习惯，更不允许他们借着彭家的名义获得任何特权。
1955年，彭玉兰兴冲冲地跑回家，手里攥着学校给她的信。信里说明，作为烈士子女，她可以继续享受供给制待遇，国家将承担她的学费。
她将信递给伯伯彭德怀，彭德怀接过信，细细看了看，说道：“你上学，我应该管。”随后，他提笔在信上写下了一句话：“不要国家供给，由我负担。”
之后，彭德怀用自己的薪金一直供彭玉兰上学，直至她大学毕业。
在彭德怀的熏陶下，彭玉兰逐渐树立了一个小小的梦想：长大后从军报国。
1956年，当时我国颁布了第一部兵役法，其中对女兵的招募有严格限制。她看到法条后，忿忿不平，跑去找彭德怀质问：“伯伯，为什么只招男兵，不招女兵？这兵役法不公平！”
彭德怀笑着解释道：“女孩子生理特殊，当兵打仗不方便。”
她反驳道：“什么不方便？古代的花木兰不也是女的吗？”几天后，她遇到了周恩来，又不甘心地“告状”说：“为什么不让女孩子参军？这还叫什么男女平等！”
周恩来也笑了，说：“你这小丫头，可真是厉害！”
1958年，彭德怀在西安电讯工程学院视察后带回一个好消息：“这个学校招女学员，这下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听到这个消息，彭玉兰激动地说道：“我考得上就上，考不上就不上，不会靠你！”彭德怀听后十分欣慰。
1959年，彭玉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安电讯工程学院计算机专业。这一年，她正式将名字改为“彭钢”，决心成为一名如钢铁般坚韧的人民战士。
临行前的那个晚上，彭德怀把一只深黄色的小皮箱递给她：“我看你的东西不多，就带上这个小皮箱吧！我出国的时候总带着它，看来我再也不会出国了，你拿去用吧！”
彭钢鼻子一酸，忍不住眼眶湿润。彭德怀语重心长地叮嘱道：“这次离家到西安上大学，又是参军，也就是进入社会了。你决不要因为我的问题对党有任何不满。要相信党，到了学院，要争取入党。”
大学毕业后，彭钢转业到北京汽车修理公司工作。此时，彭德怀已从中南海永福堂搬到北京西郊的挂甲屯吴家花园。
尽管如此，他依然如父亲般照顾彭钢。
每次彭钢上班前，他都会早早起床，为她做早饭，然后敲响房门。吃完早餐后，他总是坚持送她到公交车站，晚上则会提前等在站台迎接。
在汽车修理公司工作期间，彭钢体重不到40公斤，但她性格要强。按照公司规定，她可以领取一笔丧葬费和互助基金，但她始终没有去领取过一分钱。
1974年10月23日，彭钢带推开了伯伯彭德怀病房的门。病床上的彭德怀已经形销骨立，身上穿着一件灰旧的毛衣，那是1962年彭钢亲手为他织的。
彭钢已经泪流满面，颤抖着唤道：“伯伯……”
病魔的折磨让彭德怀显得异常虚弱，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断断续续地说出了几句话，他告诉侄儿和侄女，自己这一生已经没有什么能再奉献给党和人民，唯一剩下的就是自己的身体。
他提到，希望自己死后能被解剖，把身体献给医学和科学，为人民做最后一点贡献。
停顿了一会后，又继续说道，自己的骨灰，希望能够和他们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弟弟们葬在一起。他提到两位弟弟是革命烈士，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他怕玷污他们……
听到这句话，彭钢强忍泪水答道：“伯伯你放心，我一定会办到！”
几天后，彭德怀的病情急剧恶化。10月27日，他陷入了浅昏迷状态。彭康白、彭钢和彭梅魁三人轮流守护在病床旁。他们低声呼唤伯伯的名字，但彭德怀已经无法睁开双眼，也无法再发出任何回应。
11月29日下午2时52分，彭德怀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76岁。
1978年，彭钢决心为伯伯讨回公道，她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整理材料上。每一段文字、每一处细节都反复修改，不知道改了多少遍。
为了保持清醒，平日从不抽烟的她竟在一夜之间抽完了一整盒香烟。
经过数月的努力，一份长达二十多页的申诉信终于完成。她寄出了信，心情如同被压上了千斤巨石，既焦虑又充满期盼。
彭钢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应。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平反，并于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举行了追悼会。全国各地的领导人、革命老战士以及无数群众代表前来送别。
在彭德怀去世后的几年里，他的骨灰一直被安放在北京，但彭刚一直惦记着伯伯的遗愿。
1996年，距离彭德怀去世已过去22年。彭钢再次提笔，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这一次，她请求将伯伯的骨灰移回家乡，与他的两个弟弟合葬。
由于原来的墓地空间不足，最终在中央军委和中组部的批准下，决定在彭德怀弟弟们墓地的旁边，另辟一块墓地，安放他的骨灰。
1999年，彭德怀最后的心愿终于实现了。12月28日，彭钢和家人一起，将伯伯的骨灰送回家乡。这位经历无数坎坷的英雄长眠于青山之下，与亲人相伴。
1979年8月18日，彭钢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右手高举，庄严地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990年，总政治部成立中央军委纪委，彭钢先后被任命为副部长、部长，最终担任中央军纪委副书记。在她的军旅生涯中，正直与无畏是她始终不变的品格。
军中上下对她的评价也格外一致，“军中女包公”的称号由此而来。她对军中纪律的坚守，无论是下属还是同僚都敬畏有加。
1991年，中央授予她少将军衔，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九位女将军，并以“第一位女将军部长”的身份载入史册。
2014年，彭钢因癌症病逝，享年74岁，她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和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