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根据国情提出的“计划生育好，国家来养老”，到如今中国现已步入全面人口老龄化社会，养老压力越来越大。年轻人当中，生育意愿持续低迷，新生儿数量屡创新低。这种状况让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得不一再调整，从“全面二孩”到“三孩”政策接连推出，试图挽回生育趋势的下滑。

尽管相关鼓励政策不断出台，生育率依旧难以提高，反而呈现出更加低迷的态势，这不仅对人口结构带来影响，更为国家的未来发展埋下隐患。可以说生育率问题正成为摆在我国面前的一道棘手难题。

因此，国家不得不出重拳，出台更具吸引力的鼓励生育的措施。最近，专家们提出了多项催生“三孩”的建议，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然而，年轻人是否会因此转变观念，积极拥抱多孩家庭？那么，目前我国生育率到底走向何方？究竟是什么因素让年轻人对生育心存顾虑？未来，国家还会推出哪些创新措施，公众对此又会持何种态度？一连串问题亟待解答，未来更充满未知。

一、中国生育率：从“婴儿潮”到“生育荒”

新生儿生育率的稳定增长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社会安定、生活条件逐渐改善，民众的生育意愿也水涨船高，造就了我国数次人口的迅猛增长。

我国新生儿在上世纪出现过三次显著的“婴儿潮”高峰期。分别为1950年至1958年每年新生儿数量分别高达2077万人，1962年至1975年每年新生儿数量分别高达2583万人，在1971年调查显示全国总人口达8.52亿，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高达30.7‰和23.4‰。1981年至1997年每年新生儿数量分别高达2206万人。在“婴儿潮”时期人口的快速膨胀，带动了我国社会发展的繁荣局面，但随着时间推移，人口无节制的增长也开始超过生产力的承受限度，。因此，国家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并把这项计划作为基本国策，提倡优生、少生，从根本上控制人口增速。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升，在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下，新生儿出生人数被控制在每年1000——2000万人之间。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计划生育的“弊端”逐渐显现——早期受政策影响的群体步入老年，社会以及家庭的养老负担日益加重，中国的人口结构开始出现“倒三角”形状，老龄化问题逐步显现。

因此，11年在部分地区试点二孩政策，16年则全面放开二孩，这一政策的调整确实在短时间内带来了新生儿数量的增长，16年新生儿数达到1786万人，创下新世纪以来新生儿的一个高峰。然而，这一增幅并未维持，反而逐年下降：18年新生儿数量降至1523万人，而到21年则骤降至1062万人，22年更是首次跌破至956万人——一个历史性的新低。

到去年也就是23年，我国新生儿数量进一步减少，新生儿出生人数仅为902万人，尽管预测24年可能略有回弹，但依旧在千万以下。更令人意外的是，大家预计龙年会出现“生育潮”，但根据新生儿建档数据，这一“龙年新生儿潮”也并未出现。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生育率如此持续性下滑？为应对这一问题，我国采取了哪些提升生育率的政策？政策推出后，又为何会引发广泛争议？这些问题不禁令人深思。

二、探究中国生育率低迷的根源

新中国的生育率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低迷时期，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主要可以归结为生活压力与年轻人思想观念的转变两个方面。

首先，日益严峻的生活压力显然是压制年轻人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回望上世纪，尽管如今的生活条件比上世纪有了质的变化，但人们的婚姻要观念却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的“四大件”已不再是婚姻的标配，如今的“两大件”——车子、房子就能高达上百万，这高额的费用让多人望而却步。

而如今，在房地产市场和社会舆论的双重影响下，购房成为现代人迈向婚姻的必要条件。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人们也纷纷迁往有着教育、医疗、生活资源更加优厚的一二线城市，虽然推动了社会的经济发展，但也无形中加重了年轻人及家庭的负担。要娶妻生子，买房几乎是“门票”，这意味着需要承担数十万元的贷款，这不仅掏空了家庭数十年来的存款，也让年轻人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

此外，彩礼的攀比更是让婚姻的门槛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养育孩子的成本也在悄然上升，教育的内卷化使得课外培训几乎贯穿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许多家庭因无法承受育儿的重负，心有余而力不足，面对国家的二胎、三胎政策，无奈地选择放弃。再加上世界经济的持续走低，众多行业陷入困境，许多年轻人下岗失业找不到能支撑这笔开销的工作，持续变高的生活成本，使得年轻人的生育的意愿也随之迅速下降。

第二个因素则是年轻人生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进入新世纪后，西方文化犹如“舶来品”，使得“个人生活”主义愈发盛行，我国也由此出现了许多“丁克家庭”。在生活成、医疗、教育不断提高，尤其是孩子的教育费用占据大头且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躺平”——不交际、不谈对象、不生育，独自生活在自己的圈子中，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国生育率的持续下滑。

然而，过低的生育率对于国家的未来发展无疑是不利的，劳动力的短缺将会对经济构成严重不安定。为此，我国已出台一揽子增加新生儿出生率的政策，试图鼓励群众生二胎、三胎，专家们也提出了诸多“良策”，却引发了群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广泛争议和讨论。

三、生育激励新策引热议：继承权挂钩三胎

在这个多元化发展的时代，“躺平一族”悄然兴起，他们对传统生育观念持保留态度，让国家的生育热情遭遇了一定的挑战。为了重新点燃这份热情，专家计划从继承权入手，提出了一项建议：若年轻人不生育，或将失去继承父母遗产的权利。这一石破天惊的提议，瞬间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热议，很多民众对此表示震惊和诧异。

有人直言并表示强烈反对，这建议跨越了权利的边界。毕竟，在我国的法律中，继承权是每位国民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权益，它与生育权应并行不悖，各自独立。将两者强行捆绑，试图以此推动二胎、三胎政策的落地，无异于对个人权利的粗暴干涉，让人不禁摇头叹息。然而，也有声音认为，尽管这建议略显激进，但它如同一剂猛药，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除了这颇具争议的提议，两会上的委员们也纷纷献言献策，寻求更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解决之道。有人建议：按家庭生育子女数量进行财政补贴，以此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武汉地区已经率先垂范，对三孩及以上的家庭给予了实实在在的经济补助，每个孩子每年可享万元补贴。绍兴、杭州、安康等29个地区紧随其后，纷纷出台了类似的补贴政策，按照“一孩不补、二孩少补、三孩多补”的原则，为多孩家庭减轻了负担。

此外，专家们还提出了另一个意见：对多孩家庭的个税和社保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减免。毕竟，在经济压力日益增大的今天，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无疑是提高生育意愿的有效途径之一。

然而，生育率的下滑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职场中对女性的不公平对待，也是不可忽视的“罪魁祸首”。许多企业因担忧女性职工休产假而影响运营，对女性求职者设置了隐形门槛。这不仅让适育女性因担忧事业前景而推迟生育计划，也让女性在孕期难以得到应有的关怀和照顾。因此，对职场女性的权益，尤其是私有企业的职场女性的权益更应该受到相关部门的维护。我们需要为女性职工提供更加公平、友好的工作环境，同时赋予男性职工陪产假的权利，让他们能够陪伴妻子共同度过这段特殊的时光。只有健全的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育率下滑的问题，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在爱与关怀中迎接新生命的到来。