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跨境项目进展如何？美债收益率上行是否会导致资本撤离中国市场？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对中国市场会有哪些影响？如何规范“彩礼贷”等变种贷款？如何应对房地产债务等金融风险？如何应对制造业投资低迷状态？

4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桂平、研究局局长王信、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出席国新办发布会，并对上述社会热点话题进行回应。

企业中长期贷款不断攀高，但制造业投资却是持续低迷的状态，造成这一分化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邹澜表示，制造业投资低迷现象存在多方面原因。

一是受外部经济环境和疫情影响，制造业企业的流动资金紧张，贷款主要用于满足流动性资金需求，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投资信心还有待恢复。

二是与产业结构调整有关。高技术制造业的投资增速比较快，但在整个制造业里所占比重还比较有限。

三是制造业企业向轻资产方向发展，自身投资需求发生变化。制造业企业厂房设备由购买改为租赁，共享制造新业态也在逐步发展，这使得企业对投资的需求跟以前也发生较大变化。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从而明确了货币政策框架的“锚”。“十四五”期间在健全现代货币框架支持高质量发展方面央行有哪些考虑？

孙国峰表示，货币政策要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的最终目标，“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货币币值稳定有对内和对外两方面的涵义，对内的涵义需要保持物价稳定，必须管好货币总闸门。

近年来，人民银行推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明显提升，作为信贷市场的基准利率，LPR发挥了调节信贷供求，进而影响货币供应的重要作用，保持LPR在合理水平有利于稳住货币供应的“锚”。

孙国峰认为，LPR既是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的重要一环，也是货币供应调控机制的关键组成部分。LPR基于政策利率报价形成，人民银行通过完善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为短期政策利率和以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为中期政策利率的政策利率体系，引导以DR007为代表的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为中枢上下波动，健全从政策利率到LPR再到贷款实际利率的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和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形成有机整体，共同构建了现代货币政策框架。

此外，他表示，货币币值稳定对外的涵义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为此要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强跨境资本宏观审慎管理，引导社会预期，把握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

央行与香港金管局共同推动的“数字货币”跨境项目进展如何？

王信表示，我国数字人民币的设计主要是用于国内零售的支付，但在条件成熟时，如果市场有需求，利用数字人民币进行跨境交易，也是可以实现的。

前期，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与香港金管局就数字人民币在内地和香港地区的跨境使用进行了技术测试。王信指出，这是人民币试点的一次常规性研发测试工作。在国内，数字人民币在多个地区正在试用，与此同时，也在与香港金管局一道合作，在跨境使用方面进行一些技术测试。

近期，在国际清算银行香港创新中心的支持下，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和香港金管局、泰国中央银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联合发起了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研究项目。

王信强调，这一研究旨在探索利用分布式账本技术实现央行数字货币对跨境交易全天候同步交收（PvP）结算。央行数字货币在国际上是一个热点话题，很多央行在进行研究和探索，不同的央行之间也有类似的合作项目，人民银行也在探索数字人民币的可行性。

近期，美债收益率出现上行，一度突破1.75%，推动美元升值，受此影响，部分新兴经济体债务偿付和再融资风险上升，货币贬值压力加大。美债收益率持续攀升，是否会产生溢出效应？

2020年我国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去年2月到4月，我国采取了力度较大的应对措施，5月以后货币政策操作回归正常，既有力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又没有搞“大水漫灌”式的过度刺激。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国债收益率水平在那个时候回升后一直保持平稳，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成为常态，发挥了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因此，无论是去年美联储推出大规模货币刺激措施，还是未来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都是比较小的。”孙国峰强调。

孙国峰表示，在近期全球金融市场特别是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的情况下，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目前在3.2%附近，较前期还有所下降。我国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正在显现。

“下一步，关键是把自己的事办好，货币政策要稳字当头，保持定力，珍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同时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形势变化，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以我为主开展国际宏观政策协调，保持好宏观政策领先态势，我们也乐见其他经济体寻求回到正常货币政策，这将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孙国峰说。

邹澜表示，过去三年，金融风险总体趋向收敛。我国金融风险是多年长期积累形成的，是体制性、机制性、周期性和行为性等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尤其当前疫情影响不确定性较大，宏观环境依然复杂严峻，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比较大，外部冲击引发境内金融市场波动，股市、债市和大宗商品市场面临振荡的风险，少数的大型企业集团目前还处在风险的暴露期，中低资质的企业还面临融资困境，债务违约的风险比较高。部分热点城市房价上涨的压力仍然比较大，高杠杆的中小房企的债务违约等潜在风险也是值得持续关注的。

面对这些风险，邹澜指出，下一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进入常态化的阶段，金融管理部门还将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全力做好存量风险的化解工作，同时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建设，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体系，提升金融风险防控的前瞻性、全局性和主动性，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经济持续恢复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我们感觉中国的债券市场还是表现出了比较强的韧性和一定的避险特征。”邹澜表示，债券市场在不断开放情况下，我们对债市运行情况一直保持密切关注。过去，中国债市发展较快，现在余额已达到118万亿元，规模上居全球第二位，债券品种比较丰富，交易工具比较齐全，市场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随着对外开放，我们借鉴国际市场的规则，对债券市场的交易、结算机制不断完善，为境外投资者提供了更加友好、便捷的投资环境。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2月末，境外机构在境内持债规模达3.7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62%。

邹澜指出，境外投资者主要是央行、主权基金等中长期配置型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比较稳定。另外，外资持债占债券市场的比重并不高，现在为3.1%，这跟国际的成熟市场相比较低。下一步，还会积极完善相关政策制度安排，持续推动债券市场对外开放。

近期，中小银行被曝出“彩礼贷”、“墓地贷”等消费贷变种模式，引起社会热议。

邹澜认为，个别银行打着所谓金融创新的旗号，挑战社会痛点，引导居民过度负债，触及社会公序良俗的底线，脱离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职。但同时，这类贷款本质其实就是居民消费贷款，通过制造噱头的方式来宣传获客，这也反映出部分中小银行自身服务能力的不足以及金融发展面临的一些困境。

“尽管是个别银行，我们觉得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邹澜指出，针对这一问题，央行将继续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调整优化信贷结构，把资金更多地投向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分。

此外，人民银行会配合银保监等部门对中小银行的产品创新和业务准入实施有效的监管和指导。支持银行在风险可控、审慎合规的前提下结合实体经济的实际需要来创新针对性的产品服务，对于有悖公序良俗、与国家大政方针背道而驰的做法，及时予以纠正。

另外，多措并举切实提升中小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让中小银行做到能贷、愿贷、会贷。

刘桂平表示，目前已经会同相关部门出台专项金融政策支持区域发展，涉及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建设等。另一方面，我们正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关于金融支持成渝双城经济圈发展以及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的有关政策举措，相关工作正在推进。

刘桂平强调，人民银行会按照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根据国家已经明确制定的区域发展战略来有效履行央行职能，把区域发展战略支持好并推动其有效落地落实，特别是有效推动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形成，更好造福于中国人民，也更好惠及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